乾隆十五年，1750年，京城，年过八旬的张廷玉已经收拾好行装，准备离开仕途，回到安徽桐城。谁也没想到，皇长子永璜的去世，让这位历经康熙、雍正、乾隆三朝的老臣，再一次站到了皇帝的怒火之下。
一纸诏书落下，张廷玉不仅失去了三等伯爵的世袭罔替资格，连雍正皇帝亲自写入遗诏的配享太庙，也被乾隆一并取消。这个结果，和清代异姓功臣爵位通常可以世代承袭的惯例，显得格外刺眼。
清代爵位大体分为宗室爵位与异姓功臣爵位。宗室之中，除铁帽子王外，多数爵位要逐代递降；异姓功臣则不同，若诏书明确“世袭罔替”，子孙承袭时爵位等级不变。
额亦都获封一等公，其后代长期承袭这一爵位。范文程的一等子，也传了两百年左右。施琅、曾国藩、李鸿章等人，同样拥有世袭爵位。即便个别功臣因罪获处分，爵位有时仍会保留给后代。
张廷玉的特殊之处，在于他是清代汉臣中较早获得公、侯、伯高等爵位的人。乾隆三年，他被封为三等伯。后来主持纂修《明史》，官衔中已经明确写有“世袭三等伯”字样，这说明爵位本身并非临时恩赏，而是带有传承性质。
更重要的是，张廷玉还获得了配享太庙的资格。雍正临终前将此事写入遗诏，张廷玉因此成为清代唯一获此殊荣的汉臣。对传统官僚而言，爵位属于家族荣典，配享太庙则代表个人功业被纳入皇室祭祀体系，分量远在一般封爵之上。
问题并不在爵位制度，而在张廷玉与乾隆之间逐渐失去的信任。
乾隆即位初年，朝廷仍离不开张廷玉、鄂尔泰这样的元老。张、鄂两派之间既有权力竞争，也夹杂着满汉官员之间的复杂关系。乾隆表面上依靠他们稳定政局，内心却清楚，皇帝若长期受制于两位顾命重臣，皇权便难以真正伸展开来。
乾隆十三年，1748年，富察皇后去世，朝廷气氛明显转冷。乾隆开始整顿吏治，压制旧臣势力，提拔讷亲、傅恒等新贵，也逐渐重用刘统勋等官员。张廷玉已经77岁，明白自己不可能再与年轻官僚周旋，于是上疏请求致仕。
按理说，老臣主动退让，皇帝应当顺势成全。张廷玉却担心自己离开朝廷后，配享太庙的承诺会发生变化，便当面请求乾隆留下明确手谕。
这一步，触动了乾隆最敏感的地方。
乾隆当场不悦，认为张廷玉是在暗示皇帝不守先帝遗命。张廷玉一生谨慎，偏偏在这件事上显得过于谨慎。君臣之间本就存在猜疑，他再要求书面保证，无形中等于把这层猜疑摆到了明面上。
乾隆虽然恼怒，仍答应他可以配享太庙，也准许他退休。事情本来还有转圜余地，张廷玉却又在辞行礼节上出了差错。
清代大臣获准致仕后，通常要亲自入宫谢恩。张廷玉以身体不适为由，让儿子代为进宫。乾隆对此极为不满，认为张廷玉只顾保全自己，连君臣多年情分也不顾。
乾隆斥责道：“在为臣者预存一奉身而退之念，则将匪国是恤，惟身是图。”意思是说，大臣若一心盘算退路，便不会真正把国家事务放在心上。
张廷玉只得重新进宫请罪，却没有换来宽宥。乾隆不但不许他立即回乡，还当面严厉申斥。两年后，君臣关系稍有缓和，乾隆十五年，张廷玉再次请求致仕，这一次终于获准。
偏偏就在他准备南归时，皇长子永璜病逝。永璜并非太子，普通大臣前往祭奠即可，但张廷玉曾任上书房师傅，名义上是永璜的老师，身份自然不同。
按照礼制，他至少应等过皇子的初祭再行离京。张廷玉却急于启程，提前上奏请求回乡。乾隆认为这不是简单的失礼，而是对皇室缺乏情分，甚至有意轻慢刚被追封为定亲王的永璜。
这一次，乾隆彻底翻脸。他指责张廷玉“毫无建白、毫无赞襄”，认为张廷玉多年来不过是替皇帝缮写谕旨，谈不上真正参与国政。随后下旨，取消张廷玉配享太庙的资格，三等伯仍可保留，但不再世袭罔替，同时免予治罪。
爵位尚在，传承已断。对于张廷玉而言，这等于家族荣典被截断，个人名望也遭到重击。他回到桐城后，又因门生朱筌涉案受到牵连，家产被查抄，过去得到的御笔、书籍和部分赏赐也被追回。
乾隆二十年，1755年，张廷玉去世。此时乾隆的怒气已经消退，最终还是遵照雍正遗诏，恢复了张廷玉配享太庙的待遇。只是那枚三等伯爵，已经无法再按原来的规格传给后人。ез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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