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法战争的战火,起于越南问题。法国在越南北部扩大军事行动后,清军与法军发生冲突,战争很快从广西边境延伸到台湾海峡。对法国而言,台湾并非普通战场。这里既能牵制福建水师,也可能成为封锁东南沿海、逼迫清政府谈判的重要筹码。

法军把目标放在基隆,并不是随意选择。基隆是台湾北部的重要港口,附近有煤矿,港湾又便于舰船停泊。一旦占据这里,法军便可获得登陆场和补给点,再向台北腹地推进。

1884年8月,法舰炮击基隆。当地守军装备有限,炮台和高地很快承受巨大压力。刘铭传接到消息后赶赴北部,判断台湾水师难以同法国舰队正面抗衡,于是把主要力量放在陆地防守上,试图利用地形和兵力消耗法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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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隆不能只看眼前一城。”

刘铭传的部署,使法军虽然控制了部分沿海阵地,却没有顺利向台北推进。后来发生的淡水战斗中,清军依托工事和地形击退法军登陆部队,台湾北部的局势因此没有立即崩溃。

不过,刘铭传手中的兵力毕竟有限。清政府听取建议,起用已经退居乡里的杨岳斌,命其协助办理台湾军务。杨岳斌并非临时起意出征,他在湖南招募乡勇,筹集兵员和军需,随后设法绕过法国舰队的封锁,从台湾南部转向东岸登陆。

这条路线十分艰难。法国海军掌握海上主动权,台湾北部海面又有巡弋舰只,常规航线很容易遭到截击。杨岳斌所部抵达台湾东南部后,虽然尚不能立刻改变战场态势,却补充了台北方面紧缺的兵力,也给当地守军带来了一定稳定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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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岳斌真正值得注意的地方,不只是带来了多少士兵,而是他对台湾整体防务的判断。台湾孤悬海上,北部有基隆、淡水,中部有彰化、嘉义,南部则以台南、恒春为重。若只守一处港口,便很难应付法国舰队从海上选择突破口。

他特别强调澎湖的重要性。澎湖位于台湾海峡中部,是大陆与台湾之间的重要中转位置,也是福建沿海防务的一环。台湾若要长期作战,粮饷、军火和援兵都离不开海上运输。澎湖一旦被法军控制,台湾本岛便可能被进一步孤立。

“守台湾,不能只盯着台北。”

这句话的分量,在当时并不轻。杨岳斌和刘铭传都认为,台北承受的威胁比台南更直接,兵力不能过度集中在南部,应当加强北路和中路防线,并为澎湖留下足够的守备力量。遗憾的是,台湾地方官员之间存在隔阂,调兵和统筹并不顺畅,许多建议没有及时落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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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矛盾,很快影响了战局。基隆防守压力持续增加,刘铭传最后退守淡水。杨岳斌对这一决定并不完全赞同,但在兵力、装备和海军支援都不足的情况下,保存主力、依托淡水继续作战,也有现实考量。基隆失守后,法军获得了台湾北部的陆上据点,台湾防务随之更加被动。

1885年3月,法国舰队又攻占澎湖。此事说明杨岳斌此前对海峡通道的担忧并非空泛判断。澎湖陷落,使台湾同福建之间的联系更加困难,也让清军必须在有限兵力下同时顾及本岛和海峡。

更复杂的问题,出现在战事之外。基隆撤守后,清政府曾追究责任,台湾内部又牵涉不同官场关系。刘铭传与李鸿章关系密切,刘璈则与左宗棠一系有联系,湘军旧部、地方官员和中央权臣之间彼此牵制。若处理不慎,军事分歧很容易演变成政治倾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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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岳斌在审理相关事务时,没有简单把退守淡水定为怯战。他认为,刘铭传是在敌强我弱、海军失利的情形下作出判断,虽有得失,却不能只凭基隆失守便全部归罪。这样的处理,避免了台湾主将被轻率撤换,也使前线指挥没有陷入更大混乱。

有意思的是,杨岳斌本人也是湘军元老,却没有利用身份替某一方争胜。他既提出军事上的不同意见,也承认战场处置必须受到实际条件限制。对一位晚清老将而言,这种克制比当众争功更难得。

中法战争期间,台湾最终没有被法国完全控制,淡水一线的抵抗、台湾地方的防守以及清军持续增援,都发挥了作用。杨岳斌没有创造一场决定性的胜仗,也不能把台湾战事的成果归于他一人,但他募集兵力、冒险赴台、提出澎湖与北路防务意见,并在关键时刻缓和内部冲突,确实构成了不可忽视的贡献。

1885年6月,中法两国签订《中法新约》,法国军队撤出台湾和澎湖。杨岳斌在这场战争中的作用,更接近一位临危受命的支撑者:他未能凭一己之力扭转海上力量悬殊,却在兵力补充、战略判断和军政协调上,尽到了老将所能尽到的责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