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9年春，北京中南海礼堂，一场《智取威虎山》演出结束后，周恩来总理接待了美国客人。对方被杨子荣的形象打动，提出想去英雄的家乡看看，问清楚究竟是什么样的家庭，养育出了这样的战斗英雄。
周总理当即答应下来，并要求有关部门查明杨子荣的籍贯、住址以及家中亲属。第二天，相关报告送到案头，内容却让人意外：杨子荣原籍山东胶东，详细地址不明。
一个全国闻名的英雄，家乡竟然没有确切记录。周总理随即作出批示，要求总参、总政限期查清，并说明美国客人正在等待答复。这项调查由此展开。
难处很快显现出来。杨子荣参军后使用的是部队姓名，家中原本并不知道他的完整经历；他长期化装侦察，牺牲后又被登记为失踪烈士。牡丹江方面掌握的资料有限，海林烈士陵园也没有找到足以确认其身份的详细档案。
调查人员只能从老战友入手。
1969年5月，原部队召集杨子荣当年的战友座谈。参加者共13人，曲波也在其中。他亲眼见过杨子荣，并在杨子荣牺牲时随队行动，还是胶东黄县人，对当地口音和地理较为熟悉。
曲波根据记忆判断：“他听口音，像荣成人。”
话音刚落，便有人摇头：“不大像，应该是牟平。”另一个战友认为：“也可能是海阳。”
三种说法各有依据。杨子荣生前很少谈及家庭，战友们对他的了解，大多来自相处时的零碎印象。就这样，荣成、牟平、海阳先后被列为重点调查区域，文登也因地缘关系被纳入排查范围。
有意思的是，调查尚未结束，胶东已经出现了三个“英雄故乡”。这并非简单的争抢名声，而是当地群众对英雄人物的认同，也给调查增加了复杂性。四地接到通知后，发动基层干部、民政人员和群众查找线索，来信一度堆满了办公室。
几个月过去，参军名单、军属登记、烈属抚恤档案被反复核对，却始终没有“杨子荣”三个字。真正起作用的，反倒是一条看似普通的生活细节：杨子荣家中养过一头小毛驴，门前有棵老槐树，树根处有树洞，孩子们小时候常在那里玩耍。
调查人员据此走访村落，最终把范围锁定在牟平县宁海镇嵎岬河村。当地民政助理员马春英重新翻查旧档案，在失踪烈士名册中发现了一个名字：杨宗贵。
这个名字与部队提供的情况逐渐吻合。调查组找到杨宗贵的哥哥杨宗福，核对出弟弟曾在东北生活、参加部队、长期没有音信，且有一位妻子于1952年病逝。老战友回忆与家属叙述彼此印证，杨子荣就是牟平籍烈士杨宗贵，身份终于得到确认。
但确认籍贯还不够。调查人员当时没有找到杨宗贵的照片，英雄的真实面貌仍然缺失。直到1973年，曲波从原部队得到一张1946年战斗模范合影。照片上有上百人，人物面目模糊，曲波设法将杨子荣所在位置单独翻拍、放大，才获得较清晰的影像。
1974年，照片交到关会元手中。几位老战友一看便认出：“这就是杨排长。”照片送到嵎岬河村后，村干部和乡亲也确认那是杨宗贵。杨宗福看到照片时已经年过七旬，面对失散多年的弟弟，他终于有了可以凭认的面容。
杨子荣原名杨宗贵，1917年1月28日出生于山东牟平县。幼年家贫，曾随家人到东北谋生，做过缫丝工、码头脚夫、船工，也在鞍山煤矿干过活。1938年底，他因反抗矿山监工欺压工友，离开了矿场。
1945年8月，八路军解放牟平。已经29岁的杨宗贵参加了八路军胶东部队，随后随部队进入东北。到了牡丹江军区后，他因年龄偏大、军龄较短，起初被安排在伙房工作。谁也没有想到，这名炊事员很快成为部队倚重的侦察骨干。
他熟悉东北地方情况，也能听懂土匪黑话。1946年3月20日，在杏树沟追击土匪李开江部的战斗中，杨子荣带领一个班迂回到敌人侧后，迫使李开江、张德振投降，战后被评为团战斗模范。
东北剿匪不同于大兵团作战。土匪熟悉山林，依靠密林、雪地和暗哨藏匿，大部队很难直接搜剿，只能依靠少数精干人员化装侦察。杨子荣正是在这种任务中，逐渐显露出胆识和判断力。
1947年1月，杨子荣带领侦察人员进入海林北部山区，寻找匪首张乐山，也就是人称“座山雕”的土匪头目。经过侦察，他利用土匪之间的联络方式取得信任，进入对方据点，随后配合战友将其擒获。
这次行动后来被曲波写进《林海雪原》，又经过舞台改编，形成了广为人知的“智取威虎山”。小说并非战斗记录的逐字复原，而是以真实人物和剿匪经历为基础进行的文学创作。1957年9月，《林海雪原》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杨子荣的名字也随之传遍全国。
遗憾的是，活捉座山雕后不久，杨子荣便牺牲了。1947年2月23日，在追剿郑三炮、丁焕章匪部时，侦察分队突然与敌人遭遇。严寒之中，枪械发生故障，杨子荣开枪未响，敌人抢先射击，他当场牺牲，年仅30岁。
他的母亲宋学芝多年没有等到确切消息，甚至一度无法相信儿子已经牺牲。1957年，她收到失踪军人通知；1958年，政府为其家属颁发革命牺牲军人家属光荣纪念证。直到1966年老人病重时，仍曾问起收音机里反复出现的“杨子荣”，是不是自家的宗贵。
这句疑问，迟到了二十多年。直到杨宗贵的籍贯、家属和照片陆续核实，杨子荣这个战斗英雄的姓名，才与牟平县嵎岬河村真正对应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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