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元前210年，秦始皇第五次出巡抵达沙丘平台时，突然病重，随后死在巡行途中。陪在他身边的，有中车府令赵高、丞相李斯，以及幼子胡亥。正是这场发生在沙丘的死亡，改变了秦帝国的继承秩序，也留下了两千多年未解的疑问。
秦始皇死得太突然。
《史记·秦始皇本纪》记载，他在巡视途中“至平原津而病”，到了沙丘便驾崩。史书没有写明究竟患了什么病，只留下一个模糊的说法。对于一位长期操劳、年近五十的帝王来说，突发重病并不罕见，可问题在于，秦始皇死后，赵高等人迟迟没有公布消息。
当时的秦始皇，已经不是年轻时那个四处征战的君主。统一六国后，他要处理郡县设置、赋税征发、刑法执行和军队调动，政务极其繁重。《史记》说他“昼断狱，夜理书”，每天必须处理规定数量的竹简文书。这样的生活，谈不上休养，身体长期处在透支状态。
秦始皇还沉迷于求仙问药。卢生、侯生等方士不断以仙人、灵药为诱饵，徐福也曾奉命率领童男童女出海寻找仙药。方士没有带回长生之术，却让秦始皇耗费了大量财力。至于他是否因服用丹药中毒，史书没有直接证据，只能列为后人的推测，不能当成定论。
有意思的是，秦始皇早年在赵国的经历，也常被后人拿来解释他的身体状况。嬴政出生于赵国，幼年长期生活在战乱和政治追捕的阴影中。可《史记》并没有明确记载他患过脑膜炎或癫痫，所谓“幼年留下病根”的说法，多半是后来的推演，不能与可靠史料混为一谈。
真正让死因变得复杂的，是秦始皇死后的政治操作。
秦始皇一死，赵高立即对李斯说：“上崩，秘之，群臣皆未知。”两人决定封锁消息，继续假装皇帝仍在车中。尸体天气炎热，已经开始腐败，他们便命人装载鲍鱼，用腥臭味掩盖尸体气味。
这一安排不是小事。它说明赵高和李斯需要时间，而他们争取时间的目的，很可能与继承人有关。秦始皇长子扶苏当时在北方边境，和蒙恬一起统率军队；胡亥则跟随父亲出巡。赵高熟悉诏令和印玺，胡亥又是近在身边的皇子，二人因此获得了操纵局势的机会。
随后，赵高与李斯伪造诏书，逼迫扶苏自尽，又命蒙恬交出兵权。胡亥继位，是为秦二世。这个结果使后世很难不产生怀疑：秦始皇究竟是自然病死，还是有人提前动了手脚？
郭沫若正是在这种疑问上，展开了文学想象。他在历史剧《秦始皇之死》中，没有满足于“突发疾病”的解释，而是设计出赵高、胡亥合谋杀害秦始皇的情节。按照剧中的设想，秦始皇病倒后，赵高等人利用身边无人之机，以长钉从耳部刺入，造成外表不易察觉的致命伤。
“长钉杀人”听起来骇人，却必须说清楚：这是文学作品中的推演，不是出土文献，也不是《史记》的记载。郭沫若借此表达的，是对沙丘政变的怀疑和对权力斗争的想象，并没有证据证明秦始皇真的遭遇过这种杀害。
支持谋杀说的人，通常抓住三点。秦始皇死亡突然；赵高、李斯隐瞒死讯；扶苏和蒙恬很快被清除。三件事连在一起，确实显得可疑。但“动机存在”不等于“罪行已经证实”，政治受益者也不必然就是杀人者。
支持病死说的人，则认为秦始皇长期劳累，又可能服用含汞等成分的丹药，身体状况本就不佳。第五次出巡路途遥远，夏季气候炎热，突发疾病而死，在医学上完全说得通。遗憾的是，秦始皇陵至今没有正式发掘，无法通过遗骨、棺椁或随葬遗物检验是否存在外伤和中毒迹象。
还有一种说法认为，赵高可能直接下毒。但这同样缺少证据。古代史家重点记录的是政变结果，不会像现代法医报告那样描述死者的器官变化。沙丘之后发生的，是一场继承权争夺，而不是一份完整的死亡鉴定。
秦始皇到底死于疾病、丹药，还是死于谋杀，现有材料还不足以裁定。可以确定的是，他死于公元前210年，地点与沙丘有关，年约五十岁；可以确认的是，赵高和李斯隐瞒死讯并改动继承安排；至于那根传说中的长钉，仍然只存在于郭沫若的文学构想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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