作者|谢明宏
编辑|李春晖
时至中元节，各种禁忌怪谈也顺带获得了“生命力”。
有网友发自家楼下河对岸，摆了几个灰泥娃娃，身上还缠着红绳，问大家这是什么。得到的答案估计能帮他省点空调电费，“这是婴灵，是寄存夭折婴儿和小孩魂魄的，最好别碰也别看。”看《新僵尸先生》的记忆疯狂攻击硬糖君，里面的Boss灵婴可是林正英都没法收服的狠角色。
但说真的，这种古典主义恐怖几乎快和莲蓬鬼话一起湮没在历史长河了，形式与内核都很少再推陈出新。取而代之的则是短视频上大行其道的AI“模拟恐怖”——通过模仿老式电视、录像带等模拟信号媒介，来营造恐怖氛围的视频创作类型。
一档看似正常的儿童节目，在播放过程里突然出现信号干扰，雪花屏闪过几秒后恢复正常。但主持人的表情却变得像诡异的伪人，说着奇怪的话，露出卡顿的微笑……幸亏模拟恐怖是近些年的产物，要是千禧年就有，硬糖君能拿起板凳打砸电视机。
法斯宾德有部电影叫《恐惧吞噬灵魂》，和电影内容无关，硬糖君一直觉得这名字真好，什么才是触及我们灵魂深处的恐惧？从“模拟恐怖”的流行看，我们最熟悉、最依赖的媒介本身成了闹鬼的容器。
新时代的恐惧不再寄居《聊斋》里的荒村古庙或《世界奇妙物语》中的都市怪谈，而是潜入旧档案、电视屏幕、医院录像这些媒介空间。带点童年创伤，带点莫名乡愁，唤醒了一种对日常生活的失控感——常识不可靠，权威不可信，人类不可辨。
当日常成为异度空间
如今从事新媒体的硬糖君，小时候几乎对电视这种旧媒体言听计从。在缺乏其他信息媒介的情况下，几代人都潜移默化地觉得电视台是权威的、可信赖的。而模拟恐怖最核心的武器，就是对这种日常秩序的精准捣毁。
《静兰社区》的开场极为简单，观众作为第一视角的电视观看者，开始浏览“旧沼电视台”的深夜节目单。前面节目还正常，可凌晨1点那栏写的却是“请关闭电视”。而这一行节目的下面好几行，又变成了“请打开电视”，后者的字体、颜色比前者更加醒目。
这时候，作为观众的我们其实已经隐隐觉得不舒服了。电视台前后矛盾的指令，不仅让人困惑，更剥夺了“手握遥控者”最基本的判断权。电视本是极具可控性的娱乐工具，此刻它竟然倒反天罡指挥用户“关闭”和“打开”，成为了发出命令的主体。我们无法判断服从哪条指令更安全，因为任何选择都可能通向陷阱。
《A市春节联欢晚会》则挪用春晚这个全民团圆符号，在本该阖家欢庆的录像里，把信号畸变和画面扭曲之外的灾难事件给隐藏起来。在欢乐的基调下，节目组和表演嘉宾都在兜售“私货”。导演吴岁要求观众“用敲门声替代爆竹烟花”，相声则劝大家“过年呐，家里只有三口人也得摆四张椅子”，捧哏问为啥，逗哏说“来的都是客”。
这些奇怪的要求，似乎都在暗示A市春节联欢晚会正在迎接某种邪祟的到来。联欢晚会滥用了它的公信力，这就让观者处在莫名其妙地被操控感中。家里那台普通的电视机，此刻已从娱乐工具变成了入侵家庭这个安全空间的缝隙。
越南模拟恐怖《APTV》更将这种失控推向极致，一台电视反复播放各种诡异节目。《哆啦A梦》警告观众“鬼魂是可怕的东西，如果在房子里遇到他们，快跑快跑快跑！”接着是一档访谈节目《甜蜜的家》，长得像侯佩岑的女主持采访兰女士如何经营家庭，兰女士却避而不答反而告诉观众，“如果有人说跑，你最好立刻就跑。”
电视反复在节目里暗示观众“跑”，这似乎证明它具有某种预警意识。电视不再是信息窗口，它成为了怪物凝视观众的通道。《APTV》系列中操控电视信号的鬼叫“伪神翁”，他甚至会安排中国少儿节目让两个玩偶唱“我想死”的歌，并骗越南儿童这是“我爱你”的意思。笑死，俺们中国人可不上这个当。
社会学家安东尼·吉登斯曾指出，现代人的安全感建立在日常生活的“可预期性”上。当我们相信电视台会播放正常节目、社区是栖身之所、家是你不邀请别人就不能进来的空间时，我们才能作为一颗螺丝钉正常运转。
模拟恐怖恰恰摧毁了这种心理预期。恐怖不需要破门而入，它可以顺着雪花噪点，侵入最私人的居家空间——不过，如果它是从手机里爬出来，刚出来时候应该很小很容易对付吧？
伪人露伪，AI讽真
日本机器人专家森政弘在上世纪70年代提出的“恐怖谷效应”，可以解释为什么AI制作的模拟恐怖如此吓人。当类人物体的拟真度接近人类但存在细微差异时，观察者就会产生厌恶或恐惧情绪。
AI生成的面孔，天然就具有这种“细微差异”。在《何宗平生日录像》中，一群人在宴会厅里喜气洋洋给老爷子过108岁大寿。奄奄一息的老爷子，和春风得意的祝寿者形成鲜明对比。摄像机镜头作为第一视角，缓缓揭开了生日宴背后的秘密。
桌布下的老爷子下半身，藏着很多电线。镜头拍到此处时，大姐慌张掩饰“拍老爷子，别拍线”。集体合影时更夸张，以老爷子为中心，红毯上密密麻麻都是线。祝寿者每个人的胸前贴着心肝脾肺肾等器官标志，吹蜡烛时老爷子连吐气都做不到，是由一位胸口贴着肺图案的女士完成。此前还有人对镜头说：“以后都不用换爷爷了。”
这部短片的隐喻是很明显的。那就是现实中为了维持上位者利益，不惜系统性吸干底层年轻一代的残酷现象。后来，何宗平不仅吸家人的寿命，更入侵了整个城市系统，让整个城市来维持其不死不灭的赛博生命。
《育槐中学》则是控诉应试教育对人性的异化。领导为了冲击省重点，不惜启动“转化机制”，成绩未达标和影响升学率的同学都会被清除。当观众随着主角推开那一扇猩红的大门，血色昏暗的滤镜里是一张张毫无生气的面孔。
女主周静笛在男同学高磊的保护下，成功从这场浩劫幸存。高磊却不幸在摧毁一切的业火中灰飞烟灭。短片最后把镜头切回高磊给静笛的道歉信，内容是“我这就去跟魏老师说，把名额还给你。”不愧是我们的“衡水式情书”，把保送名额让给你是最动情的告白。
《A市人民医院》堪称对电视时代假广告反讽的集大成者。“组织缺损怎么办？A市医院找王主任。”王主任身穿白大褂，身上的光打得像要立刻升天堂。这段广告穿插在医院的档案录像里显得尤为精妙，所谓的组织缺损并非医学项目，而是贩卖器官的黑色产业。
该医院经常给病患注射激素，将其转化为猪型怪物。而档案中恶人却踢到铁板，遇到了有龙族血脉的病患。病患注射激素后没有变猪，反而唤醒血脉长出龙鳞和尾巴成为龙君。他给王主任下达精神指令，在马赛克背景中对方不断用头撞墙直至短片结束。
模拟恐怖中的这些“伪人”，折射的是数字时代的信任危机。怪物可以被识别被驱逐，而潜伏在日常生活中的伪人却相当隐蔽。她们可以是同学、家人、老师甚至是医生这样具有足够社会信任的专业人士。
都市传说之死
模拟恐怖为何大行其道？恐怕因为创作者们最清楚，当下已经无法产生“新鬼”了。唯有低分辨率的电视信号、VHS录像带的模糊、老旧公寓的阴暗走廊，才能完成对恐惧的集体召唤。
今天的社交媒体，连灵异故事都失去了创新力。正如开篇提到的段子，只是在反刍过去的传说。
而在80、90后的童年，伴随着城市化的脚步，诞生了大量都市传说。北京375公交、成都95年僵尸事件、广九铁路广告闹鬼、哈尔滨猫脸老太太……从北到南，每个城市、每个校园都拥有自己的鬼故事。其中北京公交事件，还作为两岸文化交流项目被那英在湾湾综艺《玫瑰之夜》里讲述。作为礼尚往来，对面估计只能祭出“红衣小女孩”了。
为什么八九十年代是都市传说高发期？这是可以从媒介角度阐释的。在没有高清监控的年代，大量地方事件和民间传闻只能依靠电视报道、报纸刊载、口耳相传。原本就扑朔迷离的事件细节，解释权完全落在了传播者手里。添油加醋是常态，以讹传讹更是标配，问就是“听家里老人说”。
在电视普及、社区成型、学校大量落成的八九十年代，不仅形成了许多人童年的记忆锚点，还反映了对城市景观快速变化的恐惧。硬糖君小时候最常听到的校园传说就是，学校以前是坟山乱葬岗，修学校是为了用阳气镇压阴气。后来一上网，发现全国中小学都有类似污名。乱葬岗何其多耶，中小学何其多耶，吾不知二者其孰多耶！
还有著名的人力车夫、出租司机半夜从迪厅、酒吧接人，对方给了百元大钞不让找钱，第二天发现是冥币的故事。这个模板现在不方便沿用的原因显而易见，手机支付可没法用冥币糊弄。
不但是高清记录杀死了比赛，人们的消费媒介变化也让都市传说胎死腹中。早年间的悬案无数，正是侦查手段局限所致。而到了2020年，“痛失爱妻”的许国利甚至无法瞒过因疫情赋闲在家的网友。“眼睛往下看，说谎的表现”、“建议查水表”、“楼顶水箱和化粪池都要看”。倒推30年，这很容易被包装成“妻子神秘消失”的悬案。
传统鬼怪的生存土壤已经消失，但人的恐惧不会就此消亡。鬼只是换了地方住，从以前的荒山古宅搬家到了旧录像带、老电视机、医院档案里。叫硬糖君说，地铁电视和电梯电视也是不应该放过的场景呢！至此，恐惧不再源于未知的自然力量，转而拥抱我们对系统本身的不信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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