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6年9月9日凌晨，中南海“202”住所，毛泽东逝世，享年83岁。消息传出后，北京城很快进入一种特殊的紧张状态：如何举行告别仪式，遗体能否妥善保存，原本没有现成答案。

这件事之所以格外棘手，是因为毛泽东生前曾明确支持火葬。1956年4月27日，他在中南海怀仁堂签署《火葬倡议书》，朱德、周恩来、彭德怀、董必武等136人也相继签名。

倡议书谈得很实际。土葬占用耕地，需要棺木，也容易形成厚葬久丧的负担；火葬则能节省土地和木材。毛泽东带头签字，并非一句口号，而是希望改变延续已久的社会习俗。

他对死亡的态度，也常常显得十分坦然。1961年9月，英国陆军元帅蒙哥马利在武汉见到毛泽东，两人谈及年龄和生死。毛泽东说，民间有“七十三，八十四”的说法，闯过这两个年头，或许就能活到百岁。

说到可能遇到的意外，他还列举过几种情况：“有人开枪、火车出事、游泳被水淹、细菌致病，或者飞机失事。”这番话听起来平实，却说明在他看来，死亡是自然规律，并不因个人身份而改变。

1963年12月罗荣桓病逝后，毛泽东前往医院参加遗体告别，回来多日情绪低沉。他曾对护士长吴旭君说，自己去世时不要让她守在身边，因为不愿让熟人看到生命最后阶段的痛苦。

吴旭君有些不解，毛泽东便提到母亲文七妹临终时的情景。他说，自己曾暂时离开，不愿留下母亲痛苦的印象，所以记忆中的母亲始终是健康的。这个细节，反映出他对死亡的理解并不冷漠，而是带着对亲人的体谅。

因此，毛泽东逝世后是否火化，成为中央必须慎重处理的问题。政治局紧急研究葬礼安排时，最初确实考虑过按照《火葬倡议书》的精神办理。但毛泽东作为新中国的主要缔造者，亿万群众希望亲眼送别，保存遗体的意见很快占据上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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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九月仍然炎热，遗体保护不能等待。卫生部门与中国医学科学院商议后，决定由徐静负责组织技术力量。9月9日清晨，徐静与刘湘屏赶到“202”，接受了这项极其特殊的任务。

徐静提出，必须先检查遗体状况，再制定方案。随后成立的三人小组中，还有陈克铨和张炳常。三人当天便携带药品、器械进入中南海，开始进行消毒、防腐和观察记录。

这项工作没有可供照搬的经验。普通遗体保存，要求的是延缓变化；毛泽东遗体则不仅要保持稳定，还要经受长时间瞻仰，外观、温度、湿度和光照都必须同时控制。徐静在会上直言：“我们有经验，但这种情况过去没有遇到过，只能尽最大努力探索。”

防腐处理后，遗体一度出现肿胀，现场人员十分紧张。张炳常判断这是药液作用后的阶段性反应，约24小时后会逐渐消退。三名专家没有离开，而是守在旁边持续观察，把每一项变化记录下来，这些资料后来成为长期保护的重要依据。

9月11日至17日，遗体告别仪式在人民大会堂举行。前来吊唁的人数众多，人体聚集产生的热量，会直接影响现场温度。徐静建议在遗体上方加装玻璃罩，配置独立制冷系统，并撤去近旁演奏哀乐的军乐队。

建议获准后，现场连夜调整。吊唁结束，遗体于9月20日凌晨转移到“769”保护室，进入更为严格的保存阶段。这里并不是普通房间，而是专门用于观察、降温和维护的技术场所，相关人员需要轮班值守。

与此同时，是否能制造一具适合长期使用的水晶棺，也摆在了有关部门面前。国务院第九办公室负责协调，谷牧主持相关工作，北京玻璃总厂承担主要制造任务，上海、锦州等地的工厂参与协作。

水晶棺的难点，不在外形，而在材料。棺体必须透光、坚固、耐腐蚀，还要能够承受温度变化。普通玻璃含有气泡、斑点或析晶，肉眼就能发现，根本达不到使用要求。

当时国内能生产高纯度人造水晶的工厂屈指可数。北京605厂负责主体，上海新沪玻璃厂负责底部，锦州115厂承担侧板。各厂反复试制，最初的样品问题不少，距离毛泽东逝世一周年的时间却越来越近。

1977年5月，上海新沪玻璃厂制成符合要求的水晶板。随后，各地合格材料陆续运往北京第一机床厂加工。由于当时没有足够尺寸的整块水晶板，只能把板材在高温条件下进行焊接，工艺要求极高。

焊接时，水晶熔点超过2000摄氏度，操作人员必须抓住极短的熔化瞬间。老技工石维成负责关键焊接，穿着防护服，在氢氧焰旁长时间作业，还要由专人不断浇水降温。那不是简单的玻璃加工，而是一场对材料、设备和经验的综合考验。

经过多轮调整，水晶棺板材的纯度达到“六个九”，即99.9999%。关于“世界上无人复制”的说法，更多是对当时工艺难度和成品质量的强调；可以确定的是，在那个年代，这样的大尺寸、高纯度人造水晶制造，在国内外都极为罕见。

1977年8月20日凌晨，毛泽东遗体被安放进水晶棺。一个多月后，毛泽东逝世一周年，纪念堂举行瞻仰活动。水晶棺、恒温系统、光源和密封结构共同作用，使遗容保持相对稳定，也让最初那场仓促而严峻的遗体保护任务有了固定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