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0年5月28日，上海，毛泽东在柯庆施、杨尚昆陪同下走进火箭陈列室。展厅里的火箭模型并不算庞大，却吸引了他的注意。看了一会儿，毛泽东没有先问设备价格，也没有追问参与者职务，而是把目光转向身边的工程师潘先觉，问道：“你是哪个学校毕业的呢？”
潘先觉回答：“上海交通大学。”
这个答案让毛泽东想起一段旧闻。他接着问：“就是那个学生自己开火车、修铁路到南京请愿的交通大学吗？”潘先觉点头称是。毛泽东对此颇感兴趣，又问上海交通大学是否设有火箭专业。潘先觉如实回答，当时国内还没有专门的火箭专业，他们是在实践中学习，在试验中解决问题。
这番问答，看似随意，实际触及了两个问题：一所大学能培养什么样的人才，刚刚成立的新中国又是怎样在几乎没有现成经验的情况下发展尖端技术。
潘先觉并不是凭借“火箭专业”走进这个领域的。他于1957年从上海交通大学机械系毕业，随后被选调参加清华大学的研究班。这个研究班与钱学森归国后的工作密切相关，任务不是培养普通工程技术人员，而是为导弹、火箭事业补上系统理论和工程实践这一课。
当时的困难非常具体。资料少，设备缺，能够同时理解空气动力学、结构设计、发动机和控制技术的人更少。钱学森承担授课和指导工作，许多年轻人则从基础课程重新学起。潘先觉后来进入中国科学院力学研究所，逐步参与火箭研制。
图纸并不等于实物。
1959年国庆十周年前后，我国曾展出火箭、导弹方面的设计成果，但设计完成只是起点。火箭要真正升空，还要经过材料加工、焊接装配、燃料系统、地面测试等一系列检验。任何一个环节出现偏差，都可能使整枚火箭无法工作。
上海工业基础较好，承担了火箭实体研制任务。上海机电研究所成立后，潘先觉被任命为主任工程师。那时他从大学毕业不过两年，面对的却是一个需要集中多种工业门类协作的工程。
有意思的是，最棘手的并不是没人肯干，而是最初的设计目标过大。按照原有方案制造，工程规模和加工难度都超出了上海当时的实际能力。潘先觉提出调整方案，主张在保证试验目的的前提下删繁就简，先造出能够制造、能够发射、能够回收数据的试验火箭。
这个意见并非一开始就得到认可。他还因此受到批评，并被撤去主任工程师职务。但工程不能靠争论完成，方案经过讨论后重新修改，研制人员采取边加工、边试验、边整理数据的办法，把许多书面问题变成了车间和试验场上的实际问题。
1960年2月19日，上海南汇县一处滩涂，寒风中，科研人员为液体燃料探空火箭作发射准备。燃料依靠简陋设备一点点压入箭体，地面检查反复进行。启动后，伴随轰鸣声，火箭离开地面。
这枚火箭型号为“探空七号甲”，通常简称“T七甲”。它的飞行高度并不惊人，却完成了中国液体燃料探空火箭从设计到制造、从地面试验到升空验证的关键跨越。之后的连续试射，也为后续型号积累了数据。
毛泽东参观时，潘先觉介绍说，这种试验火箭主要解决四件事：设计得出、制造得出、发射得上去，还要能够回收资料。毛泽东听后说：“从小到大，先低后高，这是事物的发展规律。”这句话并不是对低指标的满足，而是对工程规律的肯定。
潘先觉还说明，实际研制中的火箭已经能够达到三四十公里以上的高度。毛泽东听到这里，连说“好”。展厅里展示的是模型和试验成果，背后却是成千上万次计算、加工与测试。
谈到上海交通大学，不能绕开1947年的护校请愿。1946年冬，国民政府以财政困难为由，提出压缩上海交通大学经费，停办轮机、航海两科，并酝酿调整校名和院系。轮机、航海恰恰是学校传统最强的专业，师生对此难以接受。
1947年4月，学生自治组织护校委员会，决定派代表前往南京交涉。交涉未能解决问题后，近三千名师生准备赴南京请愿。铁路运输被限制，车票也难以购得，工科学生便想办法寻找车头和车厢。机械系学生中有人有过铁路实习经历，临时承担驾驶和司炉工作。
火车并没有像传说中那样轻松开动。车头牵引力不足，行驶速度受到限制，沿线还出现拆轨阻拦。学生中有土木专业人员，只能在现场设法恢复线路。铁路工人同情学生，也在一定程度上提供了便利。途中双方对峙，学生代表与教育部门谈判，学校名称、轮机和航海两科等问题最终取得一定结果，师生随后返沪。
毛泽东所说的“自己开火车、修铁路”，正是这场护校运动中流传最广的细节。潘先觉没有经历那次请愿，但他从这所学校获得的工程训练，与前辈学生身上那种面对困难不退让的作风，在火箭研制中形成了另一种呼应。
参观结束前，毛泽东又看了看火箭模型。两年前，中国科学院展出的火箭模型还需要借助橡皮筋和人工操作来演示升空；两年后，上海滩涂上的液体燃料火箭已经真正飞上天空。潘先觉站在模型旁，回答着一个个问题。没有火箭专业，没有完整设备，也没有可直接照搬的外国方案，年轻工程师们只能在一次次试验中把这门学问做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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