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5月20日，西安城内秩序逐步稳定，贾拓夫开始面对一个十分现实的问题：战争结束了，城市如何恢复运转，新的政权由谁来组织？
这不是简单换一块牌子。接管机关、维持治安、恢复交通、安置群众、接收公产，每一项都牵涉旧城的方方面面。西安市委领导班子的组建，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展开的。
1949年5月25日，中共西安市委员会成立。此时的西安属于陕甘宁边区辖市，工作上接受西北局领导。1950年1月19日，陕甘宁边区建制撤销，西安的党政关系随之重新调整。
还要注意一个容易被忽略的背景：1954年以前，西安是中央直辖市。也就是说，当时西安市的行政地位相当高，市委主要负责人的职务分量，自然不能按照普通地级市来理解。
这套班子中，居于核心位置的是贾拓夫。
贾拓夫是陕西人，土地革命时期便投身革命，曾在陕甘地区从事党的组织工作。长期的基层经历，使他熟悉陕西情况，也了解地方干部和群众的实际需求。新中国成立前夕，他担任西北局秘书长，西安解放后被调到这座古城主持工作。
他兼任西安市委书记和市长，承担的是党务、政务两副担子。城市刚刚接管，粮食供应、社会治安和工商秩序都不能出差错，贾拓夫需要把军事接管迅速转入城市治理。后来，他离开西安到中央工作，留下的领导格局也随之发生变化。
张经武是班子中的重要军事干部。
张经武，湖南酃县人，长期在部队担任参谋和指挥职务，曾任晋绥军区参谋长，并在西北地区承担军事领导工作。西安解放后，他参与西安地方军事接管和警备工作，成为市委领导班子中具有军队背景的一员。
他的优势很鲜明。对刚刚解放的城市来说，治安、警戒、部队驻防都需要熟悉军事的人负责。不过，张经武在西安停留时间并不长。1949年10月，华北第十八兵团由陕入川，他随军南下，工作重心很快转向西南战场和地方军政建设。
方仲如则是西安党政工作的另一根支柱。
抗战时期，他长期在陕甘宁边区工作，曾负责后勤系统。西北野战军成立后，方仲如又参与部队后勤领导工作。战争年代，后勤往往不如战斗场面显眼，却直接关系部队能否持续作战，方仲如正是在这些艰苦而琐碎的工作中积累了经验。
西安解放后，他担任西安市委第一副书记。贾拓夫调离西安后，方仲如接任市长，更多地承担起城市日常管理。恢复生产、安排就业、处理旧有机构遗留问题，都需要这种熟悉地方工作又懂得组织协调的干部。
董学源的工作重点，放在组织和纪律上。
董学源是陕西子长人，早年参加过陕北地方党组织建设，曾在学校和基层从事党的工作。革命战争年代，他长期负责地下工作，积累了较强的组织能力和隐蔽战线经验。
西安解放后，董学源担任市委组织部部长、市委纪律检查委员会书记。干部审查、机构整顿、党员管理，都是新政权建立过程中必须完成的基础工作。城市接管不只是接收办公楼和档案，更要建立一套能够正常运转的干部体系，董学源负责的正是这一层面。
屈志统来自四川巴中，早年参加红军游击队，后来进入地方党政和财经工作系统。抗战时期，他在陕甘宁边区工作，曾参与西北局财经事务，也承担过青年工作和后勤方面的任务。
西安解放后，屈志统担任西安市军管会公产管理处副处长，并任西北局职工运动委员会副书记。接收公共财产并非单纯登记造册，还涉及工厂、仓库、房产以及原有人员的处理，财经干部在其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此后，屈志统调往北京，曾任国务院外国专家局副局长。2011年9月30日，他在北京病逝，享年94岁。
六位常委中，柯华后来在外交领域最为人熟知。
柯华是广东普宁人，曾参加北平一二九运动。抗战期间，他先后在八路军前方总政治部和西北局宣传部门工作，具备宣传和政策工作的双重经历。
西安解放后，柯华担任市委常委、宣传部长。新政权进入一座文化底蕴深厚、社会关系复杂的城市，宣传工作不能只靠口号，还要解释政策、稳定人心、建立新的公共秩序。柯华在这方面有较丰富的经验。
离开西安后，他转入外交系统，先后担任外交部礼宾司司长、亚洲司司长，并出任驻英国大使。1983年，他进入国务院港澳事务工作机构。2019年1月1日，柯华在北京病逝，享年104岁。
贾拓夫负责总揽全局，张经武偏重军事警备，方仲如承担党政衔接，董学源抓组织纪律，屈志统处理财经和公产事务，柯华负责宣传工作。六个人的经历不同，分工也不同，却共同构成了西安解放初期的领导骨架。
这份名单背后，反映的并不是简单的职务排列，而是接管一座大城市所需要的多种能力：军事保障、组织建设、城市管理、财经接收和思想宣传，缺一不可。
热门跟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