礼堂里挂满了红绸子,六十周年校庆,县一中排场比过年还大。
我坐在最后一桌,椅子靠墙根,桌布连个名签都没有。
郭宏图挤过来,蹲在我旁边压低声音:“兄弟,我问了,他们说你的名签被王校长让人撤了。”
“撤了就撤了。”
“你那两千万不是小数目——”
我端起茶杯喝了一口,茶水涩嘴。
厅门口传来一阵笑声,王海峰正引着几个穿西装的往里走,挨个握手,笑得露出牙花子。
我摸了摸上衣内袋,里面躺着一张叠了三折的旧纸条,边角都磨毛了。
舞台上有人喊:“有请校友罗凯安先生上台。”
掌声哗啦啦响起来。我把茶杯放下,那茶已经凉透了。
01
宴会厅摆了将近四十张桌,后排这一桌人最少,坐的都是一些年头久的退休老教师。
旁边一位头发花白的老师认出了我,愣了一下:“你是,二班那个,姓黄的?”
我点了点头。他想了想说:“你那时候在班上成绩排前三,是吧?后来好像退学了,可惜了。”
我没接话。
台上主持人念着各位来宾的名字,每念一个,前排就站起来一个,亮闪闪的灯光打过去,照得那些西装领带跟电视里颁奖似的。
郭宏图坐到我左边,给我夹了一筷子凉菜:“行啦,来都来了,好好吃顿饭。”
我问他:“老郭,周老师最后那几年,你去看过她?”
郭宏图夹菜的手停了一下:“看过几回。她不住念叨你,说你聪明,说当初要是有办法留住你就好了。她走的时候把那张字条交给我,说一定要转给你。”我低下头,那杯茶又端起来,又放下。
郭宏图补了一句:“这都十多年了,你怎么突然想起来捐那么多钱?我还以为你这辈子不会回这个门坎。”
我说我自己也没想明白。他看了我一眼,没再多问。
前方传来一阵骚动,有人喊“王校长讲话了”。
掌声浪一样推了过来。
王海峰站上发言台,西装扣得板正,开口就是“在这春回大地、万象更新的美好时刻”,满桌的老教师放下筷子听,有几个还掏出老花镜往台上看。
郭宏图低声说:“学校这些年经费紧张,新校区盖了一半,资金缺口大得很,王校长这阵子到处拉校友捐款,挺不容易的。”我没接话。
台上王海峰正念到一个名字:“感谢罗凯安校友,为母校捐款一百万元!”前排站起来一个年轻男人,穿着藏青色羊绒大衣,向四周挥手。
快门声咔咔咔响成一片,闪光灯晃得后排的人都眯眼。
郭宏图说:“那是罗凯安,做互联网的,年纪轻轻就捐了一百万。”我嗯了一声,目光落向舞台侧面的投影幕布。
上面滚动的捐赠名单里,翻到了我的名字:黄永,意向捐赠两千万元。
没有标注金额的横幅,没有配照片。
几个坐在前排的校友回头往后排看了一眼,目光在我身上匆匆扫过,又转了回去。
有人低声问:“哪个是黄永?”另一个声音回了句:“不知道,可能没来吧。”
我继续喝茶,那茶凉得透透的。
郭宏图像是想解释,又像是在自我安慰:“可能是流程还在走,等核实了就安排到前排。”我把茶杯轻轻放回桌上:“老郭,我不是在意坐哪儿。”
他问我那在意什么。
我张了张嘴,最终也没有说出口。
中央舞台上,王海峰大声报着下一个捐款人的名字,礼堂里掌声一阵接一阵。
我摸了摸口袋里那张字条的边角,指尖传来纸张粗糙的触感,跟那年周老师站在走廊里塞给我三百块钱时,一样的触感。
窗外飘进来一阵凉风,吹得红桌布边角轻轻摆动。
郭宏图在旁边絮絮叨叨说着这些年县城的变化,说着新校区,说着谁家孩子考上了什么大学。
我就那么坐着,听他讲。
面前那盘花生米,一筷子都没有动过。
02
我认识周淑萍老师那年,十六岁。
她教语文,个子不高,说话慢声细气,走路的时候总是微低着头,像怕踩到蚂蚁一样。
高二上学期期中考试,我考了年级第九,她把我叫到办公室,问我:“黄永,你最近上课走神,是不是家里出什么事了?”我低着头没说话,她又问了一句:“你妈是不是病得厉害?老师听说你放学后要去砖厂搬砖。”
我把头埋得更低了。
她没再追问,只是从抽屉里拿出三百块钱,用信封装着,递到我手里:“回去好好念书,别想那些乱七八糟的。”那三百块钱她没有要我还过,一个学生也没有还过她。
但第二天,我还是退学了。
我母亲那阵子得了肺病,家里欠了一屁股债,父亲一个人扛不住,我算是家里半个劳动力。
退学那天,周老师追到校门口,拉着我的胳膊,说了一句让我记了半辈子的话:“你再等等,老师替你想办法。”我甩开了她的手。
那年十六岁,又穷又倔,觉得全世界都在看我的笑话,就连她的好,我也当成了一种施舍。
后来我去了南方的厂里,流水线一天站十二个小时。
后来跑销售,被人赶出来过无数次。
再后来开厂,前十年亏了三次,最惨的时候连房子都卖了,睡在货车驾驶室里。
人这一辈子,有些事情你以为忘了,其实它一直长在骨头里。
我母亲走之前那一年,拉着我的手说:“儿子,你别怪学校,也别怪自己。你那时候也是没法子。”我点头,可心里知道,有些事不是一句没法子就能翻篇的。
三十岁那年我第一次挣到了二十万块钱,回县城请郭宏图吃饭,路过县一中的大门口,我停下脚步看了看。
校门变了,门头重装修过,挂上了“省级示范高中”的铜牌。
我那时候想,要是当年没退学,我的人生会不会不一样。
我又想,学校里那些背书包的孩子里,有没有人也在走我当年的路。
那一刻我说不清为什么,突然很想做点什么事。这个念头一放就是二十多年。
后来有了黄薇。
她上高中那年,我正好开起了第二家厂,忙得脚不沾地,一年见不了她几面。
她妈说她填高考志愿时选了师范,后来我也没留意到底是为什么。
黄薇大学毕业后回了县一中教书,我很高兴。
不为别的,就为她替我念完了当年没念完的书。
她只教了三年就辞了职,走的时候在电话里对我说:“爸,你当年没钱念书才退学。现在你有钱了,可你心里那所学校,还是当年的那个样子。”我一年之后才弄明白她话里的意思。
再接到郭宏图的电话,是周老师去世那年。
老班长在电话里声音沙哑:“她走前嘱咐我,一定把这张字条交到你手上,说你看完就明白了。”我到县城拿字条时,手是抖的。
展开那张纸,上面只有两行字,字迹有些歪斜:“黄永,你要是有余力,替老师帮帮想读书的孩子。”没有署名,没有日期,就那两句话。
我捏着那张纸,在车里坐了一个多钟头才发动车子。
后来我托助理去查了县一中的情况。
教学楼旧了,新校区资金短缺,连着三年没招满过物理老师。
校长王海峰四处找校友捐款,目标是翻新教学楼、建一栋综合实验楼。
我决定捐两千万。
03
校庆的捐赠仪式排在了午宴前。
舞台大屏幕上滚动播放着学校宣传片,背景音乐是《感恩的心》的钢琴版,循环了一遍又一遍。
主持人念完罗凯安的名字后,话筒顿了一下,声音明显低了一截:“下面,我们的工作人员正在与校友黄永先生进行联系。黄永先生有捐款意向,但还在流程核实阶段。”
前排有人交头接耳:“意向?那跟没捐有什么区别。”
“我听说那个黄永就是以前退学的那个学生,在南方做生意的,可能是在外面混得不错吧。”我听到自己的名字被人翻来覆去地讨论,像一盘摆在桌上没人动的菜。
没有人向前排那么问我,也没有人过来核实什么工作。
只隔了一桌,我坐在最角落的位置,看那些人把目光从舞台上移开。
郭宏图重重地拍了一下桌子:“我去找他们问清楚。”我拉住了他:“老郭,你现在去问,人家说一句‘正在核实’,你能怎么样?”郭宏图噎住了。
台上,王海峰正宣布校庆午宴正式开始。
服务员推着餐车从过道里穿行,一道红烧全鱼端上了桌。
我旁边那位退休老教师拿起筷子又放下,念叨了一句:“以前周老师在的时候,年年校庆都坐前排。”
我愣了一下。“周老师?”
老教师点头:“她退休那些年,学校年年请她,年年坐主桌。后来她走了,就没人记得她了。你说这人啊,人在的时候是宝,人不在了就是草。”他含含糊糊说着,夹了一筷子鱼,又像是想起了什么,补了一句:“当年王校长的父亲当校长那会儿,周老师就跟他不合。王校长不喜欢周老师,咱们都知道。”
我放下筷子,胃里有点堵。
郭宏图在旁边低声道:“老郭跟你说个实话。周老师后来中风那两年,王校长批护理费时卡了几个月,说她退休时候的医疗关系有些手续没办全。最后还是师母去找了教育局,才把报销结了。”我沉默了很久,这些事,我从来没听任何人说起过。
午宴吃到一半,一个穿着学校标志马甲的年轻工作人员端着一只纸箱绕桌走,轻声让大家填一份“校友通讯录”。
纸箱上贴着一张打印的说明:请在册校友核对个人信息,捐款信息以实际到账为准。
轮到我这桌时,我低头看了一眼纸箱里的表格。
在我的名字那一栏,信息栏是空白,没有电话,没有地址,连“意向捐款”都没有。
旁边是一行手写铅笔字:待确认。
我把表格放回箱子里,走出宴会厅,在门廊里站了一会儿。
走廊墙上有历年毕业班的合影照,我从头看过去,在八二届的照片里找到了自己的脸。
十六岁的自己,穿着洗得发白的校服,站在最后一排的角落里,表情拘谨。
我盯着那张照片看了很久,然后拿出手机,给丁永打了一个电话。
“丁行长,那笔两千的意向捐赠,协议书明天是不是按流程要送到学校那边?”
丁永在电话里说是。
“先缓一缓,等我电话。”
丁永问:“出什么事了?”
我说不出事,就是先缓一缓。
挂了电话,我又回了一趟宴会厅,绕到后台。
王海峰正好站在侧台,正跟一个年轻校长模样的人讲话。
他看到我的时候,先是愣了一下,然后露出一种礼貌中带着疏离的笑容:“这位校友,有什么事吗?现在还在用餐阶段,捐款的确认我们回头会专门对接。”
我说:“我就是黄永。”
王海峰的笑容凝固了大约两秒钟,然后迅速恢复了:“哦,黄永校友!欢迎欢迎,你的信息我这边确实看到了,还在核实,还在核实。这两天你会收到正式的对接电话,我们再约时间谈。”我点头,没多说什么。
旁边年轻校长看了我一眼,那一眼里有一种意味深长的东西,大约在他的认知里,一个穿旧夹克、模样土气的中年男人,自称是捐两千万的那位,实在没什么说服力。
我转身往外走,身后传来王海峰压低了的声音:“先让后台加班核实一下,看看这人到底什么来路,别到时候摆个空架子……”
我停了一下脚步,又继续走。
04
第二天早上七点,我就到了学校。
大门开了半边,门卫问我找谁,我说是来给校长送材料的。
门卫看了我一眼,大概觉得我穿得不像什么领导,也没多问,挥挥手让我进去了。
我提着档案袋穿过操场,操场上一群学生正在跑步。
清晨的雾气还没散尽,路灯还亮着,我夹着那袋材料,一步一步走的都是二十七年前的路。
教学楼三楼的楼道墙上,还挂着当年的名言警句牌子,字迹都褪色了。
校长办公室在三楼东头,门虚掩着。
王海峰已经在了,正跟教务主任说着什么,桌面上摊着一堆文件。
他看到我,愣了一下:“黄永校友?怎么这么早?”我把档案袋放在他桌上:“这是捐赠意向书,银行出具的验资证明,还有捐赠协议草本。王校长,您看一下,方便的话,我们把这事的正式流程走完。”
王海峰看了我一眼,目光先落在我放在桌上的验资报告存单复印件上。
那张纸黄澄澄的,印着银行柜台的印章。
他没有去拿,只是笑了笑:“黄总,不瞒您说,我核实了你的信息,闹了个误会。后台那边查到县城里头有个同名同姓的退休工人,把你和他弄混了。这不,耽误了。”
他站起身,很热情地给我倒了杯茶:“我这边是想把校友接待工作做得更细致一些,尤其是你们这样的重要校友。但你也理解,学校的经费紧张,每年校庆接待压力很大,有些事项难免疏漏……”他伸出一只手,按压了一下那份文件的边角,似乎在确认塑料封套里纸张的厚度。
我在他对面坐下,看着他,等他下文。
他没接那份文件,而是把话题转了:“黄总,你这个钱,是打算一次性到账,还是分批拨?县里有些企业,说是捐,但拖个两三年也到不了账。我们学校在这方面吃过亏,所以对意向性款项审核比较严一些,你别介意。”我说钱随时可以到位,只要协议签了。
王海峰笑笑,那笑里带着一点居高临下的意味:“黄总,你说起来也不是外人,我就直讲。我们王头部门那边,对程序性事务有流程要求。你这边正式的材料我们也看到了,你放心,这两天我们会安排专人对接,把捐赠仪式补办得风风光光的。”
他说话语气热络周到,可从头到尾没有翻动我那份文件的一页。
门口传来一阵电话铃响,他接起来,面朝着窗外讲了几分钟,完了转身对我说:“对了,黄总,下午县里有个座谈,要不你先回去等通知?”我坐在原地,看着他,没有动。
我知道他什么意思。
县一中有个不成文的规矩:捐一百万以上的校友,校庆当天就上主席台;捐五十万以上的,在前排就座;“意向”的,那就不一定了。
王海峰不够信任我这笔钱,觉得我是二十多年前那个穷学生,今天可能是来充面子的。
我站起身,把那份档案袋拉回自己面前:“王校长,你昨天在办公室里说了一句话,说要是真能掏出两千万,你就把主席台让给我坐。”他神色一顿,随即笑了:“那不是开个玩笑嘛,黄总你不会介意吧。”
我说我不介意。
我掏出手机,当着王海峰的面,拨通了丁永的电话。
电话响了两声,丁永接了。
我说:“丁行长,那份捐赠意向书,撤了吧。协议不签了。”
王海峰手里刚端起的茶杯,轻轻晃了一下。
他没有说话,只是看着我,脸上还挂着那副客套的笑容,像是在判断我是不是在跟他演一出戏。
丁永在电话那头问了一句:“确定?”我说确定。
挂断电话,我对王海峰说我还有事,先走了。
走出办公楼的时候,阳光照在操场上,学生们正在上早操。
我站在台阶上,掏出那张旧纸条又看了一遍。
周老师的字已经有些模糊了,但我看得清清楚楚:“要是有余力,替老师帮帮想读书的孩子。”
我把纸条放回口袋,朝大门走去。身后传来一声什么碎裂的声音,大约是某一扇窗户里的水杯落了地。
05
我没有回家,直接开车去了城东的河堤,停在堤坝下。
河边的风很凉,我摇下车窗,点了一根烟,看着河面上的水一浪一浪地涌着。
手机放在副驾驶座位上,屏幕亮了几回,是郭宏图打来的,我没接。
一根烟抽到一半,电话又响了。
这次是丁永。
我接起来,他的语气明显比上午沉了许多:“黄总,银行那边反馈回来了。县一中新校区那笔贷款,拿你的捐款意向书做了增信材料。你上午一撤,贷款审批直接被卡死了。学校财务处那边电话已经打到市行去了。”
我说我知道。
丁永停了一下,换了个口气:“老黄,你到底是怎么想的?你这个人,做生意这么多年,不是个冲动的人。你这一撤,整条资金链都断了,学校那边要炸锅。”我看着河面,没有说话。
他继续说:“县一中的工程是挂在县重点工程目录里的,资金链一断,影响非常大。你要真对学校有什么意见,当面提就行,没必要把事闹到这一步。”
我说:“丁行长,我不是对学校有意见。学校没有错,校长的态度才是问题。我不可能一边被人当骗子一样晾着,一边把钱恭恭敬敬递上去。”电话那头沉默了一小会儿,丁永回答:“明白了。银行那边,我按你的意思执行。不过你最好有准备,这事不会简单收场。”
我挂了电话,把烟蒂按灭在烟灰缸里。
河面上有个人在钓鱼,穿了件军绿色雨衣,孤零零地坐在马扎上。
我盯着那个背影看了很久,想起那年我父亲也喜欢去河边钓鱼。
他这辈子没钓到几条大的,但总是坐在那儿,拿一根竹竿从早坐到晚,就像所有的时间里,只有那会儿是松快的。
手机又响了。是蔡丽芳:“老黄,学校那边打电话到家里来了,说找你有事。怎么回事?”我说没事,回头再说。
她把声音压低了一点:“黄薇今天也打了个电话回来,问我你最近怎么样。我说你能怎么样,还不就是那个犟脾气。她没说别的,就让我提醒你,别跟人置气,伤了身子。”
我嗯了一声,挂了电话。
第二根烟刚点上,手机又亮起来。
这次是郭宏图的号码,我没有犹豫,直接接了。
“黄永,你现在在哪儿?你赶紧过来一趟,学校这边出大事了。”他声音发急,像是在跑动中,“就刚刚,建筑公司的工头带着人杀到学校财务处来了,说什么材料款断了,还有工程队说要停工。王校长那边已经打电话到教育局,在找人协调。”
我说我过去。
郭宏图在电话那头顿了一下,“兄弟,我跟你说件事。王校长刚才在办公室打电话时,我在走廊听到了。他好像让人去查你的档案,还说要找银行那边调你的账户信息。我听他那意思,怎么好像觉得你是故意的?”
我发动车子,左手握着方向盘,右手的指尖在大腿膝盖上轻轻敲了两下:“他就是觉得我故意的。老郭,这事你不用掺和,你就在学校等我,不要替我说话,也不要帮任何人传话。”郭宏图那边沉默了很久,最后回了一句:“行,我等你来。”
我挂了电话,把车从河堤边上掉头,朝学校方向驶去。
车窗外,县城的街道两边挂满了红色的校庆横幅:“热烈祝贺县一中建校六十周年”。
我经过那块横幅时,放慢了车速,看了一眼。
上面还印着“校友同心,共创辉煌”八个大字。
我的嘴角动了一下,脚下油门踩深了。
06
我到达学校时,校门口已经停满了车。
两辆黑色轿车横在门廊里,车头朝着办公楼,门卫正站在门口跟人说着什么,连连摆手。
我开进去的时候,他看到是我,也没拦,让了个身位。
我下车时,看到校门口站着一群穿工装的人,其中一个瘦高个正拿着手机大声对着那头说话:“钱不到账,明天就别来干活了。不是我说了算,是材料商不给发货,钢筋水泥不放量,我们怎么干?你去找校长,让他赶紧想办法!”旁边几个人围了一圈,有人手里还拎着安全帽,有人蹲在花坛边抽烟。
我从他们身边走过去。
穿过门廊,爬上三楼,王海峰的办公室门大敞着,里里外外站了四五个人。
王海峰正站在窗口,手里攥着手机,背对着门口,声音绷得像一根拉紧的弦:“我再想想办法,喂,方处长,县里那几个协调的电话你帮我催一催,银行那边我再联系一下……”他说到一半,大概是看到了我,猛地转过身,握着手机的手僵在半空。
他的眼睛红了,眼袋浮肿得像对水袋,西装领口没扣好,领带歪到了一边。
他看了我大约三秒钟,嘴唇动了动,像是要挤出个客气的招呼,但没挤出来。
他放下电话,对屋里其他人说:“你们先出去,我跟这位校友说几句话。”那几个人转头看了我一眼,有的眼熟,是上午校庆时见过的校办人员。
他们陆陆续续走出门外,办公室里只剩我和他面对面站着。
他没有先开口。我也没有。窗外楼下,穿工装的人在喊:“到底什么情况,钱什么时候到账?”
王海峰终于开了口:“黄总,你上午那个电话,是真撤了?”
我说真撤了。
他张了张嘴,声音有些发涩:“我这边,新校区工地的贷款就是拿你的捐赠意向做增信的。你撤了,银行那边直接冻结了审批。刚才建筑公司和材料供应商都来了,说下个星期停工,工人工资发不出来,他们要去县里上访。”他顿了一下,声音低了:“黄总,你这一撤,不是撤两千万的问题,是全校整个盘子都被你带翻了。”
我看着他,等他继续说。
他舔了一下嘴唇,像是在斟酌措辞:“我承认,我昨天说话不合适。你说你捐两千万,我确实没完全信,这个我是有失误。但是黄总,学校是无辜的,工地是无辜的,工人也是无辜的。你不能因为对我一个人有意见,把整个学校都搭进去。”
我说:“王校长,你想岔了。”
他抬头看着我。
我问:“我不撤这笔钱,你能让工人拿到工资吗?工地能如期完工吗?学校那栋综合楼,能保证按合同时间交付吗?”他没有说话。
我继续说:“贷款是贷款,捐赠是捐赠。你拿我的捐赠意向去做贷款增信,一笔钱干了两件的事。我签的是一份捐赠意向书,还没签正式协议,你就把它拿去当凭据放出去了。出了问题,责任在谁?”
王海峰的脸一阵红一阵白,他站在办公桌后面,手撑着桌沿,指甲在深色的木桌面上掐出了白色的印子:“黄总,你说得对,这个责任我认。但事情已经摆在这儿了,你总要给条路走。这样,你说个条件,我这边能满足的尽量满足。捐赠的事我们重新谈,你要是觉得学校怠慢了你,我可以给你补办一个隆重的仪式。坐席、名签、颁奖,你要什么规格我给你什么规格。”
我说:“王校长,我不是来谈条件的。”
他愣住了。
我平静地说:“你这笔贷款怎么处理,银行那边会给你出方案,不用经过我。捐不捐,什么时候捐,怎么捐,那是我的事,不用你在这儿谈条件。我先走了。”
我转身朝门口走去,身后传来椅子腿刮地的声响。
王海峰从办公桌后快步绕了出来,声音里带着一丝明显的慌乱:“黄总,你别走,你听我说完——”我走到门口,停了脚步,回头:“王校长,你办公桌上有一份文件,我今天早上拿来的那份,你还没有翻过。”
他沿着我的视线看过去,那份档案袋还和早晨一样,放在办公桌的右上角,封口的塑料薄膜完好无损。
他伸手正要去开封,门口突然闯进一个人,满头大汗,声音发急:“王校长,银行那边刚打来电话,说是贷款审批要重新报材料,增信部分没过,今天下午钱款就放不下来了!银行那边建议我们另找担保方!”
王海峰的手停在半空。
他那张脸上最后一点客气的表情消失得干干净净。
他转头看了我一眼,目光里有一丝说不清道不明的东西,像是后悔,又像是明白了什么。
他对报信的人说:“我知道了,你先出去。”然后他看着我,声音低得几乎听不清:“黄总,银行说,贷款批不了了。”
我站在门口,没有动。窗外的风吹进来,掀动他桌面上那摞文件的一角,沙沙地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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