雍正七年（1729年），北京，西北军报频繁送入宫中，雍正皇帝把几名亲信大臣召到身边议事。朝廷表面上仍有内阁、六部，各衙门的官制也没有废除，可真正需要迅速处理的军政事务，却开始绕开原有的层层程序。这一变化，正是后来大学士、军机大臣频繁“兼管部务”的起点。
很多人会觉得奇怪：既然吏部、户部、礼部、兵部、刑部、工部都设有尚书，皇帝为何还要另派大学士或军机大臣插手？答案并不复杂。六部负责日常行政，大学士和军机大臣则代表皇帝加强控制，二者并非简单的官职重复，而是清代权力结构调整后的结果。
清军入关之前，六部制度尚未完全定型。皇太极时期，六部事务常由王、贝勒分掌。当时尚书职位并不像后来那样固定，因此这些宗室成员实际上就是各部的最高负责人。
入关以后，六部尚书逐渐成为定制，但清廷并没有完全放弃旧有安排。王、贝勒、贝子以及少数大学士，仍可能奉旨管理某部事务。早期这种情况并不普遍，更多带有宗室统摄、临时督办的色彩。
真正让“管理部务”成为常见现象的，是雍正朝的政治变化。顺治、康熙时期，内阁在外朝拥有相当分量，题本等重要文书都要经过内阁处理。皇帝如果想直接掌握政务，就必须设法牵制这个机构。
康熙帝设南书房，便有加强内廷联系、限制外朝影响的意味。到了雍正即位，皇帝对内阁和六部的控制更加直接。雍正七年，因西北用兵而设军机处，军机大臣奉旨承办军国大事，内廷由此获得了更高的决策效率。
不过，军机处并没有从制度上取代内阁，也不能直接包办六部全部事务。国家财政、选官、刑狱、工程等大量日常工作，仍需通过原有衙门办理。于是，皇帝便把军机处、大学士与六部连接起来，让亲信大臣进入外朝机构，既保留旧制度的名义，又把权力收归内廷。
大学士地位的调整，也与此有关。雍正时期，大学士定为正一品，六部尚书为从一品。品秩上的差别，反映出内阁大学士在政治地位上的提升。与此同时，大学士人数有所增加，并设置协办大学士，以承担军机处和内阁两方面的事务。
张廷玉就是典型人物。他长期身居大学士，又奉旨管理吏部。名义上，吏部仍有尚书主持日常事务；但遇到官员任用、考核以及重大人事安排，往往需要向张廷玉请示。这样的安排，看似多设了一层，实际上是皇帝在六部之上增加了一道监督和协调环节。
“总理”“管理”“兼管”“办理”等说法，也不是随意替换的同义词。清代上谕用词往往体现权责轻重，但这些称呼并没有一套绝对整齐的标准，具体权限还要结合任命对象、同时任职人员和皇帝的实际安排来判断。
“总理”通常意味着权力最重。雍正初年，怡亲王允祥总理户部事务，户部的重要钱粮、奏销及相关政务，多要经过他的裁决。此时户部尚书虽然仍在职，却很难独立决定重大事项。所谓总理，接近于在尚书之上设置一位实际主持者。
“管理”比“总理”略轻，含义更接近总揽、监督。大学士管理某部时，日常事务通常仍由尚书和侍郎办理，重大事项才报请管理大臣定夺。也就是说，管理者未必事事亲自过问，但拥有方向性和关键性的决定权。
“兼管”则更复杂。有时是实权安排，有时只是暂时性分工，还可能带有明显的制衡意图。雍正初年，吏部曾出现多名高官同时参与管理的局面。皇帝把不同背景、不同资历的大臣放在同一部门，并非单纯增加人手，而是不让任何一人独占吏部的权力。
有意思的是，清代官场并不只看名义上的职位，还要看谁能直接接触皇帝、谁掌握奏折渠道、谁得到皇帝信任。两个官员都写着“兼管”，实际分量可能完全不同。一个可能奉旨处理核心事务，另一个只是参与会商，甚至只是暂时挂名。
“办理”通常带有临时性质，多用于部务需要有人承接、正式人选尚未确定，或新任官员资历不足的情形。它不像总理那样拥有全面权力，更接近奉旨负责某一阶段、某一范围的工作。事情稳定之后，这项差事往往会被撤去。
“仍管”又是另一种情形。部分老臣晋升大学士后，皇帝仍让其保留原来管理某部的名义，但并不要求其继续处理具体事务。这既照顾资历和体面，也避免让年老重臣继续承担繁杂政务，因而更多是一种荣誉性安排。
有大臣曾私下询问：“既有尚书，为何还要再派人管理？”得到的解释可以概括为一句话：“尚书办部务，大学士奉旨督之。”这并非正式制度条文，却很能说明两者之间的关系。
雍正的做法，核心不在于取消六部，而在于改变六部与皇帝之间的距离。六部依旧处理具体行政，大学士和军机大臣则把皇帝的意旨更快地传入各部。外朝机构因此没有消失，却逐渐失去独立支配全局的可能。
乾隆即位后基本沿用了这一模式。乾隆二十年（1755年），朝廷进一步把大学士、军机大臣分管各部的做法固定下来。嘉庆时期，军机大臣分任各部尚书的现象也更加常见。此后，六部尚书不再只是单独向皇帝负责，而是在军机处和大学士的协调、监督之下办理政务。
所以，标题中的“为何还要”，关键就在这个“还”字。六部尚书解决的是行政运转问题，大学士、军机大臣兼管部务解决的是皇权控制和政务协调问题。官名重叠，正是清代中枢权力不断向内廷集中后留下的制度痕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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