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Hansen Tjo

来源：EastAsiaForum

真正的瓶颈在于能否将实验室中的生物工程过程转化为商业生产，中国拥有全球约70%的发酵生产能力，这一结构性优势是美国的限制措施无法弥补的

在美国外交政策讨论中，生物技术，包括生物制造这一子领域，常常与半导体、人工智能一并被视作美中科技竞争的核心领域。这种归类看似合乎情理，因为这三大领域均具备军民两用属性，并对国家安全具有重要意义。但倘若将生物制造笼统归入“小院高墙”技术清单，就会套用一套错误的战略分析框架，从而无法正确判断在这一领域究竟是如何获得优势的。

生物技术是一个宽泛的大类，制药是该行业发展相对成熟的板块。与之相对，合成生物学驱动的生物制造，即利用经过工程改造的生物系统，生产燃料、化肥、化学前驱体等工业原料，或是为其生产提供支撑，这类技术瞄准的大多是大批量、低利润的市场。该产业成熟度仍然很低，外界对其认知也较为有限。但粮食、能源安全容易遭受冲击的东亚、东南亚经济体，谁能主导这一行业，与它们的切身利益息息相关。

在半导体与前沿人工智能领域，美国针对先进计算芯片、半导体制造设备这类稀缺且难以替代的投入品实施管制，能够延缓中国在上述领域的发展进程。其逻辑是：当技术能力高度依赖供应链关键卡点时，实施阻断策略可以争取时间、维持自身竞争优势。

但在生物制造领域，核心瓶颈在于技术转化，也就是把实验室的生物创新成果转变为稳定、具备商业可行性的工业化生产的能力。许多生物制造工艺会使用酵母、细菌等工程微生物，将有机原料转化为高附加值产品。不过，这些过程往往难以进行普遍化和规模化应用，因为虽然这些微生物在实验室条件下表现良好，但在商业生产环境中可能会因为代谢负担和营养混合方面的问题而表现不佳。

美国多家生物制造企业在其生物工艺的规模化生产环节遭遇挫折。合成生物学生物燃料领域的早期先锋企业Amyris，就因无法维持足够产量、达不到成本要求，难以在低利润大宗商品市场中和石油路线竞争，于2023年申请破产。

不过另一家美国微生物生物燃料企业LanzaTech，却在中国实现了产业化落地。该公司与中国首钢集团合作，将自身的发酵技术应用于河北省的钢铁厂废气中。这表明，在生物制造领域，拥有强大的工业环境能够助力生物过程的规模化应用。

自2010年代以来，中国的发酵产能快速扩张，约占全球总发酵产能的70%。发酵是生产氨基酸、有机酸、维生素等工业原料的关键环节。因此，中国企业拥有规模庞大的反应器与生物工艺基础设施存量，能够以商业化规模生产越来越复杂的化工产品。反观美国，尽管在合成生物学研究层面持续保持领先，但其本土的试验工厂和制造能力有限，难以大规模生产工程微生物用于商业用途。因此，一些美国公司选择到国外寻求发展机会。

与半导体、人工智能行业不同，美国生物制造行业所适用的法律已经沿用四十年，法律体系仍基于早年针对农业、农药、有毒物质制定的旧法规。这些长期存在的监管障碍，既会延缓基因工程微生物这类合成生物学工具的安全落地，也会让美国生物经济错失可以提升工业竞争力的相关技术。

美中两国科技政策思路的这种不对称，也印证一个广为人知的差异：美国往往擅长原始创新与基础研究，而中国则在制造产能建设与科技人才方面投入巨大。中国2011年将生物技术划定为战略性新兴产业，2022年进一步把生物制造独立列为重点发展产业。中国还希望拉动生物基化学品的国内需求，例如通过基础设施建设来推动相关产业的发展，从而支持像首钢-LanzaTech这样利用富碳废气制取乙醇的项目。

美国政府部分部门已经意识到产能建设短板问题。2025年《美国生物安全法》规定，为美国公共部门大量研发提供资金支持的联邦机构，不得采购“受限生物技术公司”的设备或服务。不过法案设置五年豁免过渡期，这也变相承认中国企业已经深度嵌入美国生物技术供应链，产业回迁不可能一蹴而就。

2025年，美国国会一个独立两党委员会提出，美国生物制造应当采取全生态体系建设思路。此后国会也着手推动扩大该领域的劳动力规模，再加上待审议的《2025国家生物技术倡议法案》，未来这些举措有望整合形成一套稳定的治理框架。

对印太地区而言，中美在生物制造领域的竞争至关重要。随着工业供应链越来越容易受地缘冲突冲击、贸易走向碎片化，区域各国政府不得不寻找化肥、粮食、燃料、化工原料的可靠供给来源。

促成中国成为生物技术领域主导中心的产业政策，可能会引发产能过剩问题，从而压制东南亚国家发展本土生物制造产业的诉求，同时还会加大压力，迫使区域企业与政府更多依附中国的工业平台与技术标准。如果美国的策略仅仅侧重于限制，那么它将无法应对全球范围内关于谁能够更有效地利用生物技术来推动下一代工业制造发展的竞争。

*译文不代表本机构观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