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4年9月，江苏太湖冲山岛，薛永辉带着一批抗日干部和民兵，正准备开始骨干训练。谁也没想到，训练尚未展开，岛外便出现了密密麻麻的日伪军，汽艇沿着水面来回穿梭，小岛很快被围得水泄不通。
冲山岛面积不大，三面临水，背后连着山地，岛边又有大片芦苇荡。平时看，这里是隐蔽和训练的好地方；一旦敌人封锁水面，便容易变成一座孤岛。
这次突袭并非偶然。队伍内部有人因违纪受到处理，心中不满，向日伪军泄露了训练地点。9月9日，400多名日伪军突然登岛，而岛上的抗日人员只有50多人，兵力相差悬殊。
薛永辉很快作出决定：“水性好的下芦苇荡，水性差的上后山，不能和敌人硬拼。”
命令传下去后，队伍立即分散。有人钻进山洞，有人爬上树杈，也有人趁着水草遮掩，慢慢潜入芦苇深处。敌人的汽艇封住了水面，竹筏根本无法冲出去，强行突围只能增加伤亡。
日伪军登岛后，挨家挨户搜索。他们翻箱倒柜，砸门毁物，还把附近百姓拉来辨认抗日人员。可是当地百姓知道，新四军到来后，地方上的匪患明显减少，谁也不愿意替日伪军指路。
有意思的是，敌人为了逼出芦苇荡中的人，竟然运来汽油，想放火烧出一条“活路”。但那是9月，太湖水量充足，芦苇根部泡在水里，叶秆仍然青绿。汽油浇上去后，火势并没有像预想中那样蔓延。
火攻不成，日伪军又强迫村里的年轻人下水。他们拿着扁担，在芦苇荡中来回压水，试图把藏在水下的人逼出来。可芦苇长得密，水面下又有空隙，真正熟悉水性的抗日人员屏住呼吸，借着水草和泥滩躲过了一轮又一轮搜查。
敌人逐渐失去耐心，干脆封锁整片芦苇荡，打算用饥饿逼人投降。起初，乡亲们还会趁夜里偷偷送些锅巴、窝窝头。后来日伪军加强了盘查，禁止村民下水打鱼，甚至挨家查看灶台，不准家中留下多余饭食。
芦苇荡里的日子，变得比枪战还难熬。莲蓬已经过季，藕也没有成熟，抓鱼又容易弄出声响。饿急了，大家只能掐芦苇嫩茎，嚼荷叶、荷梗；夜里偶尔游到稻田边，揪几穗稻子生吞下去，也不敢多拿。
水里泡久了，皮肤溃烂，蚊虫叮咬后不断流脓。衣服被水草和泥沙磨成布条，身体一天天消瘦。山上的人同样缺粮，只是不用长期泡在水里，情况稍好一些。
日伪军连续搜捕，仍有不少人被捕。根据后来流传的回忆，岛上和芦苇荡中共有40名同志落入敌手，真正从水荡中坚持到敌人撤走的，只剩薛永辉、一名民兵和三名女干部。
敌人撤退那天，几个人从芦苇荡里爬出来，已经瘦得脱了形，走路时双腿发软。可刚到村口，他们却被一个白白胖胖的男人吓了一跳。那人挺着肚子，脸色红润，怎么看都不像刚躲过围捕的抗日人员。
有人当即把他围住，厉声问道：“你到底是什么人？”
男人赶紧摆手：“别误会，我是民兵邢阿根！”
这副模样太反常了。别人啃了二十多天芦苇，邢阿根不但没瘦，反而像吃足了油水。众人起初怀疑他投靠了敌人，直到他把藏身经过讲出来，大家才知道，这场围捕中竟有一个人躲在了日军的饭仓旁边。
邢阿根水性不好，撤退时没有下芦苇荡，而是上了后山。他没有找到山洞，只能蹲在一块大石头后面。那块石头太显眼，日伪军搜索时反而不相信后面会藏人，几拨人走过去，竟都没有仔细查看。
两天后，他饿得头晕眼花，决定下山找吃的。在一户村民家中，他发现了面粉，抓起一把加水揉成面团，连火都没敢生，直接吞了下去。刚走到门口，院外忽然传来脚步声，他只好退回灶台后面。
进来的不是村民，而是几名日军。邢阿根连大气都不敢出，后来发现厢房上方有一处堆杂物的小阁楼，便顺着梯子爬了上去。院子里的日军越来越多，还不断搬运物资。到了晚上，他们在院中吃饭，显然把这里当成了临时食堂。
半夜，邢阿根悄悄下楼查看，堂屋里堆着米面，柜子中还有一盒盒罐头。他从未见过这种食物，可当时顾不得许多，拿了几盒便重新躲回阁楼。
日军每天来这里取饭，却没有想到屋顶上藏着人。邢阿根白天藏在阁楼，夜深后下来取少量罐头，吃完再把东西放回原处。日军有自己的消耗，他每次拿得不多，竟一直没有被察觉。
如此过了二十多天，芦苇荡里的同志靠野草和稻穗撑命，邢阿根却在日军眼皮底下吃罐头。薛永辉多年后回忆冲山之围，仍会提到这件怪事：“我们窝在水里啃了一个月芦苇，那家伙却天天吃罐头，吃得还发了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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