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3月24日，河北涿州，毛泽东率中央机关向北平进发，在一处驻地谈起刘备、关羽和诸葛亮。这不是闲谈，而是在革命胜利前夕，对“掌握多大力量、怎样使用力量”的一次历史思考。
据有关回忆，毛泽东当时说，刘备并非没有本事。他能在屡遭挫折后重新聚拢队伍，也能让关羽、张飞、赵云、诸葛亮等人长期追随。问题在于，刘备身上有两处短板，到了关键时刻，往往会把多年积累推向危险边缘。
有人问：“刘备不是以仁义著称吗？”
毛泽东答道：“仁义可以聚人，不能代替判断。”
这句话，点出了刘备成败之间的距离。
刘备早年的处境并不优越。汉室宗亲的身份给了他政治号召力，却没有直接带来兵马、钱粮和地盘。他起兵之后，多次寄人篱下，先后依附公孙瓒、陶谦、曹操、袁绍和刘表。换作一般人，恐怕早就丧失志气，刘备却始终没有放弃。
他的长处十分明显：善于用人，能够忍耐，懂得借势，也有很强的凝聚力。荆州失守后，许多将士仍愿意追随他入蜀；夷陵惨败之后，蜀汉政权没有当场瓦解，也与刘备多年经营的人心基础有关。
然而，重情重义一旦越过分寸，就会变成政治上的软弱，甚至变成意气用事。
早年担任安喜县尉时，刘备因督邮索贿、态度蛮横而愤然反击。小说把鞭打督邮的情节放在张飞身上，陈寿《三国志》记载的却是刘备亲自出面，鞭打督邮，并解下印绶离去。
这一下痛快，却也断掉了刚刚得到的立足机会。一个县尉的职位很小，却意味着合法身份、地方关系和训练队伍的条件。刘备没有忍住一时之气，创业自然又回到漂泊状态。
真正造成蜀汉转折的，是荆州问题。
刘备入蜀后，益州地势险固，成都物产丰饶；荆州则连接南北，是北伐中原和牵制东吴的重要门户。把关羽留在荆州，本身并非错误。关羽久经战阵，威望甚高，刘备也确实信任这位结义兄弟。
隐患在于，信任不能替代制度。
关羽与荆州官员之间矛盾不断，糜芳、傅士仁受到压力，内部关系逐渐恶化。关羽北攻襄樊时，后方没有形成稳固的协同体系。219年，孙权乘机袭取荆州，关羽败走麦城，最终被东吴擒杀。
刘备若能迅速调整战略，仍可保存益州主力，继续维持联吴抗曹的格局。遗憾的是，他把兄弟之死直接上升为必须立即解决的国仇家恨。
这便牵出了第二个缺点：缺少真正的大局观，分不清主要矛盾和次要矛盾。
221年，刘备在成都称帝。同年，他率军东征孙权。诸葛亮、赵云等人都曾劝阻，认为曹魏才是汉室真正的主要敌人，蜀汉与东吴之间的冲突应当设法缓和。刘备没有采纳。
从实力看，曹魏占据中原，人口、土地和兵源远胜蜀汉；东吴控制长江下游，水军强盛，防守体系成熟。蜀汉处在两强之间，最合理的办法是保存力量，重新寻找联合抗魏的机会。
刘备却选择了最容易让人理解、却最不利于国家的方案：为关羽报仇。
221年至222年的夷陵之战，陆逊采取坚守和消耗的办法，等蜀军深入、兵力疲惫后发动反击。蜀军连营被焚，主力遭受重创。刘备退至白帝城，次年病逝。蜀汉从此失去争夺天下的关键本钱，诸葛亮后来虽多次北伐，也难以弥补夷陵造成的损失。
有意思的是，刘备并不是看不见曹魏的威胁，而是被亲情和旧怨压住了判断。政治决策一旦被私人感情牵着走，越是忠诚的人，越可能成为风险来源。
毛泽东重视三国，并不只是欣赏谋略故事。他读刘备，关注的是组织能否经得起胜利、损失和诱惑的考验。1949年3月，在七届二中全会上，他提出共产党即将“进京赶考”，提醒干部不要被胜利冲昏头脑。
这与刘备的教训正好相反。革命队伍中有亲密战友，也有共同经历过苦难的同志，但越是在关系深厚时，越不能让私人情面压倒原则。1937年黄克功因个人纠纷枪杀刘茜，延安方面没有因为他的战功而免罪，最终依法执行死刑。处理此案，看的不是个人功劳，而是纪律和法度。
同样，面对1941年皖南事变，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受到严重破坏，党内确有强烈的报复情绪。但在民族战争仍未结束的情况下，全面扩大内战只会削弱抗日力量。保存抗战大局，成为必须优先处理的事情。
刘备败在把“为兄弟复仇”当成了“恢复汉室”的一部分；毛泽东所强调的，则是不能把局部冲突看成全部局势，不能让一场失利牵着整个战略走。
人才多，未必就能成大事。人才需要制度约束，感情需要边界，大军更需要清醒的方向。刘备拥有诸葛亮的谋略、关张的勇猛，却在荆州和夷陵两个关口连续失守，根子不在无人可用，而在关键时刻没有把个人情感和国家利益分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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