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2年春，浙东逍路头办事处，老兵朱人侠从浦东执行秘密任务归来，手里一直攥着几颗糖。他原本想把糖交给一个孩子，可办事处里没有见到那张熟悉的面孔。有人低声告诉他：“杨来西已经牺牲了。”朱人侠愣在原地，几颗糖硌在掌心，竟一时说不出话来。
这个孩子，朱人侠曾经见过两次。第一次见面时，杨来西只有十三四岁，面黄肌瘦，抱着一盆狗食从营房边走过。他不和人说话，也不愿干别的活，团里只好让他负责喂狗。
那是1939年冬天。朱人侠当时在浦东从事秘密工作，曾向营副胡骏打听孩子的来历。胡骏说，自己从上海返回部队时，在一处巷子的垃圾桶旁发现了杨来西。孩子穿着破衣服，在寒风里翻找别人丢弃的饭菜。
胡骏把他带回驻地，本以为有了吃住，孩子会慢慢恢复过来。没想到，杨来西仍旧沉默寡言，除了那条大黄狗，谁也不亲近。有人觉得他只是受苦太多，性格变得孤僻；朱人侠却认为，这种沉默背后，或许藏着一个流离失所的孩子对外界的戒备。
当时的浦东，日伪军、地方维持会和侵略军交错存在，普通百姓很难有安稳日子。一个孩子没有家，没有亲人，连填饱肚子都成问题，他对那些穿着伪军服的人自然不会产生信任。杨来西宁可与狗为伴，也不愿替伪军做事，这个选择看似幼稚，实则有着清楚的爱憎。
后来，朱人侠奉命渡海到浙东开辟抗日根据地，渐渐与杨来西失去了联系。1941年初冬，他在逍路头办事处再次听到一声童音：“大队长！”回头一看，竟是杨来西。
“你怎么到浙东来了？”朱人侠问。
杨来西低了低头，说：“我要打鬼子。”
这句话并不豪迈，甚至带着孩子的稚气。可在那个年代，许多人的抗战道路，正是从这样一句朴素的话开始的。
原来，朱人俊带第二批部队渡海来浙东时，杨来西偷偷带着大黄狗藏进了船舱。船离岸后，战士们才发现这个孩子。既然已经到了海上，部队只好把他一起带走。来到浙东后，他被安排到宗德公署独立第三大队，给大队长姜文光当通讯员。
通讯员年纪虽小，承担的却不是轻松差事。送信、传话、取物资，有时还要在枪声中辨认道路。杨来西没有受过系统训练，却机灵、胆大，很快融入了队伍。他对办事处的同志也逐渐热情起来，朱人侠每次前去办事，他都会主动打水、端饭。
1941年10月，宗德三大在横河附近伏击日军运输队。不料，维持会中的叛徒提前告密，日军调集兵力进行反包围。战斗打得十分惨烈，姜文光率部边打边撤，队伍被压缩在河边，形势极其危险。
枪声越来越近。杨来西发现部队已经难以突围，便第一个冲出包围圈。他的小腿被子弹擦伤，鲜血顺着裤管往下流，却仍拖着伤腿赶往逍路头办事处报信。等增援部队赶到时，已经迟了，包括姜文光在内的29名新四军指战员牺牲在横河边。
战斗结束后，杨来西和战友们冒险收殓遗体。敌人曾对烈士遗体进行侮辱，现场惨不忍睹。这个十五岁左右的孩子没有躲开，他和同志们一点点捡起遗骸，悄悄安葬牺牲者。对一个长期流浪的孩子来说，这或许是他第一次真正理解“战友”二字的分量。
安葬结束后，他留在逍路头办事处做服务工作。没有人把他当成普通孩子看待，因为他照料伤员时很细心，往返山路取药送粮也不叫苦。朱人侠离开浙东前，杨来西还牵着大黄狗送了很远。临别时，他说自己从来没吃过糖，不知道糖是什么滋味。
朱人侠记住了这句话。一个月后，他从浦东回来，特意带了几颗糖。然而，杨来西已经不在办事处。他牺牲的经过，是同志们含着眼泪讲出来的。
朱人侠离开后，杨来西被派到石人山照料伤员。那里藏着一处秘密小山寨，几十名新四军伤员正在隐蔽休养。杨来西每隔几天便回办事处领取药材和粮食，再带回山中。
一天，日军在叛徒带领下搜到石人山。伤员们尚未察觉，杨来西的大黄狗却发现了敌人，立即狂叫示警。日军循声追来，杨来西明白，若让敌人靠近山寨，伤员很可能全部暴露。
他冲着大黄狗喊了一声，转身朝另一个方向跑去。大黄狗紧跟在后面，把日军引离山寨。杨来西穿着布鞋，腿脚又不强，很快被敌人追上。大黄狗扑向日军撕咬，随即被枪杀。
日军逼问新四军伤员的藏身处，杨来西只说自己进山摘果子，什么也不知道。伪军哄骗不成，日军便用藤条抽打。藤条断了几根，孩子身上布满血痕，始终没有吐露半点消息。
敌人恼羞成怒，把他从半山腰扔下。山脚的草堆让他没有立即死去，日军又搬起石块向他砸去。附近村民事后赶来，从石堆下找到他的遗体。那一年，杨来西大约15岁，具体出生年月已无人知晓。
朱人侠听完经过，紧紧捏着那几颗糖，眼泪落在彩色糖纸上。他把糖放在杨来西坟前，剥开一颗，轻声说道：“糖是甜的。”山风从坟前掠过，糖纸在土边轻轻动了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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