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12年8月，直隶保定东关，第一批学员走进新成立的保定陆军军官学校。此时的中国，政局刚刚经历辛亥革命，旧式军队正在改组，军官从哪里来、如何训练，已经不只是军队内部的问题。
保定军校的特殊之处，正在于它不是一所临时拼凑的讲武堂。它承接了北洋速成武备学堂、陆军预备大学等军事教育机构的基础，设有步兵、骑兵、炮兵、工兵等专业，课程包含战术、兵器、地形、筑城和军事管理，训练方式也明显带有近代军校色彩。
军校早期当然摆脱不了北洋政治的影响。袁世凯需要一批受过正规训练、能够听令作战的军官，保定军校正是在这样的环境中发展起来的。可军校一旦建立，知识和制度便不再只服务于某一个人，学员毕业后分赴各地，进入不同政治集团，甚至走上完全相反的道路。
这所学校只存在了十一年，前后开办九期。1912年开学的第一期，直到1914年11月毕业；第六期于1917年入学，1919年毕业；第九期则在1921年入学，1923年8月结业。各期规模差异很大，人数少的只有两百人左右，多的超过一千人。
有意思的是，保定军校的学员并非都来自北洋系统。南方各省、地方军队以及后来国民政府控制区域，都有人前来求学。军校因此成了一个交汇点：同窗之间可能在课堂上共同测绘地形，几年之后却在战场上分别统率两军。
第二期学员中，最具代表性的人物之一是吴佩孚。他后来成为直系军阀的重要首领，曾任直鲁豫巡阅使，掌握过相当大的军事势力。同一期的孙传芳，也从军官走向地方军政核心，成为五省联军总司令。陈树藩、齐燮元、吕公望等人，则曾先后出任地方都督。
这些名字说明，保定军校培养的不只是战术军官，也培养了能够处理军政事务的高级军事人才。民国时期，军队与地方行政往往纠缠在一起，一名高级军官同时担任省级军政首脑，并不罕见。军校教育给他们提供了共同的专业语言，却没有规定他们必须选择同一种政治立场。
第三期的影响同样突出。白崇禧后来成为国民党一级上将，长期负责军事指挥与战略谋划；张治中以黄埔系之外的资历进入国民党军政高层；蔡廷锴、商震、黄绍竑等人，也在北伐、抗战及地方军政活动中留下了清晰印记。
第五期里，傅作义的经历尤其引人注意。抗日战争时期，他在绥远、华北等地担任重要职务；1949年北平和平解放前后，他参与了有关谈判。保定军校教育所塑造的，是一套重视组织、参谋和正规训练的军官传统，这种传统在复杂局势中表现出不同的结果。
第六期人数较多，后来出现的高级将领也十分集中。顾祝同、薛岳、余汉谋、钱大钧等人，均曾在国民党军队中担任重要职务。薛岳在抗日战争中的长沙会战中负责主要指挥，顾祝同则长期主持军政事务。
但同一期还出现了另一批人物。邓演达后来成为民主革命人士，赵博生参加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活动，叶挺则成为人民军队的重要创建者之一。叶挺在北伐战争、南昌起义和抗日战争中的经历，说明保定军校并没有把学员固定在某一条人生道路上。
第八期出身的陈诚、周至柔，后来分别成为国民党军政系统中的重要人物。陈诚长期参与军队整编和战区指挥，周至柔则与空军建设关系密切。第九期的董振堂、张克侠、何基沣等人，后来也分别走上了不同道路，其中一些人在民族危亡和政治转折中作出了关键选择。
名单里还有一个不容忽视的现象：部分保定军校毕业生后来投敌。荣臻、刘郁芬、叶蓬等人的经历，提醒人们，军校学历从来不等于政治品格，更不能简单等同于历史评价。学校能够传授军事知识，却无法替代个人在重大关头作出的选择。
关于“六位都督、五十九位上将、三百六十四位中将”的统计，需注意一个口径问题。民国时期的“上将”“中将”称谓，既有正式军衔，也有职务授予和追赠情况；北洋政府、国民政府以及新中国成立后的军衔制度并不完全相同。把不同时期的称号放在一起比较，数字只能作为概括，不能当作完全统一的军衔档案。
较为确定的是，保定军校九期毕业、结业学员总数超过六千人，其中相当一部分后来成为各地军队的骨干。新中国成立后，第二期学员陶峙岳被授予开国上将军衔；这也是保定军校学员进入新中国高级将领序列的典型案例。
保定军校停办，并不意味着它的影响随之消失。它训练出的军官，活跃于北洋时期的军政争斗、国民革命军的整编、抗日战争的正面战场以及新中国成立前后的军事变局。有人掌兵一方，有人投身革命，有人留下争议，也有人在民族危急时刻承担责任。
“将军的摇篮”这个称呼，真正的分量不只在于名册上有多少将领，更在于这所学校把近代军事教育从师徒传授推进到课程、操典和组织训练。保定城内那座军校留下的，不是一张简单的将军名单，而是一段中国军队由旧式营伍走向近代建制的历史剖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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