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智评论
作者：石歌，民智国际研究院研究助理
（正文约3500字，预计阅读时间7分钟）
枪声又起
8 月 7 日，泰国暖武里府一所中学发生枪击案。一名 14 岁学生先在家中枪杀祖父母，随后进入学校开火，最终造成 8 人死亡、20 余人受伤，枪手随后自杀。
仅仅三天后，同一府再次响起枪声：一名前国会议员因长期金钱纠纷，在地方政府办公地点向一名官员开枪，造成 1 人死亡、1 人受伤。
两起案件的场景、枪手身份和动机各不相同，但使泰国社会长期存在的枪支管控问题再次受到关注。
根据 Small Arms Survey 2017 年的估算，泰国民间约有 1030 万支枪，为东南亚最高。泰国并非没有尝试收紧枪支管制。
2020 年呵叻府大规模枪击案后，军方开始整顿面向军人的福利购枪项目；2022 年农磨兰普府幼儿园惨案发生后，政府提出加强枪证审核和持枪人的心理健康检查，并加大对非法枪支的打击；
2023 年暹罗百丽宫枪击案后，又将整治重点转向网络售枪和改装枪，同时收紧新枪证发放。到 2026 年这轮枪击案后，政府再次暂停新枪证发放，重新审查现有枪证，并叫停公务人员福利购枪项目。
然而，几轮改革展示出相同的轨迹：重大枪击发生后，政府往往迅速暂停许可、加强审查或启动专项整治，但这些措施多集中在事件暴露出的具体漏洞上。
随着舆论关注下降，涉及枪支数据库、许可证定期复核、既有枪支追踪以及非法枪支治理等更耗时的制度建设，推进速度往往明显放缓。
泰国学者将这种模式概括为“反应式改革”——政策总是在枪击案后被重新启动，却难以形成稳定、持续的治理机制。
枪支政策看似一次次收紧，相似的问题却不断在新的案件中重现。这也意味着，泰国控枪的难题并不只是缺少严格的规定，也在于这些规定为何始终难以落实为长期有效的制度。
▲ 图源/搜狐
知易行难
泰国的枪支制度并非独立存在，负责监管的政府体系本身深嵌其中。控枪不仅是政府对社会进行监管，也要求政府改革自身，而这显然比枪击案后临时暂停许可更难通过一次行政命令完成。
一方面，枪证审批和具体执行高度依赖地方行政部门和警方。不同地区在实际执行中存在差异，官员拥有较大的裁量空间，庇护关系甚至可能使部分申请人绕过正常程序。
即使中央政府提高购枪门槛，如果地方审批仍缺乏统一标准和有效监督，规定也可能在执行过程中被弱化。
另一方面，军警和公务体系本身长期享有制度化的购枪便利。泰国的“福利枪”项目允许公务员、警察、军人、地方官员和议员等以低于市场价的价格合法购枪，并免除大部分通常的文书工作。
相较于价格较高、手续复杂的正规零售购枪，福利枪一旦进入转售环节，便可能以更低价格、更少手续流向普通买家，使原本面向特定公职人员的优惠渠道进一步向社会扩散。
有调查发现，福利枪成为一种投资，在限制期后——甚至在限制期内——被转卖或典当，随后进入更难追踪的二手市场。
2020 年 3 月，泰国宣布一项涉及约 25 万支 SIG Sauer 9 毫米手枪的福利购枪合同，这是泰国规模最大的手枪采购合同，也是美国枪支制造商获得的最大的合同之一。
新枪于当年晚些时候陆续运抵泰国。在 2021 年的某个时候，前警察 Panya Kamrab 拿到了他的枪，这把枪最终帮助杀死了 23 名儿童和 2 名教师。
▲ 图源/搜狐
积重难返
对于泰国这样一个已经高度拥枪的社会而言，仅对购枪加以管制还远远不够；要真正降低枪支风险，必须把治理重点从“未来的枪”进一步延伸到“现有的枪”。
也就是这 1030 万支枪，在哪里、由谁持有、是否仍处于合法状态。
而要长期掌握一支枪由谁持有、是否发生转让、遗失或被盗，本身就是一项庞大的行政工程。现实中的监管因此更多依赖购枪时留下的初始登记，以及此后持有人对枪支状态变化的申报。
一旦枪支在后续流转中脱离原有登记关ji系，政府便很难继续掌握其去向。即使需要事后追查，信息也并非集中在一个系统中。
内政部的 e-DOPA 掌握枪支和持有人的登记资料，但尚未与皇家泰国警察、特别调查厅等执法机构的数据库充分整合。
与此同时，在民间约 1030 万支枪中，约 410 万支未被登记在册。这些无证枪支既包括走私、非法制造和零件组装的武器，也包括从合法渠道中被盗或非法转手后流入地下市场的枪支。
与登记枪支相比，这类武器本就缺乏可供核验的完整记录，警方往往只能从交易账号、资金往来和物流信息等外围线索反向追查。经过多次转手或改装后，枪支的来源、流向和实际控制人也就更加难以还原。
简而言之，泰国的问题不仅在于枪支数量庞大，更在于枪支进入社会后难以持续处于可核验和追溯的监管之下。
一旦枪支无法始终对应到明确的责任主体，即使后来被用于犯罪，也很难准确追究相关人员的责任，监管制度本身也会因此失去威慑力。
▲ 图源/新浪
身怀利器
在不少泰国人看来，持枪本身有其现实理由。泰国现行枪证制度本身就将保护生命和财产视为申请持枪的正当理由，负责枪支登记的政府官员也曾承认，人们不能始终依靠国家的保护。
这种判断也影响了合法持枪者对控枪的态度。一些持枪者认为，非法持枪者本就不会遵守更严格的规定，进一步限制合法购枪反而会削弱守法者保护自己的能力。
在这种情况下，枪支被视为在公共安全无法及时提供保障时可以由个人掌握的一种安全资源。
这也使控枪形成一个难以打破的循环：非法枪支和枪支暴力越普遍，人们越容易认为自身需要武器保护；而私人持枪越普遍，政府要压缩社会枪支数量所面对的阻力也就越大。
当这种逻辑进一步延伸，枪支所提供的就不再只是防卫能力，对他人的威慑本身也构成了一种权力——行使这种权力不需要真正开枪。
在泰国长期军事化的政治与社会环境中，这种威慑常与军警身份、地方势力和社会地位联系在一起。
枪支将原本需要通过身份、制度或社会关系才能获得的权力，压缩成了一种个人可以直接掌握的能力。
它不仅让持枪者有能力保护自己，也赋予其迫使他人重新判断风险、调整行为甚至服从的能力。
正因如此，持枪在这里并不只是对不安全感的回应，更是一种获得和维持权力的方式。
而控枪所要求人们放弃的，也就不仅是一件自卫工具，而是一部分已经私人化的权力。
▲ 图源/新浪
佛法之间
佛教讲求通过戒、定、慧的修习规范行为、训练心念并获得智慧，以减少贪、嗔、痴及其所造成的痛苦。
在这种伦理框架中，对他者的伤害不仅会制造他者痛苦，也会加深施害者自身的痛苦。
例如，构成最基本的伦理规范的五戒，其中第一戒便是“不杀生”，即不得有意夺取有情众生的生命。由此，佛教通常被理解为一种强调慈悲、克制与和平的宗教传统。
佛教在泰国社会和国家制度中的中心地位毋庸置疑。Pew Research Center 2025 年的统计显示，泰国约有 6762 万佛教徒，占全国人口的 94.4%，绝对人数居世界第一，约占全球佛教徒总数的五分之一。
而一个把“不杀生”置于基本伦理之首的社会，为何又能容纳如此庞大的枪支存量，这种反差构成了理解泰国枪支文化时一个无法回避的问题。
直白地说，“持枪”和“杀生”并无直接关系。第一戒针对的是有意夺取有情生命的行为，而非持有武器本身。
因此，持枪经常被置于另一套道德解释之中：一个人可以把枪理解为保护人身和财产的工具，而不是主动伤害他人的准备。
▲图源/搜狐
在这个意义上，持有者通过一种道德想象来象征性地满足第一戒，即当拥有的目的是防卫和威慑，它就不必直接等同于伤害。
显然，此种想象无法解释泰国频繁的枪支暴力。对暴力性质与动机的重新界定，便成为缓和其与佛教伦理冲突的方式。
泰国南部长期存在的马来穆斯林分离主义武装与泰国政府之间的暴力冲突清楚地展示了这种道德转换如何成为可能。
在持续的不安全环境下，一些当地佛教徒社区开始武装自己并组织民兵，在“保护”的框架下为暴力重新赋予宗教上的正当性。
这并不是说教义因此认可杀人，而是在现实中，教义中的灰色地带总是根据需求被重新解释。
这揭示了佛教伦理与枪支治理之间一个更根本的错位：佛教处理的是人是否以及为何使用暴力，而控枪试图限制的却是人在暴力发生之前能够掌握多少暴力能力。
前者试图通过个人的道德自律阻止暴力，后者则必须预先管理个人可能突破这种道德边界时所造成的风险。
枪支暴力由此已无法仅由宗教所构建的道德秩序加以约束，而必须被视为一个现代国家的治理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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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语
枪支暴力造成的悲剧在泰国不断重演。但枪支在泰国社会中的意义，早已不止于其作为致命武器的功能：它进入国家制度，成为可以分配的福利；进入市场，成为可以交易和套利的商品；进入私人生活，成为获得安全和威慑的手段。
第一戒可以要求信众不去杀生，却无法回答一个现代社会究竟应当允许多少致命武力掌握在私人手中。
因此，泰国控枪真正需要重新厘清的，或许不只是枪支如何被购买、登记和追踪，还有谁能够掌握暴力，又是什么使这种掌握暴力的能力持续具有价值。
这显然远非一次禁令所能解决；反复发生的枪支暴力或许只是更深层问题的显现。
国家如何提供安全，社会如何分配权力，以及个人如何在其中为自己寻找出路。只要枪仍然能够有效地提供安全与权力，它就很难真正退出泰国社会。
▲ 图源/搜狐
撰稿：石 歌
编务：李承展
责编：邵逸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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