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9年1月,湖北咸宁咸安区民政局双拥办公室里,一位拄着拐杖的老人推门而入。他穿着旧棉衣,鞋面沾着泥,走了几十里山路,脸上却没有半点怯意。
老人把几件勋章、证书和一本发黄的纪念册放在桌上,开口便问:“我孙子体检合格了,为什么还不能参军?”
工作人员原以为这是普通的征兵争议,直到翻开那本纪念册,才发现其中记录着抗美援朝时期的功臣名单。老人名叫刘祚坤,是湖北省唯一获得抗美援朝一等功臣称号的志愿军战士。
这件事的起因,是刘祚坤的长孙刘建光连续两年报名参军。1997年,刘建光受到爷爷经历的影响,产生了参军报国的想法,但身体条件一直没有达到要求。到了1999年,他终于通过体检,却因当地征兵名额有限再次落选。
对普通家庭来说,这或许只是一次遗憾。对刘祚坤而言,却不是一句“名额不够”就能解释的事情。他认为,孙子既然符合条件,就应该得到一个公平的机会。
刘祚坤并不是因为一枚勋章才有这样的底气。1924年,他出生于咸宁石溪村,幼年便失去双亲,靠乡亲们接济长大。后来,他跟着木匠学手艺,凭一双勤快的手养活自己,也组建了家庭。
抗美援朝战争爆发后,村里开始动员青年参军。那时刘祚坤已有三个孩子,妻子彭爱玉还怀着身孕,家中全靠他支撑。妻子起初没有答应,只是沉默了一整天。
夜里,彭爱玉拿出一件新棉衣,对他说:“这是准备过年穿的,你明天报名时穿上吧。”
这句话没有豪言壮语,却决定了一个家庭此后数十年的命运。刘祚坤穿着妻子缝好的棉衣参军,后来随部队奔赴朝鲜战场。
在战场上,他并非一开始就担任什么显赫职务。刘祚坤所在部队承担过运输和后勤任务,危险并没有因为岗位变化而减少。对志愿军来说,前线缺少弹药,后方缺少燃料,任何一处补给中断,都可能影响战斗。
1953年4月26日晚,刘祚坤在朝鲜一处车站附近执行警戒任务。美军飞机突然来袭,装有航空汽油的车厢被炸中,火焰迅速蔓延。汽油一旦连续爆炸,车站和周围人员都可能遭受更大损失。
旁边有人喊:“敌机还没走,快躲起来!”
刘祚坤没有后退。他冲向起火车厢,用铁锹砸开变形的车门,把一桶桶汽油往外滚。敌机不断俯冲扫射,弹片和火星在车厢周围飞溅,他的左脚也在混乱中被汽油桶撞得血肉模糊。
据有关记载,经过中朝军民两个多小时抢救,三百多桶汽油被转移到安全地带,其中刘祚坤一人抢出了八十五桶。直到救援结束,他才因体力透支倒下。
这次行动让朝鲜方面注意到了这名中国士兵。值得一提的是,刘祚坤并没有把这件事当作值得反复讲述的功劳。有人慰问时,他只是说,兵站工作同样危险,物资不能眼看着烧掉。
他的伤腿没有得到充分休养。雨埠水库被炸、洪水冲击铁路后,部队急需修筑堤坝,扁担成了紧缺工具。刘祚坤干不了重体力活,便搬来矮凳,把伤腿架在一旁,重新做起木工。
他从小跟木匠学艺,做扁担很快。一天做出十多条并不稀奇。前线缺的是能够使用的工具,而不是漂亮话。刘祚坤用自己的手艺,补上了后勤建设中的一个缺口。
战争结束后,刘祚坤因抢救航空汽油、保障后勤等表现,被授予一等功臣称号,并成为湖北省抗美援朝一等功臣中的代表人物。1954年,他作为志愿军代表参加在平壤举行的庆祝活动,受到有关领导接见。
1956年5月,刘祚坤带着伤腿和勋章回到石溪村。村民围到家中看军功章,家里却传来一个沉重消息:他出征后出生的女儿因病夭折。妻子独自照料四个孩子,又要下地劳作,长期营养不良,最终没有保住孩子。
这个消息让刘祚坤久久不能平静。他曾在炮火中忍着伤痛救物资,却在得知女儿去世时失声痛哭,对妻子说:“以后再也不离开你们了。”
回乡后,他曾被安排担任人民武装部门负责人,也做过生产队长。但文化程度不高、缺少地方工作经验,使他很难适应会议和行政事务。几经考虑,他辞去职务,重新做起木匠。
那些勋章和证书,被他收在箱底。没有特殊情况,他很少拿出来,更不会逢人便讲自己的战功。时间一长,村里很多年轻人甚至不知道,这位沉默寡言的木匠曾在朝鲜战场上立过一等功。
1997年,刘建光读到战争题材书籍,回家向爷爷询问往事。刘祚坤沉默很久,才讲起自己在朝鲜的经历。他对孙子说:“记住,爷爷没有给部队丢脸。”
这句话让刘建光决定报名参军。也正因为如此,1999年那场发生在民政局的争执,才显得格外特殊。刘祚坤不是来索取待遇,而是要为孙子争一个按照规定参加竞争的机会。
双拥办工作人员核验材料后,将情况逐级上报。相关部门随后重新了解刘建光的身体条件、征兵资格和当地名额情况。经过协调,刘建光最终获准参军,刘祚坤的这次“讨公道”也有了结果。
有人问他,既然立过一等功,为什么不早些向政府提出生活上的困难?刘祚坤只是摇头。他一生很少拿功劳换取照顾,回乡后仍靠木工和劳动养家。对他来说,勋章属于战场,日子还得靠自己的双手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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