咸丰三年（1853），北京城里举行恩荣宴，一位白发老臣再次走进琼林门。宴席上的新科进士，大多正值壮年；而主持这一科会试的礼部侍郎，恰恰是他的孙子潘祖荫。祖孙同入科场，一人是新科主考，一人是六十年前的状元，这场景在清代极为罕见。
老人名叫潘世恩，江苏吴县人，祖籍安徽歙县。那一年，他已经八十多岁。面对满堂后辈，他并没有摆出老资格，反而写诗记下这段经历，其中一句“却喜新荫桃李盛，小门生认老同年”，既有长者的自得，也有对科举传承的调侃。
所谓“重赴琼林”，并不是普通宴饮。清代进士考中后，礼部会设恩荣宴，民间习惯称为琼林宴。一生能参加一次，便意味着取得了进士出身；而中进士六十年后仍健在，并能再次赴宴，则是极少数人的特殊荣耀。
清代一百余位状元中，能够重赴琼林宴的只有八人左右。潘世恩既是少年状元，又活到能够再次赴宴，偏偏这次宴会还与亲孙的仕途相遇。单是这一件事，已足以成为科场佳话。
潘世恩生于乾隆三十五年（1770）。乾隆五十八年（1793），他参加殿试，考中一甲第一名，成为状元。当时他年纪尚轻，按照虚岁计算不过二十四岁。清代状元平均及第年龄偏高，潘世恩的起步，确实称得上顺遂。
不过，科举第一名不等于仕途一帆风顺。进入翰林院后，他从修撰做起，先后任侍讲、内阁学士，又在户部、工部、吏部等部门任职。清代官场讲究资历和历练，潘世恩没有一上来便掌握中枢，却在具体政务中逐步积累声望。
从翰林院修撰到尚书，再到大学士，潘世恩大约用了二十年。嘉庆年间，他主要在六部任职，属于办事稳重、资望渐深的官员。到了道光朝，朝廷对他的倚重明显增加，道光十三年（1833），他晋升体仁阁大学士；次年进入军机处行走，开始参与国家中枢事务。
道光十八年（1838），潘世恩改任武英殿大学士。道光二十八年（1848），又加太子太傅衔。大学士、军机大臣、太子太傅，这几项身份叠加在一个汉臣身上，已经是清代文官所能达到的极高位置。
有人把潘世恩称为“生晋三公”，严格说并不准确。太师、太傅、太保合称三公，而太子太傅属于东宫官衔，并非三公本身。清代生前获得三公名号者本就不多，相关记载也常因时代和统计口径不同而出现差异。
但这点并不影响潘世恩的特殊地位。他不是靠军功起家，也没有显赫的宗室背景，能够从科举正途一步步做到大学士，靠的是长期任事和官场信用。与同时代权势更盛的人相比，他少有轰动性的政治争论，留下的更多是稳健、谨慎的印象。
有意思的是，潘世恩的“福气”并不只体现在官位上。他历经乾隆、嘉庆、道光、咸丰四朝，仕途横跨五十多年。道光二十九年（1849）以后，他因年老多病请假，道光帝仍准其在京寓居养病，保留原有待遇。名义上退居，实际上仍受到朝廷礼遇。
咸丰帝即位后曾下诏求贤。潘世恩虽已年迈，仍向朝廷举荐林则徐、姚莹等人。咸丰因此御笔题写“琼林人瑞”匾额相赐。“人瑞”二字，既指高寿，也包含资历、品行和科名方面的敬意。
潘世恩的家族同样显赫，却不是靠空泛的门第撑起来的。他有五个儿子，或入仕，或治学，各有所成。孙子潘祖荫后来成为咸丰、同治、光绪年间的重要官员，清末名臣曾国藩、左宗棠、李鸿章等人都与他有交往。
潘氏一门还出现了状元和探花。潘世恩本人是状元，潘祖荫中探花，堂兄潘世璜亦有科名成就，时人因此称“苏州三杰”。在重视科举和家学的清代，这样的家族延续，远比一代人的显贵更难得。
咸丰四年（1854），潘世恩去世，按清代虚岁计算享年八十六岁。有人送给他的对联是：“大富贵亦寿考，蓄道德能文章。”这副话未必完全是官方评价，却很贴合他的人生轨迹：少年得志，身居高位，历经四朝，子孙承继，晚年仍受朝廷礼敬。
清代汉臣中，状元并不少见，大学士也并非只有一人，但能把状元、重赴琼林、大学士、军机大臣、高寿和子孙昌盛集于一身者，确实难以再找。陈康祺称他“富贵寿考，子孙继武”，说三百年间仅此一人，虽有夸张成分，却也道出了潘世恩在清代官场中的罕见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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