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9年1月下旬，北京医院病房里，李宗仁已被病痛折磨得十分虚弱。这个曾经指挥台儿庄战役、担任国民党政府代总统的人，临终前没有交代私人财产，也没有为家人安排厚重礼物，反而惦记起几瓶保存多年的洋酒。
他让前来探望的尹冰彦坐到床边，声音断断续续：“那几瓶酒，想着送给毛主席、周总理吧。”一句话很轻，却牵出了他半生的经历。
这些酒并非普通饮品。20世纪30年代初，越南方面的一个代表团曾将它们赠给李宗仁。酒瓶上留有鉴定标记和收藏封条，据说已有两百多年历史。李宗仁知道珍贵，始终没有开启，几十年间辗转携带，从国内带到海外，又带回中国。
酒瓶没有被喝掉，反倒成了一个时代的见证。它们曾跟随李宗仁经历军政生涯，也曾被放在美国寓所中多年。归国以后，他还对身边人说，这类酒名贵，适量可以入药，准备找机会送给毛泽东和周恩来。
遗憾的是，机会一直没有真正到来。
1965年7月13日，北京人民大会堂福建厅，周恩来临时召集党外人士开会。会议通知没有说明议题，直到中央统战部负责人徐冰宣布：“李宗仁先生就要回国了。”会场气氛随即发生变化，许多人既惊讶，又感到振奋。
李宗仁当时已在美国生活多年，身份也由昔日的国民党高级军政人物变成普通侨民。但他的归国，意义显然不止于个人选择。周恩来在会上明确表示，李宗仁不会转去台湾，毛泽东同意并欢迎他回来，而且来去自由。
这句话十分关键。它表明，对李宗仁的安排并不是一次单纯的接待，而是建立在政治信任和统战政策基础上的争取。周恩来还担心台湾方面获悉消息后，会派人干扰甚至伤害李宗仁，因此临时调整了他的行程。
原定计划并非当天离开。接到北京通知后，驻瑞士工作人员赶到苏黎世，为李宗仁夫妇送去机票，要求他们尽快启程。李宗仁与夫人郭德洁在程思远陪同下离开瑞士，经卡拉奇转道回国。
飞机接近广州时，李宗仁透过舷窗俯视阔别多年的粤桂大地。这里并不是陌生的地方，他曾在这片土地上起兵、作战，也曾从广州飞往海外。多年以后重新看到山河，他对程思远说：“十六年前离开广州，没想到还会回来。”
1965年7月18日清晨，飞机降落广州白云机场。李宗仁踏上故土时，已经74岁。对他来说，这次回国既是政治抉择，也是晚年归宿。毛泽东和周恩来给予的接纳，改变了他晚年的生活轨迹。
归国后，李宗仁将许多私人收藏交给国家。他带回的线装书中，有《二十四史》《四部备要》等；书画则包括齐白石、徐悲鸿以及文徵明、郑板桥等人的作品。有人希望他把几幅画留给家人，他没有同意，认为这些东西属于国家，不能留在海外，更不能任其流失。
这个细节与那几瓶酒放在一起看，意味很清楚：酒是私人收藏，却准备赠给国家领导人；书画本属个人，却被他视作文化遗产。李宗仁晚年对“私物”和“国物”的界限，已经有了不同于早年的判断。
1966年，郭德洁因病去世。李宗仁年过七旬，身边照料问题随即摆在面前。后来，经友人介绍，他与护士胡友松相识。胡友松出生于1939年，原本承担的是护理和保健工作，两人相处一段时间后，于1966年7月结婚。外界当时有议论，但从共同生活的情况看，胡友松承担了照顾病中李宗仁的实际责任。
1968年9月30日，李宗仁抱病参加周恩来举行的国宴。这是他晚年最后一次公开参加政治活动。回家后身体明显恶化，次日住进医院。病情反复，并发肺炎，抗生素和输液治疗逐渐难以奏效，他常常陷入昏睡，只在短时间内保持清醒。
周恩来得知报告后，立即批示要尽一切可能抢救。此时的李宗仁已经明白，自己所剩时间不多。他向尹冰彦谈到，回国是自己走对的一条路，原本还想在台湾问题上做些工作，只可惜身体已经不允许。
除了酒，他还交代了书画和藏书的去向，并口授一封给毛泽东、周恩来的信。信中写道，自己在1965年毅然从海外回到祖国，所走的道路是正确的。李宗仁没有把这封信当成普通遗言，而是把它看作对归国经历的正式表达。
1969年1月30日，李宗仁病情进一步恶化。医护人员连续抢救，仍未能挽回他的生命。他于当日深夜去世，终年77岁，按当时习惯计为78岁。几瓶酒尚未送出，已经成为他未完成的心愿。
2月初，八宝山革命公墓为李宗仁举行骨灰安放仪式。周恩亲自参加，并对胡友松说：“李先生逝世了，以后你有什么困难，国家会照顾你。”仪式上，程思远将李宗仁留下的信件交给周恩来。周恩来读后将信折好，交代有关人员妥善保存，并称这是一份“历史文件”。
至于那几瓶酒，后来如何处理，公开材料记载并不十分完整。但李宗仁在病床上的那句嘱托，却被身边人记录下来，和他的归国信、捐献书画一样，留在了这段特殊历史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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