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5年7月20日，北京机场，李宗仁携夫人郭德洁走下舷梯。等候的人群中，有周恩来、陈毅等人。离开大陆十六年后，这位曾经的国民党“代总统”，终于回到了祖国。
飞机舱门打开时，李宗仁神情复杂。他在机场发表声明，表示愿意追随全国人民，参加社会主义建设，并为国家统一和爱国反帝事业尽力。这个决定并非突然形成，六年前那批真假难辨的字画，正是他向北京递出的一块“试金石”。
1959年11月，李宗仁向中国政府捐献一批文物。据他本人说，这些字画是花费十一万多美元购得，价值不低。文物运到北京后，周恩来安排有关专家进行鉴定。
鉴定结果并不乐观。按照当时专家的意见，文物中确有真品，但相当一部分属于赝品，实际价值与十一万美元相差很远。具体估价在后来的叙述中存在不同说法，但“真伪混杂、价值远低于报称金额”这一点，是这件事的关键。
这就带来一个难题：如果按鉴定价格处理，容易让李宗仁难堪；若照他报出的金额支付，又似乎有违国家财政原则。更重要的是，新中国成立初期外汇十分紧张，每一笔外汇都不能随便动用。
周恩来考虑的是统战影响。他认为，李宗仁虽身处海外，但毕竟公开向祖国捐献文物，不能只把问题看成一桩普通买卖。可毛主席听完汇报后，并没有把注意力停留在字画本身。
据有关回忆，周恩来曾提出给予李宗仁三万美元。毛主席听后笑了笑，说：“他说是十一万多，那就给他十二万嘛。”
周恩来一时不解，毛主席随即解释：“这是投石问路嘛。”
这句话点出了事情的核心。所谓“投石问路”，不是说李宗仁单纯为了换钱，而是借捐献文物观察北京的态度：祖国会不会因为他过去的身份而拒绝他？会不会斤斤计较文物真伪？如果发生争议，政府又会怎样处理？
李宗仁的顾虑，并非没有来由。1949年4月21日，人民解放军发起渡江战役；4月23日，南京解放。作为国民党政府代总统，他先后退往桂林、广州、重庆、昆明，随后经香港前往美国。
他原本在桂系中拥有相当影响力，但随着人民解放军在大陆取得胜利，桂系军事力量瓦解，李宗仁失去了政治和军事依托。去美国后，他既不愿完全受蒋介石方面摆布，又担心回大陆后受到清算，处境十分尴尬。
真正让他重新思考归宿的，是北京释放出的连续信号。1951年，原国民党行政院院长翁文灏从法国回到大陆，受到接待。后来，国民党高级将领卫立煌也从香港回国。两人的经历让李宗仁意识到，过去的身份并不必然意味着终身隔绝。
1955年万隆会议期间，周恩来公开表示，中国人民同美国人民是友好的，台湾问题可以通过谈判缓和，反对美国以军事力量干涉中国内政。这番表态在海外引起反响，也使李宗仁看到了一种可能：台湾问题或许存在和平解决的空间。
同年，李宗仁发表《对台湾问题的建议》，主张美国第七舰队撤出台湾海峡，使台湾问题回到中国内部处理。这个变化很快引起周恩来注意。
李宗仁的身份特殊。他不是普通的国民党官员，而是曾经担任代总统的人物，在国民党内部和海外华人中都保有一定影响。若能促成他回国，不仅是个人选择，也可能对争取国民党上层人士、推动国家统一产生作用。
周恩来于是通过程思远与李宗仁联系。程思远长期担任李宗仁的重要幕僚，李宗仁把他留在香港，本就带有沟通内外的意味。
1956年，程思远秘密到北京。周恩来接见他时，传达了明确态度：爱国不分先后，欢迎李宗仁在方便时回祖国看看，也欢迎国民党军政人员来大陆探亲、访友、观光，并保证来去自由。
这番话传到美国后，李宗仁受到鼓舞。但鼓舞归鼓舞，真正下决心仍需要时间。他担心美国方面的限制，也担心国民党特务的监视，更担心自己一旦回国，政治前途和人身安全无法预料。
所以，1959年的文物捐献，既是一次爱国姿态，也是一次谨慎试探。捐献之后，北京没有追究他所报价格与鉴定价格之间的差距，反而以统战方式妥善处理。后来，李宗仁让郭德洁前往香港领取相关款项，并感叹共产党“识货”。
这句话表面上说的是文物，实际说的却是政治判断。他发现，北京方面看重的不是几幅字画的得失，而是能否借此保留沟通渠道。换句话说，毛主席所谓“投石问路”，已经看穿了李宗仁的真实意图，同时也愿意给他一个继续观察、继续靠近的机会。
不过，李宗仁当时仍有自己的幻想。他希望凭借特殊身份，在美国与中国之间发挥作用，甚至期待以较为独立的姿态处理未来道路。现实并没有完全按照他的设想发展。
1965年，他终于同意秘密回国。周恩来为此反复安排路线，李宗仁夫妇先赴欧洲，再经瑞士、雅典、贝鲁特、卡拉奇等地转赴巴基斯坦，最后乘飞机抵达北京。路线曲折，目的只有一个：避开可能的监视和破坏。
回国后，李宗仁受到毛主席多次接见。1969年1月30日，李宗仁在北京病逝，终年七十八岁。临终前，他给毛主席写信，谈到自己1965年回国的决定，明确表示“这条路是走对了”，并希望仍在台湾和海外的国民党人士，能够选择回到祖国。
这封信后来被周恩来称为“历史文件”。那批真假混杂的字画，也因此不再只是一次文物交易，而成了李宗仁从犹疑、试探到最终归国过程中，一个颇有意味的转折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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