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7年6月27日，北京，傅作义家中已经摆好了饭菜，主人却不时抬头看一眼墙上的挂钟。今天是他的62岁生日，受邀而来的客人陆续到了，周恩来总理却迟迟没有出现。
这顿饭并不铺张。傅作义没有大张旗鼓地操办，只是在家中备了一桌便饭。他知道，周恩来日理万机，能够抽出时间到场，本身就是一份难得的情谊。
时间接近中午，家人有些坐不住了，试探着问：“要不要打电话提醒一下？”
傅作义摆了摆手。他与周恩来相识多年，深知这位总理办事的性格，便说：“他答应过的事，不会忘。”
这句话，既是对周恩来的信任，也有傅作义自己的经历作支撑。
1949年1月，北平和平解放。傅作义率部接受人民解放军改编，使这座有着悠久历史的古都避免了一场大规模战火。此举对北平城内百姓、文物和城市设施的保存，都有重要意义。
新中国成立后，傅作义担任水利部部长，负责全国水利建设。对于一位国民党军队起义将领来说，这个职务既是信任，也是考验。他没有共产党党员身份，过去的经历又与许多同事不同，工作上的隔阂并非一朝一夕能够消除。
一段时间里，部内有些文件不及时送到傅作义手中，基层材料也有人绕过部长直接处理，甚至出现代为签字的情况。傅作义心里当然不好受，但没有立即发作。
这里面有他的顾虑。起义将领进入新政权后，需要重新熟悉工作制度和政治环境；而水利部门的干部，大多长期从事革命工作，彼此之间也形成了固定的办事习惯。傅作义不愿把个人委屈扩大成部门矛盾，便选择了克制。
周恩来得知情况后，没有停留在一般性的安慰上，而是亲自到水利部了解情况。他明确表示，部长应当履行部长职责，不能让一个部门出现“有部长之名、无部长之实”的局面。
他曾对有关人员说过类似这样的话：“没有傅部长签字的文件，不要送到我这里来；需要向我汇报，也应当由傅部长来。”
话不长，分量却很重。周恩来并不是简单替傅作义撑腰，而是在维护政务系统的正常秩序。部长是否能够看到文件、是否能够作出决定，关系到的不是个人脸面，而是政府机关能不能依法依规运转。
这次谈话之后，傅作义在水利部的工作逐步顺畅起来。对周恩来的感激，他没有挂在嘴上，而是一直记在心里。1957年6月的一次集体活动中，两人再次见面，傅作义便邀请周恩来到家里吃饭。
他告诉周恩来，6月27日是自己的生日。周恩来当场点头，还准确说出了傅作义将满62岁，并答应届时前往。傅作义没有想到，这样一句应允，后来竟成了周恩来自责的缘由。
6月27日上午，周恩来正在连续处理公务。相关回忆材料记载，那段时间他的工作强度极大，已经长时间没有休息。上午10点左右，他终于在事务稍缓时上床休息。
周恩来的睡眠一向不易，能够真正入睡并不容易。警卫人员知道这一点，通常不会轻易叫醒他。偏偏这时，傅作义家里打来了电话，询问总理是否还来参加生日宴会。
接电话的是卫士长成元功。他查看安排后，并没有发现当天有这项活动。电话那头的工作人员也没有责怪，只是说傅部长已经准备妥当，正在等候。
成元功没有贸然作答，而是去请示邓颖超。邓颖超听完后判断，傅作义既然专门打电话来，说明周恩来确实答应过这件事。她说：“既然答应了，就还是要去，告诉他们总理晚一点到。”
到了11点半左右，邓颖超叫醒周恩来，说明傅作义生日宴会的事情。周恩来很快清醒过来，连声说道：“哎呀，我把这件事忘了。”
他没有重新安排，也没有解释事务繁忙，只是简单洗漱后便赶往傅作义家中。由于事先已经准备停当，饭菜还没有正式开席，周恩来最终赶上了这场生日便饭。
事情没有造成什么严重后果，傅作义也没有表示不满。可回去之后，周恩来仍然对此耿耿于怀。他对身边工作人员说，自己一生很少忘记答应别人的事情，这次虽未误了饭，却到底让对方多等了。
有人劝慰说：“总理已经赶到了，也没有耽误。”
周恩来却回答：“答应人家的事，就不应该忘。没有耽误是一回事，心里过不过得去，又是另一回事。”
这段插曲之所以被长期记述，不在于一场生日宴会有多特别，而在于周恩来如何看待承诺。对普通人而言，遗忘或许只是疏忽；对他而言，既然说出口，就意味着要承担责任。傅作义等候在家中的那几个小时，也因此成为周恩来工作生涯中少见的一次“失约”记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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