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次归来并不寻常。毛森在大陆留下的，并不是普通军政人员的履历，而是情报、捕杀、审讯和镇压交织在一起的复杂记录。有人记得他抗战时期的活动，也有人记得解放战争前后他在上海警察系统中的所作所为。
毛森原名毛鸿猷，1908年8月4日出生于浙江江山县界牌乡和仁村。家境起初并不宽裕，十五岁才有机会进入小学读书。读书改变了他的道路，他后来考入省立衢州第八师范，因报考需要高小文凭，曾借用同姓乡人的文凭，改名毛善森。
师范毕业后，毛森在家乡任小学教员。只过了一年，他便前往杭州，考入浙江警官学校。那所学校与当时的特务系统联系紧密，戴笠十分重视对学生的掌握。毛人凤发现毛森借名报考的情况后，没有追究，反而将他吸收到自己的关系网络中。
毕业之后，毛森进入特训系统，随后加入复兴社。填写档案时，他去掉了“善”字，正式使用“毛森”这个名字。此后，这个名字与军统、特务和情报活动长期联系在一起。
1933年福建事变期间，毛森曾以军事记者身份前往福建，奉命在十九路军内部进行联络和游说。十九路军内部本就存在分歧，加上中央军施压，反蒋力量很快瓦解。毛森因完成任务受到重视，后来担任福州警察局特警组主任。
这一经历说明，毛森并非只会秘密行动。他擅长交涉，懂得观察人心，也能在复杂局面中迅速判断。正是这些能力，使他后来成为军统在东南地区反复启用的人物。
全面抗战爆发后，戴笠令毛森回浙江招募人员，组建别动队。毛森很快拉起一支队伍，并负责训练。此后，他又参与军统在浙江、上海一带的敌后活动，任务包括情报搜集、破坏交通、袭击日伪据点以及清除汉奸。
1938年前后，毛森曾在江郎山石壁上留下两句题词：“忍令上国衣冠沦于夷狄，相率中原豪杰还我河山。”这两句话后来不断被人提起，因为它呈现出毛森身上最具争议的一面：抗战时期，他确实参与过针对日伪的行动；但抗战结束后，他的枪口又转向了国内政治对手。
毛森在杭州任职时，结识了胡德珍。两人后来结为夫妻。军统人员在战时结婚并不容易，毛森曾向戴笠解释，家庭关系可以成为掩护。戴笠最终默许此事，并送去贺礼。
抗战期间，毛森曾被日军逮捕。由于军统人员暴露，他遭到严刑审讯，却始终以商人身份作答，没有交代组织情况。后来，在军统方面营救和内部人员协助下，他逃离杭州，转赴浙西继续活动。
毛森在上海的行动更为激烈。他组织行动队，袭击日伪仓库，刺杀日军人员和汉奸。一次行动中，因下属被捕并供出线索，毛森也落入日军手中。被捕后，他通过收买看守、传递消息等方式与外界联系，最终再次脱身。
这些经历让他在军统内部迅速上升。抗战后期，他被任命为中美合作所东南地区指挥官，并由上校晋升少将。名义上的军衔变化背后，是他在情报和秘密行动体系中的地位不断提高。
抗战胜利后，毛森回到上海，负责军统东南特别站。对汉奸的清算、接收和秘密处置，使他掌握了相当大的权力，也积累了财富。值得一提的是，这一时期的“惩奸”并不总是经过公开审判，许多行动带有明显的秘密处置色彩。
1949年上海局势急转直下，毛森出任上海警察局长。5月下旬，人民解放军发起上海战役总攻，他在上海解放前夕离开城市，逃往厦门。随后，毛森担任厦门警备司令部中将司令，但厦门很快也面临解放，他又从曾厝垵一带撤往台湾。
到了台湾，毛森逐渐失去核心权力。毛人凤去世后，他在特务系统中的地位更加尴尬。此后，他先后经香港、琉球前往美国，最终与胡德珍定居华盛顿。
毛森晚年的生活，主要依靠家人维系。其子毛河光长期从事高压科学研究，在美国科研领域取得成就。毛河光返回大陆后，将所见所闻告诉父亲。对离开故土多年的毛森而言，这成为他重新考虑回乡的一件事。
1992年，已经步入晚年的毛森带着妻子胡德珍和长子毛建光回到上海，又前往浙江江山。他登上江郎山时，早年留下的题词仍在石壁上。有人请他重新题字，他没有重写抗战口号，只写下“谢谢亲爱的乡亲们”八个字。
这次回乡时间并不长。毛森还去了杭州，随后返回上海，再从上海回到美国。同年10月3日，他因心肺衰竭在旧金山去世。按出生日期计算，他终年84岁，墓地面向金门大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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