参考来源：《蒋介石日记》手稿本（美国斯坦福大学胡佛研究院）；杨天石《蒋介石日记的现状及其真实性问题》（参事室，2009年）；杨天石《找寻真实的蒋介石》（东方出版社）；吴兴镛《黄金档案：国民政府黄金运台——一九四九年》；百度百科"马歇尔调处"词条；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相关研究成果。
部分章节仅代表笔者个人观点，请理性阅读
1950年代初，台北的空气里带着南海传来的湿热，黏腻，沉。
一盏台灯亮着，昏黄的光圈打在一双手上——那双手，曾经在南京主持日本投降的受降典礼，曾经统领几百万军队纵横半个中国，眼下正一字一字地在日记纸上刻下一些绝不会对外人说出口的话。
当后来的学者们打开那些尘封多年的册页，读到了自我检讨，读到了痛苦剖析，也读到了措辞激烈的控诉——他把曾经最倚重的人、最依赖的盟友，一笔一笔写进那些段落里，有时骂得连名字都故意写错。
其中最令研究者震动的，是他晚年反复提及的那句话：失去江山，恨不得别人，罪魁祸首就是此二人。
一个，是他在国民党政局里周旋数十年的党内人物，两人之间有过携手共进，有过针锋相对，纠缠的年头比很多人的一生还要长。
另一个，来自大洋彼岸，顶着五星上将的头衔，带着美国的意志踏上中国土地，在最关键的节点上，一次次拦住了蒋介石认为正确的路。
这两个人究竟做了什么，让一个统治中国二十余年的人，在台湾的夜里把他们写进日记，字字带刀？
翻开那本日记，从头说起。
【一】那本骂遍天下人的日记
要说蒋介石日记，得先讲明白它的来历和分量。
蒋介石的日记约始于1915年，当时他28岁；止于1972年8月，时年85岁，距离他去世只剩下不到3年。
研究者杨天石的考证记录在案：那一年，蒋介石手部肌肉萎缩，已经握不住笔，这才不得不中断了长达57年的写作习惯。
57年，放到历史坐标里去量一下，是一个什么级别的跨度？
这57年间，中国经历了北伐、抗日、内战，经历了政权的更迭与时代的裂变，蒋介石那支笔，却从未停下来。
在二战各国领袖里，罗斯福没有日记，希特勒日记后来证实是赝品，丘吉尔留下的是回忆录，终究不是日记。
留有长达五十余年连续个人日记的世界级领导人，蒋介石是独一份。
这57年日记并非全部完整，遗失了4年，现存53年，共63册。
胡佛研究院档案馆的工作人员用手套小心翼翼地将日记本从地点保密的保险库里取出，为每一册制作了微缩胶片副本，供研究者申请查阅。
规定很严格——任何人都可以去读，但只能手抄，不能拍照，不能复印，因为那些纸张，最老的已接近百年历史，经不起强光反复照射。
2004年，经斯坦福大学胡佛研究院研究员郭岱君动员，蒋家决定将日记寄存于斯坦福大学胡佛研究院，时间约定为50年。
2006年3月，日记首度向公众开放1918至1931年部分；2007年4月又开放至1945年，其余部分此后陆续开放。
中国社科院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员杨天石，是第一批专程赴胡佛查阅这批日记的大陆学者之一。
他在那间档案室里，对着微缩胶片，一页一页地读，一字一字地抄，读完了这批横跨半个多世纪的私人文字，并由此写下了后来广受学界引用的系列著作。
在日记中，蒋骂过许多人，好友如戴季陶、黄郛，亲属如宋子文、孔祥熙，同僚如胡汉民、孙科、李宗仁、白崇禧、何应钦，下属如周至柔等，几乎没有人不被他骂，而且骂得非常狠。
研究者陈红民回忆，研究者们一开始讨论的话题是"老蒋骂了谁"，后来因为骂的人实在太多，讨论主题就变成了"老蒋没骂过谁"。
据陈红民看到的日记内容，蒋经国和吴稚晖他没有骂过。
蒋介石对蒋经国非常偏爱；而吴稚晖是一个无欲无求、忠心辅佐蒋介石的人，蒋常在日记里夸他。
至于宋美龄，陈红民表示，蒋介石1972年与宋美龄如何闹矛盾、分居，日记里都写了，还有骂宋美龄的内容。
只是相比那些被他咬牙切齿痛骂的人，对宋美龄的批评，措辞终究还是隐晦了几分。
杨天石判断蒋介石日记有较大真实性和历史价值的依据在于，日记中有很多个人隐私和内心活动记录，这些内容，显然不适宜于公开发表。
一个人不会在日记里为了给别人看而骂自己最信任的亲属，更不会把见不得人的私事一五一十写下来——这正是杨天石认为这批日记可信度较高的根本理由。
当然，蒋记日记有选择性，他的日记只反映他个人的观点和立场，所反对的人、反对的事，常常被他扭曲，有些扭曲得完全走形，不成样子。
研究近现代中国的历史，不看蒋日记会是很大的不足，但看了，什么都相信，也会上当。
这是读日记的基本前提，也是理解他那些骂人段落时，必须放在一旁的认知框架。
说回那两个他骂得最狠的人。
在台湾时期的日记与各类记录里，蒋介石批评桂系领袖"害国害民""伪言伪行""无廉无耻"。
1950年4月2日，蒋介石约桂系核心人物聚餐，谈笑言欢之际，内心想的却是：彼虽表示归诚，但完全无法相信。
而对那个从大洋彼岸来的美国将军，他在自己撰写的书中也留下了一段至今引人深思的论断，把1946年那道停火令视为整个战局走向逆转的关键节点。
这两个人，一个是他党内二十余年的纠缠对手，另一个是美国派来"调停"的五星上将。
他们各自做了什么，才被写进了那些字字带刀的段落？
要讲清楚这件事，得先把1945年到1949年这段历史的大背景铺开来看。
【二】从受降典礼到孤岛落脚，四年之间究竟发生了什么
1945年9月9日，南京陆军总部礼堂，日本中国派遣军总司令冈村宁次在投降书上签字。
代表中国受降的，是国民政府陆军总司令何应钦。
那是蒋介石一生中站得最高的时刻。
八年抗战，几千万人以生命为代价换来的终局，在那一天以最清晰的形式呈现出来。
在重庆，他通过广播向全国发表讲话，号召国人"以德报怨"，声音传遍了仍在战火余烬中喘息的土地。那一年，他58岁，声望之高，大概前所未有。
然而，就在这个胜利之后，仅仅四年，到1949年12月，他坐上飞机，离开成都，飞向台湾，此后再也没有能回到那片土地。
四年，顶点到谷底，这个跌落的速度，放到任何历史段落里都算得上震动人心。
这四年究竟发生了什么？在台湾，蒋介石写了很多，反省了很多，也骂了很多。
从他留下的这些文字里，可以梳理出他自己认定的两个关键节点——两个他认为本可以走向不同结局，却因为外力介入而走偏了的历史时刻。
第一个节点，在1946年，在东北那场打了一半的仗里，那道争议延续至今的停火令；第二个节点，在1948年底到1949年初，在南京，在三大战役刚刚结束、局面已经极为紧迫的那个冬天。
1945年8月日本投降之后，国共两党之间的紧张关系并未因战争结束而松动。
双方代表赴重庆谈判，于当年10月10日签署了《政府与中共代表会谈纪要》，俗称"双十协定"。
但协定达成的同时，双方军队在多地的摩擦持续不断，据记录，到1945年11月，内战已在全国11个省份不同程度地燃起。
这个局面，让远在大洋彼岸的美国方面极为忧虑。
不是因为别的，而是因为中国的战局，直接牵涉到美国在太平洋地区的战略格局，也牵涉到美苏两国在东北问题上的博弈。
如果中国爆发大规模内战，苏联趁机扩大在华影响，对美国的战略利益而言，将是无法接受的局面。
于是，美国总统杜鲁门做出决定：派人来中国，居中调停，防止局面失控。
1945年12月20日，那个从大洋彼岸来的美国五星上将抵达中国。
他带着总统的特别授权，带着一个美国式的"和平方案"——让国共两党坐下来谈，达成停战，建立联合政府，然后由美国继续提供援助帮助中国重建。
这个框架，在美国人看来，是一举两得的路线：既压制了内战爆发的可能，又通过扶植国民政府来牵制苏联势力。
与此同时，在国民党内部，另一场权力角力也在同步进行。
二十余年来，蒋介石与党内某个来自广西的军事派系，一直处于一种时而合作、时而对抗的紧张状态。
双方之间的裂隙，随着战局的变化，随着1948年底三大战役的相继结束，在最不适合内部消耗的时刻，走向了最激烈的爆发。
1948年11月至1949年1月，辽沈、淮海、平津三大战役先后落幕，国民党军在以徐州为中心的广大地区最终消灭被歼55万余人。这个数字背后，是国民党精锐主力几近覆灭的现实。
就是在这个节骨眼上，那个在党内与蒋介石纠缠了二十余年的广西人，趁势而动，在军事最弱的时刻，对蒋介石发起了政治上的最后一击。
这两件事——东北那道停火令，以及那场把蒋介石拉下台的党内逼宫——在蒋介石的日记和相关文字里，留下了最深的印记。
【三】台北深夜的那支笔，写下了"此二人"
从1950年代开始，在台北士林官邸，蒋介石养成了一个习惯：隔一段时间，他会翻开旧年的日记，逐册阅读，在页边加批注，重新审视那些已经无法更改的历史。
研究者陈红民曾着重搜集1949年以后的资料，他表示蒋在台湾期间的日记反而更加坦率——办孙立人、吴国桢的案子，他每天都记载动态，利弊权衡全都写了进去。
换句话说，台湾时期的日记，并不比早年那些战乱中的日记更加克制——有时候，反而更加赤裸。
1952年，他批阅1948年4至5月间的日记，认为桂系当时声势浩大，压倒一切，所造成的影响极为深远。
他批评桂系领袖"害国害民""伪言伪行""无廉无耻"。
这些词，在他的日记里不是偶然出现一次——研究者读过这批文字的，都说他对那个广西人的恨意，在相当长的时间里从未消减。
而对那个在1946年把他拦住的美国将军，蒋介石在他后来亲自撰写的《苏俄在中国》一书中，也留下了一段至今令研究者关注的论断，把1946年6月的那道停火令视为"本不该下达"的命令，认为正是这道命令，改变了东北战场的走向，也改变了整个局势的走势。
在这两段历史里，蒋介石始终有一个贯穿全局的判断：失去大陆，恨不得别人，但那两个人，各自在最关键的节点上，做了一件蒋介石认为致命的事。
一个，在1948年底到1949年初，趁国民党军队最虚弱的时候，从内部把他的权力根基拆散；另一个，在1946年，用美国的外交压力和武器禁运，把他在东北战场上的军事优势生生截断。
蒋介石死后，这两个名字，在后人打开那批日记的时候，再次清晰地出现在那些工整的毛笔字里，带着他未曾说出口的控诉，等待着时间来给出各自的注脚。
而当我们一条一条地把这些历史档案打开，把那些事件的前因后果拼回完整的轮廓，才会发现这两段故事，各自都比表面看上去的复杂得多……
【四】那两个名字，压在日记最深处
在所有研究蒋介石日记的学者中，有一个共同的感受：越往台湾时期的日记深处读，越能感受到一种钻入骨髓的执念——他从未真正放下那段失去的历史，也从未原谅他认为在关键时刻捅了刀子的人。
蒋介石喜欢骂人，在日记中骂过的人横跨亲属、同僚、下属，几乎没有人不被他骂，而且骂得非常狠。
蒋如果考虑到要示人、要公布，他就不会在日记中那样无所顾忌地骂人。
那些最激烈的词，对着那两个他认为让他失去江山的人，他写下来，从不避讳，也从不掩饰。
一个人的一生恨意，压缩在几十年的毛笔字里，字里行间，裹着一种难以言说的况味——那是一个站在历史高处的人，用余生反复咀嚼同一段记忆，反复重读同一段失败的经过，反复在那两个名字上停留。
他把东北那道停火令前后的细节，翻来覆去地在文字里打量；把那场逼宫的经过，一遍遍地用批注加深印记。
从他的视角，他看到的是被拦截的胜势，是被架空的权力，是两个在最关键时刻各行其事的人。
那两个人究竟是谁？他们究竟在1946年和1949年的那两个时间节点上，各自做了什么？
当研究者翻开那批日记，把那段历史从头至尾拉开，所有的细节，都压在这两个名字的下面，等着被一页一页地揭开……
热门跟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