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冬，重庆歌乐山下，3岁多的彭云还不知道，母亲江竹筠已经永远离开了他。那时，他被谭正伦抱在怀里，穿梭于一处处可能暴露身份的地方。一个孩子的命运，就这样被几位并未谋面的亲人共同托住。
彭云后来留下的童年记忆，并不是母亲的声音，也不是母亲牵着他的手。对江竹筠，他最直接的印象只有一张合影。照片里的父亲彭咏梧神情沉静，母亲年轻而坚定，怀中的孩子还不满周岁。
1946年，江竹筠生下彭云不久，便重新投入地下工作。次年，彭咏梧奉命前往川东开展武装斗争，江竹筠也决定同行。孩子太小，不能跟着他们奔波，如何安置彭云，成了夫妻俩必须面对的难题。
出人意料的是，江竹筠把孩子托付对象想到了彭咏梧的前妻谭政烈。彭咏梧一度迟疑，毕竟两人已经分开多年，这个请求很可能让前妻感到难堪。江竹筠却说：“时间不等人，信由我来写。”
信中，她没有回避复杂的关系，而是把情况如实说明，请谭政烈到重庆照料孩子。谭政烈收到信后，心里自然有委屈，也有犹豫。但面对一个尚在襁褓中的孩子，她还是赶到了重庆。
1948年1月15日，彭咏梧在川东战斗中牺牲，年仅33岁。此前，他与江竹筠分别不过数日。得知噩耗后，江竹筠没有留在重庆照顾儿子，而是请求返回原来的战斗区域，接替丈夫未竟的工作。
谭政烈开始抚养彭云后，江竹筠从战友来信中得知孩子已经安顿下来，曾写道：“幺姐成了我不能忘记的人物。”这句话并不华丽，却说明她对谭政烈的信任，也说明一个母亲在生死关头最牵挂的事情是什么。
不久，江竹筠因叛徒出卖被捕。敌人试图从她口中获得川东地下组织的情报，刑讯没有使她屈服。后来，敌人又寻找彭云，企图以孩子相威胁。谭政烈随即改名谭正伦，带着彭云和自己的孩子躲避搜捕。
1949年11月14日，重庆解放前夕，江竹筠等人被秘密杀害于歌乐山。她当时29岁。被关押期间，江竹筠用棉灰制成墨水，又把筷子磨成竹签，在粗纸上写下给亲人的话，这就是后来人们熟知的“示儿信”。
信里，她感谢谭正伦姐弟的照料，并嘱托彭云将来“以建设新中国为志”，不要娇养，粗茶淡饭也能成人。对于一个不能亲自陪伴孩子长大的母亲而言，这封信既是遗言，也是她能留给儿子的教育。
重庆解放后，谭正伦起初还在寻找江竹筠夫妇。她背着彭云到处打听，直到后来才知道，彭咏梧早已牺牲，江竹筠也在解放前遇害。那一刻，彭云失去了生身父母，却没有失去母亲。
谭正伦把彭云当作亲生孩子抚养。她家境并不宽裕，对两个孩子的要求却十分严格。彭云从小学到中学长期住校，生活上没有特殊待遇。江竹筠的名字越来越响，彭云却被要求把自己当作普通学生。
《红岩》出版后，“江姐”形象广为流传，彭云也因此常常成为人群关注的对象。清明节参观渣滓洞时，同学们曾因他的身份被围观。为了让他脱身，一名同学临时穿上他的衣服，戴上眼镜，故意把人群吸引开。
信件也接连寄来。多的时候，一天能收到几十封，甚至上百封。彭云并未因此炫耀，反而把信分给同学们看。教室里还挂着“孩子决不要骄养，粗茶淡饭足以”的话，提醒他不能把烈士后代当成特殊资本。
1965年，彭云高中毕业。他报考哈尔滨军事工程学院，虽然是四川理科高考成绩优异的学生，却因身体瘦弱、近视度数高，体检没有通过。学院领导了解情况后，仍决定破格录取。彭云选择军校，不只是兴趣，也有继承父亲道路的考虑。
谭正伦舍不得他远行，临别时流下眼泪。彭云当时年轻，只顾着对新生活的兴奋，甚至没有真正理解养母的心情。多年以后，他提起这件事，仍认为自己当年太不懂事。
入学后，学校曾让他以“李实”的名字到部队锻炼。身份最终还是被战士认出，他在团部礼堂讲述自己的身世。说到母亲时，他拿出那张合影，低声说：“我对母亲没有直观感觉，只有这张照片。”
1970年从学校毕业后，彭云先在沈阳工作，后来转入科研领域。1977年恢复高考，他考入中国科学院计算机研究所攻读研究生，随后成为公派留学生，取得博士学位后在美国高校从事计算机和人工智能研究。
事业上的成绩越来越多，彭云却很少把“江姐之子”挂在嘴边。他曾坦言，母亲要求他做人正派、勤奋求学，这些方面自己做到了；但在服务祖国、投身建设上，自己真正完成的并不充分。
“这样说来，母亲的遗愿，我只做到了一半。”这句自评，听起来并不轻松。它不是对个人成就的否定，而是彭云始终不愿把烈士留下的嘱托，简单兑换成名望与掌声。
谭正伦晚年生活在成都。彭云曾邀请她到北京与孙辈团聚，不料临行前突发高血压去世。这个遗憾伴随了彭云许多年。一个抚养他长大的母亲，没能等到坐上北去的列车，也没能真正享受那份迟来的天伦之乐。
此后，彭云长期在海外任教和研究。他承认，自己一直在想是否回国、能够为祖国做些什么，只是许多计划并未完全实现。母亲留下的那封信，他始终保存着；而那句“以建设新中国为志”，也始终是他不敢轻易绕开的问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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