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天下午的阳光很刺眼。
我捏着一张泛黄的汇款回执走进银行，说要注销一张十几年没动过的卡。
柜员是个年轻姑娘，敲了几下键盘，眉头越拧越紧。
她抬头看我，眼神有些奇怪，说这张卡里有一笔转账，还有一段附言。
我愣了一下，说不可能，这卡早就空了。
她把屏幕转过来，我看到那行字的瞬间，手里的包带被我攥得发白。
那笔钱，那笔我恨了十几年的钱，原来早就还回来了。
01
那天的记忆我到现在都记得很清楚。
父亲临终前三天，在病床上签了一张转账单，把一笔钱转到我名下。他握着我手，声音哑得几乎听不见。
“这是你最后的底气，不到万不得已，不要动。”
那是160万。我在他床边守了三天，看着他一点点没了气息。
那是我这辈子最后一次握他的手。
大概是一周后，樊胜美来找我。
她穿着一件灰扑扑的外套，头发没怎么打理，眼睛下面一片乌青。
她站在我门口，踌躇了很久才开口，说能不能借我一笔钱。
我问她多少。她说160万。我手上动作停了一下。
她开始语无伦次地解释。
她查出了肾病，医生说换肾还有机会，手术费加后续治疗差不多160万，她攒了这些年，离这个数字还差得很远。
她妈妈身体也不好，弟弟又不成器，她不知道还能求谁。
我看着她。她在我面前从来没这么狼狈过。
22楼的时候，她是那个最精明的樊胜美，谁都算计不过她。
可那天她蹲在我家门口，连抬头看我的力气都没有，就那么蹲着，像一截被抽空了的木头。
我把她拉起来，说钱可以借她，不用打欠条。她瞪大了眼睛，说那怎么行。我说你说了三年内还，你要还不了，我就当赞助你换肾了。
那笔钱我只留了三天，就转给了她。第四天开始，我的手头就有点紧了。公司的账面上没那么多余钱，父亲的丧事又花了一笔。
那阵子我变卖了一些首饰，勉强撑了过去。刘敏儿当时劝我说，曲总，你何必呢，她有没有那个本事还你钱还两说。
我没说话。我只是觉得，樊胜美虽然精于算计，但她说走投无路的时候，眼睛是真的。
那是我最后一次觉得她是个可信的人。
樊胜美拿了钱之后，头一个月还跟我通过两次电话。
一次是告诉我她已经在医院排队了，肾源还在等。
一次是问我最近好不好，说她听说了我父亲的事，说等她好起来请我喝酒。
我说行，你欠我一顿酒。
她笑了一下，说，不止一顿。
那之后就没动静了。
电话打过去，关机。
再打，空号。
我起初以为她是出了什么事，后来托人一打听，她在老家的房子也空了，人就跟凭空蒸发了一样。
我在那段时间里一个人想了很多。我想她那些哭诉是不是编的，她那些伤心的眼神是不是演的，我是不是被当成了一颗棋子。
又过了一个月，我听说她并没有去医院住院。我查了汇款记录，那笔钱确实被她取走了，但去向不明。她没去做手术，也消失了。
我那时候觉得特别荒唐。
我把自己最后的底气给了她，她给我留下的只有一张汇款回执和一声不吭的消失。
我恨了她很多年，就这么恨着，恨到后来都分不清是恨她骗了我的钱，还是恨她骗了我的信任。
那笔钱再也没有回来。
十几年就这么过去了。
我偶尔还会想起她，想起22楼那些日子，想起来也不过是冷笑一声。
公司后来慢慢做大了，我也没再为钱发过愁。
但那张汇款回执我一直留着，说不上为什么，像是留着一个证据，证明自己曾经蠢过一回。
那天刘敏儿找我，说公司账面上有点吃紧，她翻旧账的时候发现我有个挂在个人名下的账户，十几年前有一笔大额转出记录，如果账户里还有余额的话，可以暂时拆借过来撑过这一周。
我说那账户早就空了，不用查了。
刘敏儿说，还是查一下吧，银行流水在那儿摆着呢。
我看着她递过来的那张纸，上面的账户号码，是当年我转钱给樊胜美用的那个账户。沉默了一会儿，我说行，我去一趟银行。
去银行的路上我其实没想太多，就觉得该了结一下这笔烂账。我甚至想好了，销完户，就把那张汇款回执一起扔了。
但我没想到，那个账户里会多出一笔转账。
更没想到，转账的人会是樊胜美。
02
柜员小周是个二十多岁的姑娘，笑起来嘴角两边有两个浅浅的梨涡。她把操作界面调出来，手指在键盘上敲了几下，忽然停了。
我站在柜台外面，看她眉头一点一点拧起来，心里有点莫名其妙。
我问她怎么了。她没直接回答，又敲了几下键盘，然后抬头看我，目光里带着一种我说不上来的复杂。她说，女士，这张卡里有余额。
我说，这不可能。那张卡我十几年前就把钱都转出去了，里面怎么会还有钱。
她没有接话，只是把屏幕转过来让我自己看。屏幕上显示的是一个账户余额的数字，我盯着那几个零，一时没反应过来。
160万。
一分不多，一分不少。
小周说，这张卡在十几年前的某一天收到了一笔转账，金额是160万整，之后账户再没有任何操作记录。
我站在柜台前，感觉后背有一阵凉意顺着脊椎爬上来。
这笔钱汇入的日期，是樊胜美失踪之后的第三天。
那时候我打电话找她，电话已经关机了。
我一直以为她带着那笔钱走了，再也不会回来。
可这钱，怎么会在她失踪后的第三天就转回来了。
“附言栏里有一段留言。”小周轻声说，“您要看一下吗？”
我说好。
小周的手指在键盘上按了几下，屏幕上的账户页面切换到一个交易明细的界面。
底部一行小字我凑近去看，只有半句话：“筱绡，如果哪天你来碰这张卡，说明你还在查我……”
后面就没有了。我问她是不是没显示完，她把界面重新刷新了一遍，交易附言那一栏确实就只有这几个字。
我说，后面还有呢？
小周又敲了几下键盘，摇头说，系统里存的就只有这一段，后面的内容可能是当初录入的时候出了问题，已经调不出来了。
她想了想，又说，银行系统里交易附言是有长度限制的，如果当初录入的人没有截断，那后面的内容应该会正常显示。
现在这样，可能是当时录入本身就不完整，也可能是这段话在传输过程中……
后面的话她没说完。
我盯着那半句话，来来回回看了好几遍，心里翻涌着一股说不清道不明的感觉。
我已经有十几年没有这样强烈地意识到樊胜美这个人的存在了。
这几年，她在我的记忆里逐渐变成一个模糊的影子，一个被骗了的象征性符号。
我以为她永远消失了，现在她又用一种我最意想不到的方式出现在我面前。
我让小周把那张转账的详细记录打一份详细的款单给我。
她操作了一下，打印机出口缓缓吐出一张A4纸，上面是转账时间、金额、对方账户名和附言记录。
收款账户是我的卡号，付款账户的户名写的是樊胜美的曾用名。
时间，是我父亲忌日那天。
那天我在做什么，我记得。
父亲去世以后，我每年到了那个日子，都会去墓地待一个下午。
我已经不记得那年的那个下午我是不是去了，但我知道，那天有人把160万转回了我的卡里。
小周问我，这个账户还销不销。我说先不销了，我还有点事没弄清楚。她把卡和存款单递给我，眼神里带着一点担忧，没有多问。
我走出银行的时候，手里的回执单已经被我攥得皱皱巴巴。
太阳还是很大，我站在银行门口的台阶上，有很多念头在脑子里转来转去，一时理不出头绪。
樊胜美还了钱，还留了一段话，但那段话只有半截就断了。
她为什么要用那种方式写留言？
她是算准了我总有一天会来查这张卡，还是她也只是试一试？
她人到底在哪里？
这些问题一个接一个冒出来，没有一个有答案。
03
回家以后，我把那张转账单放在茶几上，坐在沙发上看了很久。
160万，这笔钱在我这里明明应该是个了断，可它反而像一根刺，扎得比以前更深了。
我拿过手机，翻出樊胜美的号码拨了过去。不出意外，空号。我又试着拨了她老家的座机，也是一样的回应。
第二天，我找到了当年22楼的几位旧邻居。
安迪去了国外，不太联系。
关关嫁到了外地，偶尔发发朋友圈。
邱莹莹开了家小甜品店，还定居在上海。
我挑了一个周末去找她。
邱莹莹见到我，先是一愣，然后有点局促地招呼我坐下。她端了一杯柠檬水放在我面前，问我说，筱绡姐，你怎么突然来了。
我说我想打听一下樊胜美的消息。邱莹莹的笑容凝固了一下，然后她低下头，用一种不太自然的语气说她也好多年没樊姐的消息了。
我问她最后一次见到樊胜美是什么时候。
她想了一会儿，说大概是我父亲去世那年的春天，樊胜美来找过她，跟她吃了一顿饭。
我问她那时候樊胜美说了什么。
邱莹莹犹豫了一下，说没什么特别的，就是随口叙叙旧，问了她甜品店的生意怎么样。
我盯着她的脸看了好一会儿，问她有没有隐瞒什么。
邱莹莹低着头搅咖啡杯里的勺子，搅了很久才说，那天樊胜美看起来比以前瘦了很多，脸色也不好，跟她说了几句话就一直在出神。
吃完饭樊胜美塞给她一个信封，说让她帮着留着，如果哪天有人来找她，就让那人拿着这个信封去找一个地方。
我问信封呢。
邱莹莹从包里翻出来一个信封，牛皮纸的，边缘已经磨得起毛了。
我伸手接过来，掂了掂，不是空的。
邱莹莹说，她一直留着，也不知道里面装的是什么。
我当着她的面拆开信封，里面是一张纸条，写了一行字：“柳江县和平路36号，社区卫生院。”纸条背面还有一行小字：“找于世民医生。”
我问邱莹莹，樊胜美之后有没有再来找过她。她摇头说没有。
我没有再多待，出了甜品店，站在路边，看着那张纸条上的地址。
柳江县，那是在广西。
樊胜美为什么会在广西？
她不是去了别的地方吗？
她一个上海人，到那边去干什么？
我脑子里冒出无数个疑问。
回到家，我把樊胜美当年的汇款回执、那张转账单和纸条放在一起，摊了一桌。
我在脑海里把所有已知的信息排列了一遍，拼凑出来的画面依然支离破碎。
父亲去世前，我把160万借给樊胜美。她拿到钱以后消失了。她失踪后的第三天，把钱转回了我的卡里。那个人没有欠我钱，却消失了十几年。
那她为什么要躲着我？我心底升起一个更加模糊的念头，我觉得可能以前我所有想当然的结论，都是错的。
那天晚上我没有睡好。
第二天一早，我打电话给刘敏儿，让她帮我订了一张去柳江县的票。
请假那天刘敏儿问我，曲总，你这是要去哪儿。
我说去查一笔旧账。
她没再追问。她跟了我很多年，知道我在做决定之前不会说太多。我当时也不知道，这一趟去，等待我的会是什么。
04
去柳江县的路不好走。
先从上海飞南宁，再转两趟大巴下县城，一路颠簸了整整一天。
到柳江的时候已经是傍晚，街上的灯一盏一盏亮起来。
我按照纸条上的地址找到社区卫生院，大门已经关了，只有一个门卫大爷坐在传达室里打瞌睡。
我问大爷，于世民医生在吗。
大爷眯起眼睛打量了我一会儿，说于大夫退休了，返聘，每天都来上班，你明天再来吧。
我只好找了一家小旅馆住下来，那晚翻来覆去，几乎一夜没合眼。
第二天一早，我再次去了社区卫生院。
前台护士告诉我，于世民医生上午坐诊。
我在走廊的长椅上坐了大半个钟头，一个满头白发的老人推开门走出来，胸前挂着工牌。
我问是不是于世民医生。
他停下脚步，上下打量了我一眼，说是。
我说我是从上海来的，来找一个人。
我问有没有一个叫樊胜美的女人在这里住过院。
于世民盯着我看了很久，目光里有一种说不清的复杂。他沉默了一会儿，然后说我带你去看个东西。
我跟着他穿过走廊，走到卫生院的档案室。他打开柜子的第三层，翻出一个牛皮纸档案袋，抽出来一张住院病案。他把病案翻到第一页，递给我。
上面写着：患者，樊胜美，女，45岁。诊断：尿毒症晚期。
我握着那张纸，感觉脑袋里嗡了一下。
于世民没有看我，他在旁边的椅子上坐下，缓缓地说樊胜美是几年前来这里的，刚来的时候还在县城一家小公司找了份会计的活。
后来病情加重了，就辞了职，在卫生院附近租了一间小屋养病。
我问她家里人知不知道。
于世民想了很久才说，她有个弟弟，来过一次。
看了一眼没有进来，在门口站了很久，后来走了。
她母亲，她的母亲去世了。
于世民顿了顿，说，在她来柳江之前就去世了。
我脑海里的东西一瞬间全都乱掉了。
她不是自己走的吗？
她不是拿着我的钱逃了吗？
怎么又得了尿毒症晚期？
她母亲什么时候去世的？
她弟弟来过又是怎么回事？
我攥着那份病案，问于世民，她人呢。于世民缓缓把目光移向窗外。那目光让我心里升起了不好的预感。他说，她去年冬天，走了。
那个词在我脑子里炸开。
我站在档案室里，一句话都说不出来。
走了。
于世民说，她走的时候没有什么亲人送，是我和护士帮她办了后事。
骨灰埋在了县城东边的墓地，墓碑是民政局统一立的。
我不知道自己是怎样走出那间档案室的。
只记得我扶着走廊的墙站了一小会儿，于世民在旁边看着我，没有催我，也没有说话。
过了一会儿，我说我想去看看她。
05
墓地不大，在县城东边一片山坡上。
于世民带我走到第三排第七个碑前，停了下来。
碑是灰色的，没有照片。
上面只刻了一行字：樊胜美之墓。
下面还有一行小字：对不起所有被我爱过的人。
我蹲在碑前，伸手摸了摸那行刻字，粗糙的石面硌着指尖。
我忽然发现原来这十几年来我从来没有真正想过樊胜美会死。
我以为她带着那笔钱躲到一个我不知道的地方，过得不好不坏，心安理得。
可现在这个墓碑告诉我，她死了，而且死的时候身边一个人都没有。
我问于世民，她临走以前有没有说过什么。
于世民沉默了一会儿，说，她在我这里住了很长时间，最后一次住院的时候病情已经非常重了。
她不太爱说话，每天就是坐在病床上望着窗外，有时候护士跟她说话，她也不怎么应。
于世民顿了顿，又说我记得她有一次跟我说过一句话。她说，她这辈子欠过一个人一样东西，不知道还清了没有。
我的喉咙像是被什么东西堵住了，半天才开口问，她还说了什么。
于世民摇摇头说没有。
他说，她从来没提过欠的是谁，也没提过具体是什么事。
我总觉得她有心事，但她这个人，不想说的东西，问不出来。
我抬起头看着那块墓碑，心里各种滋味搅在一起。
她是还了我钱，从账面上来说，她欠我的钱确实还清了。
但她这个人呢？
她欠我的那些解释呢？
那笔钱是我父亲留给我最后的底气，她借走了，我从来没有想过她会还。
可她还了，还之后呢？
她没有来找我，没有给我一个交代，没有说一声对不起，什么话都没有。
我问于世民，她有没有留下什么东西。
于世民想了想，说有一间小屋，她租的，退租以后东西还在我这儿寄放了一个纸盒子。
我跟着他回到卫生院，他从办公室柜子最底层抱出来一个纸盒子，纸盒子很轻，外面用胶带封了几圈。
他递过来说，她走的时候嘱咐过，如果有一天有人来找她，就把这个给那人。
如果没有人的话，就烧掉。
我接过纸盒子，在办公室里坐了很久才动手拆开。
纸盒子里东西不多，一只白色的小碗，碗沿有一个豁口。
一叠便利贴，上面零散记着一些数字和日期。
一串钥匙，挂着一个褪了色的塑料牌，上面写着“22楼”。
我拿起那串钥匙看了很久，那是22楼的钥匙。
我记得她搬走那天来找过我，跟我说了一句很奇怪的话，她说这串钥匙留给你吧。
我当时没在意，后来她失踪了，钥匙也被我随手丢进了抽屉。
原来她还留着那串钥匙，一直留着。
我想起樊胜美走之前来找我的那个晚上，她蹲在我家门口，整个人像一支被抽干了的竹竿。
她说她走投无路了，我就把钱借给了她。
我从来没有想过在把钱转给她之后的那几天里，她经历了什么。
我拿起纸盒里最底下压着的那封信。封面上只写了几个字，落款日期是我父亲去世后的第三天。
我握着那封信，手心有点出汗。于世民转身去倒水，留我一个人坐在办公室里，对着那封信发呆。
06
我拆开信封的时候，手指有点不听使唤，草草地撕了一个口子才把信纸抽出来。
信纸是那种最普通的作业本纸，叠了两折，上面有几道水渍留下的皱痕。樊胜美写字一向工整，但这封信上的字却歪歪斜斜的。
“筱绡，你看到这封信的时候，我应该已经不在了。我没脸当面跟你说这些话，写字的时候，也觉得很丢人。你借我那笔钱，我没有拿去治病。我妈在我拿到钱的第三天突然脑溢血，送进医院以后一直在ICU躺着，每天的费用都要好几千。医生问我救不救，我想都没想说救。”
我看到这里，脑子里浮现出她蹲在我家门口的那个晚上。
她说她查出肾病，换肾还能救。
可我从来没有想过，她会为了她的母亲放弃自己换肾的机会。
“我拿着你给我的钱，把她送进ICU，住了十二天。我妈最后还是没有熬过来。她走那天晚上我坐在医院走廊的椅子上，看着那张银行卡，里面已经剩下不到十万。你借我的钱，我拿去救了我妈的命。但我妈还是走了。我弟弟知道以后，说既然妈都没了，那剩下的钱留给他。我知道他想干什么。我没给他。他后来偷走了那张银行卡，取走了里面所有的钱。我找到他的时候，钱已经被他输掉了大半。他说姐，反正你也活不了几年了，不如把钱给我。”
我死死捏着那封信，指甲陷进信纸里。
她得病的那些日子，她妈病倒的那些日子，她弟弟偷走她的救命钱的那些日子，我在干什么呢。
我大概在恨她，恨她拿着我的钱跑了，恨她辜负了我的信任。
“后来我来了柳江，换了一个所有人都找不到我的地方。我找了一份会计的工作，攒了一点钱。我知道我还欠你160万，虽然我拿着这笔钱的时候一分都没有花在自己身上，但欠你就是欠你。我开始一点一点攒钱，攒够一整笔就转给你。但是我每次打开转账界面，都不知道该怎么附言。我写了又删删了又写，写了几个月，最后只写了一段话：“如果你有一天来碰这张卡，说明你还在查我。”但我没有钱。那笔钱我一直攒到最后才攒够。我转给你那天，是你爸爸的忌日。”
我忽然明白那张汇款单上的日期为什么会是我父亲的忌日。
这个日期是她算好的。
她特意选在那天，把她攒了十几年的钱，一笔一笔凑齐，然后汇到了我的账户上。
她用这种方式，把自己心里最后那件事结了。
“筱绡，我这辈子对不起很多人，最对不起的是你。我把你的钱救了我妈的命，我妈还是没了。我没能当面跟你说一声对不起。如果你真的看到了这封信，那就忘了我吧。那160万，是你爸爸留给你的。他现在可以在天上放心了。”
信的最后写了一个日期。那个日期是樊胜美最后一次住院的日子。
我坐在卫生院的办公室沙发上，手里捏着那封信，很久没有动。
于世民把水杯放在我旁边，轻声说我也不知道她具体经历了什么，但我看得出她是那种一辈子都为别人活的人。
她活着的时候，最放心不下的好像就是这笔钱。
她跟我说过两次，说等她攒够了，心里就踏实了。
我问他，她攒这笔钱攒了多久。
于世民想了想说，她来柳江大概六七年吧。
前两年她在公司上班，后来身体不行了就靠做一些零碎的活。
她花钱很省，吃饭都是自己做，一件外套穿了很多年。
她跟我说过，她要攒钱还一个人。
我不知道该怎么形容那一瞬间的感受。
恨意早就被掏空了，剩下的只有一种说不清道不明的酸涩。
一个人为了还我钱，在她这辈子最后的日子里省吃俭用，把每一分钱都攒下来，然后在临死前转给了我。
这件事，她做了十几年。
我站起来，把那封信叠好收回信封。于世民看着我问，你还想去看看其他地方吗。我说，我想知道她弟弟在哪里。
于世民沉默了一会儿，说是听她提过，她弟弟好像在南宁一个工地上打工。
我问他还记得具体是哪个工地吗。
于世民想了想，说记不太清了。
但他告诉我，樊胜美住院的时候，她弟弟来过一次，站在门口没有进来。
我走出卫生院的时候，天已经黑了。
空气里有一股潮湿的泥土味道。
路边的灯把影子拖得很长。
我手里攥着那封信和那串钥匙，从来没有觉得手里握住的东西是这么重。
07
于世民帮我在柳江县城里找到了一位认识樊胜美弟弟的人。那个人姓杨，叫杨根生，在县城边儿上开了一家废品收购站。
我去找他的那天，是个阴天。
废品收购站里堆满了纸板箱、旧家电和生锈的铁架子，院内角落一把躺椅上歪着一个老人，正靠着墙晒太阳。
我走上前问他是不是杨根生。
他睁开眼打量了我一下，说你是哪里的。
我说我是从上海来的，来找一个叫樊胜美的人。
他的表情微微一动，沉默了片刻，坐直了身子，说是她让你来的？
我说她已经去世了，我是来查一些事的。
杨根生低头沉默了很久，从口袋里摸出一包烟，抽出一根叼在嘴上，没点着。
“你是曲筱绡？”他忽然问。我愣一下，说是。
他点点头，说我听她提起过你。我有些意外，樊胜美竟然会跟一个收废品的人提起我的名字。
杨根生把烟从嘴里取下来，慢慢地说我以前不是干这个的。
我以前替人收账。
樊胜美弟弟欠了高利贷，欠了我老板的钱，我上门追过她和她的家人。
我听到这里，心里已经明白了七八分。
他看着我说你是想问，她弟弟是不是拿走了她的钱？
我点了点头。
杨根生沉默了一会儿，说当年樊胜美弟弟赌博输了不少，又把樊胜美攒下来还你的钱偷走了一半。
樊胜美知道以后，跟他大吵了一架。
她弟弟恼羞成怒，把她骗到柳江这边，逼她签高利贷担保，让她替他还钱。
她不肯，跑的时候在雨夜里摔了一跤。
就是那一跤，把她的身体彻底摔垮了。
杨根生说到这里，顿了一下，说后来我也看不过去了，帮她说了几句话，让她弟弟把借条拿走了。
她身体越来越差，也没法工作了，就在街上找一些零碎的活做。
她一直跟我说她欠别人一笔钱，一定要还上。
我看着杨根生，问，她最后一次转账给你的时候是什么情况？
杨根生说那笔钱是她托我帮她汇的。
那时候她已经住院了，下不了床，她把卡给我，说密码是三个数字加三个数字，让我去银行帮她转账。
我问她转给谁，她说转给一个叫曲筱绡的人。
我把钱转了，单子给她带回了医院，她看了一眼，就把单子压在了枕头底下，说这样她就安心了。
杨根生从口袋里掏出一张皱皱巴巴的汇款单回执，递给我。
他说这张单子他一直留着，说不上为什么，就是觉得这钱对她来说太重要了，怕万一有什么事，还能有个凭证。
我接过那张汇款单，看着上面熟悉的账号和金额，还有那行工工整整的附言，正是我在银行看到的那段话的前半部分。
杨根生说，她临终前最后说了一句话。她说，不知道她能不能收得到。我攥着那张汇款单，喉咙发紧，半天才说出一句她收到了。
杨根生点了点头，没有再说话。
风从废品收购站的门口吹进来，卷起地上的纸屑和灰尘。
我站在那里，手里捏着那张汇款单，感觉自己像是站在一个不属于我的地方。
我不知道樊胜美那几年是怎么过的。
一个人住在陌生的县城，没有亲人、没有朋友，身体一天天垮下去，还要偷偷地攒钱还一笔她其实已经用在自己母亲身上的钱。
她明明可以告诉我实情，可以跟我说她已经把钱花在了哪里，可她没有。
她选择了一种最笨的方式，把160万攒回来还给我。
我从来没想过，这世上会有一个人用这种方式对待我。
我谢过杨根生，转身往外走。
杨根生在背后叫我，说还有一样东西。
樊胜美生前住的房子，他帮她退租的时候收拾出来一把钥匙，角落里一个纸盒子。
他说他看了，里面没有值钱的东西，但可能对她来说很重要。
他让我等一等，他去屋里把那把钥匙拿了出来。
那把钥匙很旧了，挂在了一个破旧的钥匙扣上，钥匙扣是一个很旧的塑料牌，上面印着几个模糊的字：22楼。
我接过来的时候，手心有些发颤，樊胜美离开上海的时候，把22楼的钥匙放了起来，但她留了另一把。
时隔多年，她仍然留着22楼的那段记忆。
我问杨根生，她住的地方现在还在吗。
杨根生说，房租到期以后房东就租给别人了，她的东西不多，就一个纸盒子，其余的都是旧衣服杂物，房东当废品处理了。
我看着那把钥匙，把它和那封信一起攥在手心里。
我走了没几步，杨根生又喊了一声。
“姑娘。”他喊了一声。“她说过一句话，你如果有一天找到这里，就告诉你。”
我站住了，回头看他。杨根生站在废品站门口，手里还夹着那根没点着的烟，他说，她跟他说过，你是她最好的朋友。这些年，她没有忘了你。
我站在风里，眼泪忽然下来了。我从来没有想过，在樊胜美心里，我竟然是她这辈子最好的朋友。可我这些年，一直在恨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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