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701年，德国汉诺威，莱布尼兹收到法国耶稣会士白晋寄来的材料，里面有《易经》卦象。这个研究微积分的欧洲学者，很快注意到一个耐人寻味的对应：卦爻只有阴、阳两种基本符号，而他所研究的二进制，同样只使用“零”和“一”。
这件事后来常被讲成“莱布尼兹受到八卦启发，才发明了二进制”。严格说，事实并没有这么简单。莱布尼兹早在1679年前后就已形成二进制思想，1703年正式发表相关论文；他接触邵雍先天六十四卦的资料，则是在此之后。
不过，时间上的先后并没有削弱这件事的意义。相反，它说明莱布尼兹并未把中国思想当成猎奇故事，而是试图用欧洲数学和哲学的语言，理解《易经》背后的结构。对当时不少欧洲人而言，这种态度相当少见。
17世纪的欧洲，科学革命正在展开。望远镜、近代数学、实验方法不断改变知识体系，欧洲人开始产生一种强烈的自信，认为自己已经找到了通往文明高峰的道路。中国在他们笔下，也从马可·波罗时代那个富庶遥远的东方帝国，逐渐变成了需要被解释、被评判的对象。
这种变化并非突然发生。元代以来，欧洲关于中国的记录多带有惊叹色彩；到了明代，随着大航海和宗教扩张，双方接触越来越频繁，评价也变得复杂。欧洲传教士既赞叹中国的城市、制度和典籍，又对中国缺乏基督教信仰感到困惑。
1582年，意大利传教士利玛窦来到澳门，后来进入内地。1601年，他获准到北京传教。为了在士大夫阶层立足，利玛窦带去了钟表、地图、数学知识和天文学仪器，也学习儒家经典，穿着儒服与官员交往。
这是一种现实选择。明朝并非可以轻易征服的海外小国，传教士不能依靠武力改变中国人的信仰，只能借助知识和技术寻找入口。徐光启与利玛窦合作翻译《几何原本》，便是这一背景下的产物。
“先谈历法，再谈教义。”这是传教士常用的路径。
有意思的是，科学知识本来是敲门砖，结果也让一些中国官员更加清楚地看到，西方的优势主要集中在天文、数学、测量和火器等领域，并不意味着西方在所有方面都高于中国。双方的接触，远比简单的“先进与落后”更复杂。
欧洲传教士的著作传回本土后，也形成了两种不同声音。有人认为中国秩序稳定、官僚制度成熟，儒家伦理具有理性精神；有人则因为中国人不信奉基督教，便把中国描绘成缺少真正宗教的文明。宗教立场，往往影响着他们对中国的判断。
莱布尼兹并没有到过中国。他在1689年访问罗马期间，接触到曾在华活动的传教士及其资料，此后持续关注中国。1697年，他整理出版《中国近事》，介绍清代中国的政治、礼制、技术和思想，在欧洲知识界产生了相当影响。
他对中国的兴趣，绝不只是因为八卦。莱布尼兹相信，不同文明之间存在可以互相翻译的理性结构。中国的“天”“理”和儒家秩序，在他看来，并非毫无根据的习俗，而是对宇宙规律、伦理原则和社会秩序的系统思考。
这正触及欧洲当时的一个偏见：把宗教信仰当成文明资格的证明。中国士大夫重视天理，却不接受欧洲意义上的教会体系；他们讲究修身、齐家、治国，却不把基督教教义作为政治秩序的基础。莱布尼兹认为，二者虽然不能完全等同，却都在追问世界秩序从何而来。
他也没有因此否认欧洲的成就。莱布尼兹与牛顿几乎同时建立微积分体系，双方没有直接交流，后来又因优先权问题发生争论。现代数学中常用的微分、积分符号，主要沿用了莱布尼兹的写法；二进制则在几个世纪后成为计算机技术的重要基础。
值得一提的是，莱布尼兹既是数学家，也是哲学家、法学家和政治事务参与者。1700年柏林科学院成立后，他出任首任院长。这样的知识背景，使他看待中国时，不会只盯着某一项技术，而是把制度、伦理、语言和宇宙观放在一起考察。
当然，他对中国的理解仍然隔着传教士、译者和欧洲著作，难免有误读。他把儒家思想与自然神学联系起来，也带有明显的欧洲哲学框架。换句话说，莱布尼兹笔下的中国，既有真实材料，也有他自己的理论投射。
但这并不妨碍他的判断具有批判性。欧洲在摆脱中世纪旧秩序、建立近代科学的过程中取得了突破，却不该因此把其他文明一概视为落后。中国的文字、典籍、官僚制度、造纸术、印刷术、火药和指南针，都曾通过不同渠道影响欧亚世界。
莱布尼兹所谓“中国人是最杰出的民族”，更接近一种文明比较中的高度评价，而不是经过现代统计意义上的结论。他反对的，是欧洲人在刚刚取得局部领先时，便把这种领先夸大成全面优越，并以此嘲笑一个拥有悠久思想传统的文明。
在他看来，真正有力量的学者，不应只会为本国文明喝彩，也要有能力承认别人的长处。阴阳卦象与二进制之间未必存在直接的发明关系，但莱布尼兹愿意认真研究这种联系，本身就已经打破了当时欧洲知识界对中国的许多成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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