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9年7月29日晚，皖东北一场抗日宴会散席后，张爱萍反复提醒盛子瑾和江上青不要走小路。谁也没有想到，这句劝告竟成了当晚最令人痛惜的细节。
盛子瑾没有把危险放在心上。他认为自己在皖东北颇有声望，不会有人轻易动手，便选择了距离更近的小道。江上青跟随在旁。途中，一股地主反动武装突然伏击，江上青为掩护盛子瑾中弹倒下，年仅28岁。
张爱萍得知消息后十分悲痛，并曾自责没有继续劝阻。对一名从事统战工作的干部来说，江上青的牺牲不仅是个人命运的中断，也使皖东北抗日力量失去了一位重要的联络者和组织者。
许多人知道江上青烈士，却未必清楚他与江泽民之间的亲属关系。江上青原名江世侯，出生于1911年，江苏扬州人，在家中排行第二。江世俊是他的哥哥，也是江泽民的生父。
江泽民出生于1926年，比江上青小15岁。按照家乡习俗，江上青牺牲时没有子嗣，江世俊便将自己的儿子过继给弟弟。于是，江上青从叔叔变成了家族意义上的父亲，这也是资料中出现“两位父亲”的原因。
这样的家庭关系，背后还有一层传统宗族社会的观念。过继并不只是称谓变化，更意味着香火承继、家族责任和纪念方式的延续。江上青虽然没有亲生儿子，却以另一种方式留下了血脉和精神上的联系。
江上青成长于书香门第，少年时期便显露出较强的文字和组织才能。1927年，他在南通中学读书时加入共产主义青年团。那一年，国内政治局势急剧变化，青年学生开始从课堂走向社会，江上青也由此踏上了革命道路。
学生运动带来的并不是口号上的热闹，而是真实的风险。1928年12月，江上青因积极从事学生运动被捕入狱。这是他第一次坐牢。获释后，他没有退缩，反而改名为江上青，进入上海艺术大学学习，并在校内转为中国共产党党员。
有意思的是，第一次入狱并没有成为他与革命活动的分界线。出狱仅数月，他又因从事秘密工作被捕，第二次被关押。这一次，他在狱中度过了约一年。两次牢狱经历，让他更清楚地认识到，革命工作并非只靠热情，还要经受孤独、审讯和长期风险。
出狱后，江上青把工作重点放在抗日宣传和统一战线上。七七事变爆发后，抗日民族统一战线逐渐形成，地方实力派、国民党官员和共产党领导的抗日力量之间，需要有人沟通、协调，也需要有人在复杂关系中保持原则。
江上青被安排进入国民党安徽省第六行政区督察专员盛子瑾的工作系统，担任专员公署秘书兼保安副司令，并参与创办皖东北军政干校。这个职务表面上属于地方行政与保安系统，实际却为他开展统战工作提供了重要条件。
他没有停留在文字宣传层面，而是利用职务便利联系各方，推动抗日青年培养。军政干校的设立，使一批青年接受军事和政治训练，后来成为皖东北抗日力量中的骨干。江上青的作用，正是在公开身份与秘密使命之间建立连接。
当时，新四军正在皖东北开展活动。张爱萍了解江上青的真实身份后，与他建立联系，并请他协助争取盛子瑾。经过江上青多方沟通，盛子瑾同意新四军在当地开展活动，还成立了新四军驻皖东北办事处，由张爱萍担任处长。
这件事的分量不轻。地方武装之间彼此戒备，政治立场也并不完全相同，能够让各方暂时搁置矛盾、共同抗日，靠的不是单纯命令，而是持续谈判和相互信任。江上青的才干，恰恰体现在这种看不见硝烟的工作中。
1939年7月29日，在张爱萍斡旋下，盛子瑾与地方实力派许志远达成抗日同盟。为庆祝合作，张爱萍设宴款待双方。宴会结束后，江上青随盛子瑾离开，随后遭遇伏击。年仅28岁的他，生命定格在抗日战争最艰难的阶段。
江上青去世后，家乡亲属依照习俗完成过继。多年以后，江泽民仍以晚辈身份纪念这位叔父兼继父。2011年江上青诞辰100周年之际，江泽民创作《满江红·江上青百年诞辰祭》，词中写有“铁窗寒彻”“芦沟晓月”等句，涉及江上青早年坐牢和抗战牺牲的经历。
2009年，江上青被评为“100位为新中国成立作出突出贡献的英雄模范之一”。在江苏扬州市旌忠巷33号，江上青烈士史料陈列馆保存着相关资料。一个28岁青年的两次牢狱、一次潜伏和一场伏击，也由此从家族记忆进入了抗战史的公共记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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