火化间里的温度常年比外面高出几度，哪怕是到了滴水成冰的三九天，只要那几台巨大的火化炉一运作，隆隆的轰鸣声伴随着隔热层透出的隐隐热浪，也能把人的后背捂出一层薄汗。我干这一行已经八年了，送走过几百号人。在这个地方待久了，人会对死亡产生一种生理上的钝感。

我见过太多悲欢离合。有哭得撕心裂肺、几次三番要跟着往炉子里扑的家属；也有面无表情、全程低头按手机，连骨灰盒都挑最便宜的儿女；还有为了争夺一点遗产，在告别室门外就大打出手的兄弟姐妹。各种各样的人性在这个终点站暴露无遗，见得多了，我渐渐把自己当成了一个纯粹的流水线工人。

我的工作只是核对身份、推车进炉、按动按钮、收敛骨灰。无论生前是达官贵人还是贩夫走卒，到了我手里，最后都只会变成托盘里那两三斤带着余温的灰白色钙化物。我以为我已经看透了生死，甚至觉得自己有些冷血，直到那个下着冷雨的深秋下午，我遇到了一具让我至今只要闭上眼就能想起来的遗体。

那天下午的单子不多，火化间里弥漫着一股淡淡的臭氧和消毒液混合的味道。外面下着绵绵的秋雨，天色阴沉得像要压下来。负责接运的灵车停在后门，司机老赵推着一辆担架车走了进来。车上是一具装在最廉价的硬纸棺里的遗体，没有盖鲜艳的陀罗尼被，也没有任何像样的花圈陪衬。

跟在担架车后面的只有两个人，一个是穿着社区工作服的中年女人，手里拿着一沓皱巴巴的证明文件；另一个是个看起来二十出头的小伙子。小伙子个子很高，但背有些佝偻，穿着一件明显不合身、洗得发白的宽大羽绒服，下摆一直垂到膝盖。他的眼神很飘忽，不看人，只是死死盯着那口纸棺材，双手紧紧攥着一个款式老旧、外面套着粉色毛线罩的橡胶热水袋。

社区的女人走到我的工作台前，叹了口气，把单子递给我。我低头看了一眼，死者叫李素萍，五十一岁，死因是胃癌晚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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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照规定，在遗体进炉前，我们要进行最后的身份核对，并允许家属看最后一眼。我走到担架车前，掀开纸棺的盖子，里面躺着一个极其瘦小的女人。因为长期的病痛折磨，她的面颊深深凹陷，颧骨高高突起，头发因为化疗几乎掉光了，戴着一顶劣质的棉线帽子。

她太轻了，轻到纸棺底部的硬纸板都没有多少下陷的弧度。我看惯了因疾病折磨而变形的遗体，并没有觉得异样，只是例行公事地转头看向那个小伙子，准备走个流程。

社区女人拉了拉小伙子的袖子，放轻声音说：“小树，过来再看看妈妈，等会儿妈妈就要去很远的地方了。”

被唤作小树的小伙子慢吞吞地挪了过来。他没有像其他家属那样嚎啕大哭，也没有表现出恐惧。他只是站在那里，愣愣地看着棺材里的女人，然后突然做出了一个让我意想不到的举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