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5年9月27日，北京举行授予元帅军衔典礼。名单和排序公布后，军内外很少有人质疑罗荣桓排在第七位。真正值得琢磨的，不是罗荣桓够不够资格，而是前面那六位，各自占据了怎样的位置。
授衔不是单纯看谁打仗更勇，也不是只比较某一场战役的胜负。军队创建时间、革命资历、战略指挥、所任职务以及对整个人民军队的贡献，都在考量范围之内。
所以，罗荣桓虽然军政兼优，排名却不能只看个人能力。
朱德排在第一位，关键在于他对人民军队“保存火种、建立根基”的贡献。南昌起义失败后，部队面临严重困境，朱德率余部转战湘粤赣边，最终与毛泽东率领的秋收起义部队会师井冈山。
这段经历的分量，不能用一场战役来衡量。没有朱德保存下来的队伍，井冈山会师就缺少重要基础，早期红军也很难迅速形成规模。
此后，朱德长期担任人民军队最高军事领导职务。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他是红军总司令；抗日战争时期任八路军总指挥；解放战争时期担任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司令。这个位置，决定了他的元帅排名具有特殊性。
彭德怀列第二，也不是只因为战功赫赫。红军时期，他担任红一方面军司令员、中革军委副主席；抗日战争时期任八路军副总指挥；解放战争时期任人民解放军副总司令。
彭德怀有一个鲜明特点：中央确定的战略任务，往往需要由他带兵完成。百团大战、解放西北以及抗美援朝战争，都让他的军事履历形成了很强的纵深。
特别是抗美援朝期间，彭德怀临危受命，担任中国人民志愿军司令员兼政治委员。这个职务和战场影响，使他与其他元帅之间拉开了明显差距。第二名，确实很难改动。
林彪位列第三，依据则更多体现在大兵团作战和战略指挥能力上。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他长期担任红军主力部队的重要指挥员；抗日战争时期，曾任八路军一一五师师长。
解放战争中，林彪先后担任东北民主联军、东北野战军和第四野战军主要领导，指挥东北战场，并率部南下。第四野战军后来发展为拥有百万规模的战略集团，辽沈战役、平津战役等重大行动，都与他的指挥密切相关。
有人评价彭德怀善于硬战，林彪长于谋战。这种说法虽然简略，却点出了两人的指挥风格差异。第三名放在林彪身上，有其完整的军事逻辑。
刘伯承排在第四，靠的是长期担任方面军和战略区主帅的经历。他既是红军时期的重要军事指挥员，也是八路军一二九师师长。抗日战争中，太行根据地的建设与作战，离不开他的统筹。
解放战争时期，刘伯承担任中原野战军、第二野战军主要领导，千里跃进大别山是一次极具风险的战略行动。后来进军西南，部队在复杂地形和多重局势下完成大规模作战，刘伯承的军事指挥才能得到充分体现。
贺龙排在第五，同样有硬资格。南昌起义时，他担任起义军第二十军军长，是起义军的重要领导者之一。此后，他创建和发展红二方面军，抗日战争时期担任八路军一二〇师师长。
贺龙的特点，是能够在艰苦环境中拉起队伍、稳住局面。他的军事生涯横跨人民军队创建、土地革命和抗日战争多个阶段，早期资历与实际贡献都十分突出。
陈毅排在第六，主要依据则集中在南方革命根据地、新四军和华东战场。抗日战争时期，他是新四军的重要领导人；解放战争时期，担任华东野战军主要领导，并兼任华东军区司令员。
华东战场兵力多、战事密集、情况复杂。陈毅既负责军事，又承担根据地建设和统战工作。粟裕等将领的作战指挥固然重要，但陈毅作为战略区最高领导之一，承担的是更高层面的责任。
有意思的是，罗荣桓的优势并不集中在单一战区主帅经历上。他参加秋收起义，后来上井冈山，长期在红军中负责政治工作，是人民军队政治工作体系的重要创建者和领导者。
罗荣桓不是只会做思想工作。抗日战争时期，他在山东主持军政工作，推动部队发展和根据地建设；解放战争时期，他进入东北，参与东北地区的军事、政治和组织工作。东北野战军能够不断扩充，政治建设和组织整合是不可缺少的一环。
毛泽东曾评价罗荣桓“最善于团结干部”，这句话并非泛泛而谈。军队规模扩大之后，干部调配、部队整合、地方群众工作，样样都关系到战斗力。罗荣桓的价值，往往藏在这些不容易被单独列入战报的工作里。
假如只按政治工作贡献排名，罗荣桓完全可以更靠前；假如只比较方面军主帅的数量和战场规模，他又不占优势。1955年的排序，恰恰是把多种标准放在一起衡量。
有人曾问：“罗帅军政都强，为什么不是前五？”这个问题的答案很直接：“不是罗荣桓不够，而是前面几位承担过更高层级的军事统帅职责。”
这并不是贬低罗荣桓。元帅名单中的第七位，前面是朱德、彭德怀、林彪、刘伯承、贺龙、陈毅，后面则是徐向前、聂荣臻、叶剑英。这样的排列，反映的是综合资历与历史职务，并非简单的个人能力榜。
罗荣桓后来担任中国人民解放军总政治部主任，为军队正规化、制度化建设继续工作。若把他的贡献放回人民军队发展的全过程，排名第七不是位置偏低，而是在前六位都各有不可替代依据的情况下，形成的一种稳妥安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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