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月中旬，我在阿那亚（秦皇岛）见到了陈嘉映老师。那几天，他在孤独图书馆担任轮值馆长。在八天的时间里，除了馆长的日常工作，他还骑自行车、下海游泳，与从不同城市赶来的学生们讨论。而最重要的事情，是连续几天，在图书馆面对公众开讲了一个题目叫《红色与痒痒》的系列课程。讲座加上交流时间，接近二十个小时。
课程从“红色”和“痒痒”这样具体、微小的感觉出发，一层一层去分辨语词、感知和概念之间那些细微的区别。听到后来，我心里的很多问题也跟着浮出来：在一个习惯贴标签、急着要答案的时代，我们为什么还要耐心分辨这些区别？当外在的阻力变得无形，一个人靠什么长出自己？如果哲学不能直接改变世界，那它对我们的生活有什么用？
讲座结束后，带着这些问题，我和陈老师有了一次聊天。
【远】：这些天，您每天怎么过的，好玩吗？
【陈】：每天过得不太一样。头一两天还在做准备，因为这次讲课内容比较多。实际上我上课之前总是在准备，差不多要准备到最后一分钟。不过还没有正式开始工作，也有轻松的一面，游泳，溜达什么的。我来阿那亚几次了，还就这次得着功夫逛一逛。尤其是海蒂给我借了一辆自行车，太棒了。在阿那亚，出门溜达，走路有点远，坐车又太近，自行车刚刚好。
【远】：您还下海游泳了。
【陈】：对，自然水域游泳特别好，现在这样的场所越来越少了。我们年轻的时候游泳池很少，但到处都能找到自然水域。
【远】：您描述的生活很棒啊。去哪儿可以骑车，随时可以游泳，活动都围绕这个小镇来展开。除了个人生活，您还在这里进行面对公众的主题讲座。连续三四天的讲座，每天三小时，再加上office hour。我算了算，四天加起来有十九个小时呢。
【陈】：对，我很多年没对公众做这么长的连续讲座了。
【远】：当时怎么就答应了呢？
【陈】：一糊涂就答应了（笑）。其中一个原因是，最中心的这个课，《红色与痒痒》，按我现在的想法来讲，差不多就需要三天每天三小时的课。这个主题，一次性讲一个小时也行，在复旦这样讲过一次，但跟细细讲来差很多很多。这次于默也来听了，他听过复旦讲座的录音，想着未必再听一次，但这次听课，发现完全不一样。按说我介绍自己的工作主要应该采用连贯细讲的方式，可我现在对公众讲课多半一两个小时，其实不太对。
【远】：从学生的角度，这三四天跟下来，我不能说一直能跟上，但全部听完之后呢，我好像获得了一种信心，往大了说，一种“人之为人”的信心。您从“红色与痒痒”出发，跟着您的时候，我会一边跟一边联想到很多当下的一些情境、处境。我觉得您好像是在做一个，呃，为人类辩护的工作，我不知道这个理解……
【陈】：OK，你接着说。
【远】：我受到了很大的鼓励。我从事文字工作，写小说。我偶尔会质疑自己工作的价值，因为文学正在被很多东西消解。但您的课程让我重新注意到许多细微之处，注意到人的“感觉”，以及人在这个世界中的独特性。关于这种独特性，我之前觉得它应该被守护。但以前，这对我来说只是盲目的信念，听完您的课程后，这份信念变得非常坚定。它不是情绪上的东西，而是一种从内心深处生长出来的坚实力量。这是我最大的收获。
【陈】：你有这样的感受，那我太高兴了。你有这样的感受，还能如此表达。我比不上你这样真率，但我听你这样说，感到内里的精神正是你所说的。我思考这些问题时，会考虑自己从四面八方提出的疑问，力求思考得更加缜密，会在很多细节里打转。但我从不觉得这些只是琐碎的工作，就像你所说的，它们其实连通到一些根本的信念。一两个小时那一类的讲座，粗线条的，听众可能更容易听到这些思考与大问题的关联，但这次我侧重展开更多细节，这可能会妨碍听众看到整体画面。听你这么说，我很受鼓舞。我通过一些细节来思考，并不是要用这些细节来填满某个大观念，始终要留出空间，甚至要创造空间，填得满满当当就没有运思的空间了。我用我的方式来呈现基本的思想、精神，听者则会联系自己的经验和思考来重现这个整体，你可以说，最后你我看到的整体画面是一样的，但也可以说是一种呼应、应和，和而不同。你最终拥有的不是谁直接告知你的东西，不是某种思想的copy，而是连在你自己独特感受上的思想。差不多，你就是我心目里的理想听众了。
【远】：我是带着问题和困惑来的。您的课没有直接回答他们，但在某些时刻，我的困惑自然而然地嵌入到了您的分析之中。您让我们看到了非常细微的区别——无论是语言上的，还是对外部世界的感知和反应上的。可我们好像生活在一个不那么愿意去分辨这些细微差别的世界里。很多人更倾向于贴标签、简单化，想要一个直接的答案，想知道“你到底要干嘛”。我们似乎太想要那个答案，而不是去体会这些细微的差别。这是现代的问题吗？
【陈】：我不觉得这是现代的问题。顺便说一句，你这么说，我会想到很多方面，但我只谈一点。我觉得，人并不是变得越来越粗糙了，而是每个人、每种人，对不同事物的精细程度有各自的要求。我有些朋友很讲究吃，去一家烤鸭店，哇，这家的烤鸭太好了，别家你再吃不到。我点头称是，其实我吃不出有什么区别。女孩要打扮，两件衣服颜色式样在我看来差不多，她一眼就挑中这件不要那件。中产阶层还会讲究威士忌、红酒、瓷器之类。每个人都有自己觉得需要精细对待的东西。
【远】：那这就够了吗？
【陈】：不够，当然不够。你问得好，我接下来正想说这个。我得承认，我对大多数事情都很粗，但对某些东西就会非常精细。就像一个围棋选手或游泳选手，在这里是继续长一步还是板下，手臂入水再向前一厘米，对他来说可以是天大的差别。对我来说，攸关的是概念上的有些精微区别，既“攸关”，也乐趣无穷，就像运动员在精益求精中体会到的乐趣一样。不过，不同之处是，思想并不是一项专业活动、只由思想家来做。每个人都在思想。我会希望更多的人能体会到那些精微却重要的概念区别。同时也希望大家能体会更精微地运思带来的乐趣。说到这儿，现在很多爱好思想的朋友往往有点儿粗枝大叶。倒不一定是过去的人思想更缜密。毕竟，以前只有少数人受过教育，只有他们写诗、写文章、发声，而现在，大多数年轻人受过高等教育，其中相当一部分会就各种问题发声，但还没有习惯认真思考，思考得太粗。
【远】：您说到“粗”，我想到一个具体的事儿。现在的人特别讲追求自我、大家也经常谈论自我、谈论主体性，但似乎都很泛泛。您在课堂上也提到这个，您说，其实古代的人不太操心自我。那我的问题是：我们现在的人操心自我，就一定比古代人更有自我吗？
【陈】：这个话题我们在课上也讲了一点。一个想法是，在古代社会，人的身份比较确定，你该是什么样子，社会为你确定好了，你是种地的，你是个男人，你是家里老大，社会就用这些来要求你，个人没有很大转圜空间，社会为你安排好了你的角色。你要是女性，更是如此。只有少数人，读书人，社会上层的人，会去操心他成为一个什么样的人，操心别人甚至后世怎样看待他。而现在，我们的身份和角色在很大程度上要由自己去塑造，我们更多地意识到自己是一个个体。人人都有个自我，我们普通人也会去塑造自己的形象，有更强的自我意识。不过，我们也说到，这种自我意识往往会把太多的注意力聚焦在自己身上。其实，揽镜自照，或者盯着自己的肚脐眼，并不能认识到真实的自我，最深沉的自我体现在你从事的事情里，体现在你与他人的建设性关系上，己欲立而立人。所以，“成就自我”和“超越自我”这两者并不是那么矛盾。你从事的事情是更重要的，你爱的人是更重要的，你敬重的人是更重要的。当你的自我找到恰当的位置，差不多就是自我变得无关紧要的时候。
【远】：我记得您说过一句话：最深沉的自我，是对自我掉头不顾。
【陈】：对对对，的确是这样。这不是一句空话。你只要看那些真正投入到某件事——我叫它“事业”吧，但这个词不一定带功利色彩——的人就能明白。
【远】：像我们这些天坐在这儿听您讲课，好像就没有那么关心自我了。
【陈】：嗯。
【远】：我们在操心这个世界上别的一些东西。当我们真正去操心那些事情的时候，我就能理解您说的“最深沉的自我”。我感觉自己真实地活在这个世界上——我坐在海边，我和一切在一起，而我，忘我了。
【陈】：对，这时候的自我，不在于你不断返身去看自己，而在你投身所做的事情当中——无论你是在做服装、开书店，还是在带孩子。你要体会和认识的是：究竟什么是你适合做的、是你爱做的，以及你会用什么方式去做。比如，你我都开书店，但它们可能是两家很不一样的书店，书店里的书不同，经营的方式不同，等等。你是不是在贴着你的向往、爱好和能力做一件事情？你在塑造事情，事情也在塑造你，在这样的关系中，真实自我才得以显现。
【远】：我又联想到一个问题，也是我一直在想的。作为一个小说写作者，在过去，可以写很多“人面对困难”的故事——想做成什么事，就会遇到很多阻力，比如罗密欧与朱丽叶要在一起，就要冲破阶级、家庭种种阻挠。但作为一个现代人，我们的困难在哪里？有时候我不太清楚。当我们要“拥有自我”的时候，是要冲破什么吗？现在恋爱、结婚父母也不太管了，换个工作也不是大事儿，很多事情都可以自己做主。如果说，自我是在克服困难的过程中长出来的，那现在没有那么多困难了——这是不是一个很大的困难？我不知道该怎么表述，可能说得比较含糊。
【陈】：我倒觉得你表达得很清楚，至少我觉得已经来抓到了你的意思。而且这个角度很好。
事情确实变了。我跟我的女儿，或者现在的学生，相差四五十年，我感觉得到，我们面临的问题几乎是相反的。这么说吧，我们年轻的时候什么都不够吃，现在的问题是可吃的太多。你描述的那个冲破重重障碍、建构自我的过程，那些障碍都是有形的——父母、社会、经济条件，现在呢，这些似乎都不是主要的，甚至不存在了，但我能感觉到二三十多岁的年轻人的难处和困境是实实在在的，他们吐槽，并不是无病呻吟。不像以前吃穿用住那种实在，倒像一种无形的实在，困境变了，更多从外部转移到每个人内部。我觉得你说得非常好。说到写小说，现在再写一个杰克·伦敦式的故事，可能没多大意思。写作者恐怕必须更多深入到心理层面去写，这样才能真正触及现代人的真实困境。
【远】：那作为一个年轻人、一个普通个体，我也觉得这个问题不太好办。一个普通人，该怎么面对这种状态——你挺想去做点什么，但好像做什么也没什么用，或者改变不了什么。现在很多年轻人就说“躺平”，或者把自己定位在“奥德赛时期”，大学毕业到三十五岁之前就是混沌、迷茫。在这种迷茫和无力感当中，我们能做些什么呢？
【陈】：“改变的无力感”，人们谈论得很多，例如，现代社会的科层机制、商业机制等等格外强大，个人在其中显得格外无力。此外，也许还可以补充另外一些稍微偏门的角度。例如，我会想，其实从前绝大多数人也是改变不了什么的，我们不是亚历山大和拿破仑，对大世界来说，我们的所作所为改变不了什么。区别也许在于，以前改变不了什么的普通人不会想到自己能改变什么。
【远】：嗯，他觉得，就这样儿。
【陈】：对，他觉得“世界轮不着我改变”。但现在，我们都是受过教育的人，会有一种想法：我应该能make a difference。可结果呢，你也不一定能造成什么difference。所以，我觉得，现在有志造就改变的年轻人应该看到——不，不是“应该”，而是说也许可以从这个角度想——如果你有心去改变什么，那是你自己给自己加的一份责任，并不是你作为普通人天然就有的。既然如此，你的挫折、失望、沮丧，你也许可以更坦然地面对。
【远】：您讲到这儿，我突然回想起课堂上的一个场景。有个刚高考完的高中生，听完讲座后站起来说了一段话。她说，听完这个课，才真正看到“哲学原来是这样的”——和课堂上接触到的知识很不一样。她觉得这样的哲学是有意思的，她可能就会从这里开始行动，去读您的书，或在生活中遇到问题时，获得一种新的观看方式。那一刻，我觉得这个课堂在发光：一个孩子走进来，她的人生可能因为这样一个行动，发生由外到内、由内而外的改变。
【陈】：确实会有这样的事，我为此非常高兴。我们常说解释世界和改变世界，某种意义上，哲学确实改变不了世界。但就像自我认识本身就是自我的一部分那样，我们怎么看待世界就是我们与世界相处的一部分。在这个意义上，不用去区分解释世界和改变世界——有时候改变了看法，就是改变了做法。
【远】：那再说说这个课堂本身。您这样深入地面对一个问题，做专题讲座，面对的却是来自各行各业的人——有高中生，有您带的博士，有您私塾的学员，也有阿那亚的居民和游客，年龄、职业、来处各不相同。这样的课堂，和您在大学里面对专业学生时，有什么不一样？
【陈】：我现在的听众大致分几种：大学里讲课、社会上讲课、私塾学员，还有多年来积累的老学生，比如陆丁、周濂、于默、王宇光他们——最早从九十年代到现在，三十多年了。
这十几年来，我在学校讲课，哲学系和非哲学系的区别不太大。哲学系的学生在哲学上未必有很系统的训练，非哲学系的学生也可能对哲学相当感兴趣，读了不少哲学书。有些非哲学系的学生，比如华东师大心理系或北大经济系的，很聪明，虽然不是哲学科班出身，哲学思考的能力一点儿都不差；反过来，现在哲学系的学生也不一定都是真爱好哲学、自己读了很多书。所以区别不大。北大哲学系或复旦哲学系的老师可能感受不同，就我个人来说，区别不明显。
不过和私塾学员相比，区别就比较明显了。私塾学员的优势在于：首先，他们是付了成本来的，可见兴趣强烈；其次，作为所谓的“成功人士”——我不太喜欢这个词，但当作中性词用的话——他们普遍有个优点，就是他们知道怎么做事情。概念思辨他们可能不那么在行，但更加通晓世间的道理。他在课堂上有所领悟，这种领悟通常更有质感。只不过，和在校学生不一样，他们不再处在读书、思考的整体环境中，听完课，马上又要回去处理各种事务，飞外国、飞香港，去忙别的事了。
我最好的听众是那些老学生。现在很大程度上，你们也变成老学生了，这次来的，你、王宇、杜明冬、周博、诗琦。这次课程比较深，连着讲了两三天，你们有了前面几年的积累，能够在相当的深度上跟进。
【远】：总有学生问，“哲学是什么”，我记得您有一次回答：“爱思考的人在一起思考。”从这意义上说，您讲哲学课，是不是希望有更多真正爱思考的人在一起思考？
【陈】：那当然。这的确是一个理想——爱思考的人在一起共同思考。在这方面，我没有太多抱怨。这几十年，始终有一些同好，不管我们讨论的问题和方式在旁人看来多么无关紧要甚至可笑，我们始终热情洋溢地活动于其中。
【远】：我这几天深切体会到这一点。我觉得这次收获是最大的——当然，也因为有前面那么多次听课，才有这次的理解和感受。
【陈】：太好了。我也觉得这次讲得很好。如果把私塾课程拉进来比的话，这次是最好的。
【远】：我觉得自己这次也是最投入的。之前也不是不投入，但可能有了之前的那些费劲，这次听得更轻松一些。我看到了自己的成长。
【陈】：说到咱们的私塾，我还想说一点——我跟明冬、王宇也聊过。感谢尹亭，私塾让我结识了那么多爱思考的朋友。学员们聪明，眼界广，带来更多元的维度。但也有一个让人遗憾之处。你差不多先得财务自由，才有条件来参加私塾。阿那亚的活动也大致如此。这就把经济条件不够的朋友排除在外了。不像我在学校里接触到的学生，来自不同的社会阶层。
【远】：嗯，我明白您的意思。
【陈】：竖切面只取了中上层。久而久之，难免让眼界变得单薄，问题意识偏颇。我不想把私塾这种形式持续下去，也有点儿这个考虑。你觉得这是个问题吗？
【远】：我觉得这是问题。听不到有些声音，听到的就很片面。这和互联网也有点像，好像通过互联网就能知道所有人在讲什么，但事实上很多人可能根本不表达。那怎么才能看到更多、更丰富或者更真实呢？
【陈】：是个问题。今天下午要讲的公开课就涉及互联网时代或AI时代的真相问题。我们年轻时候读报纸，我读不出什么新鲜事，都是官样文章，但也有会读报的朋友，字里行间猜到发生了什么事情，政策发生了什么变化。我猜想读互联网也需要这样的专家，肯定不能直愣愣地把互联网上的东西当成真相。
【远】：很期待下午的讲座。说起来，您这次在孤独图书馆做轮值馆长，事儿还挺多，刚才还看到您在跟店员学做咖啡。过去的图书馆可不让喝咖啡。现在的公共空间很不一样了。您觉得，一个好的公共空间应该容纳些什么？
【陈】：是，变化很大。就拿图书馆来说吧。它们是一种公共空间，汇集、传播公共知识。八九十年代，大学读书馆里座无虚席，你得一开门就冲进去占位子。那时候，很多书只有图书馆里有，别处即使有，学生也买不起。现在不同了，什么书都可以买到，不买，微信读书里也有。书店也是公共空间。公共空间是有公共议题、有精神交流的空间，不是有人流就算，商店人多，我们不叫它公共空间。众所周知，实体书店现在很难经营下去。文化事业、精神事业，无论多崇高、多美好，还是得有经济上的支持才能长久。哦哦，要说到更广泛意义上的公共空间，可说的很多，一时却不知说什么，留给下次咱们来聊吧。
受限于时间，也受限于我的理解和提问能力，很多话题刚刚谈起，尚未展开，然而仅仅是这些，已经足够反复琢磨。陈老师没有替我们把问题封住，而是把它们重新打开，让一些原本混在一起的词语和感受慢慢显出区别。
我常常想起阿那亚海边一幕。那天我们几个同学和陈老师一起下海游泳，陈老师游在我前面，越来越远，一阵阵海浪涌过来，他在波涛里起伏，像一片叶子。那时那刻，如果静止下来，我会想说点什么，我大概会说：人置身世界，这样地微小。但是，即使这么地微小，人依然可以选择把自己融入某种更大的存在。
那天，在微风和夕阳中，我们感觉着水温和方向，就这么继续往前游。
热门跟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