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2年春，北京中南海，田家英向毛泽东汇报湖南农村调查情况时，谈到一个颇为敏感的问题：在困难时期，是否可以把土地和生产责任进一步落实到农户，甚至实行分田单干。
这不是一次普通的工作汇报。田家英此前对包产到户并不赞成，可经过实地走访和材料核对，他的看法发生了变化。毛泽东没有立即表态，而是等他说完，才连续追问了两层意思。
“你是主张以集体经济为主，还是以个体经济为主？”
田家英一时没有回答上来。毛泽东接着问：“这是你个人的意见，还是有其他人的意见？”
田家英答道：“是我个人的意见。”
谈话没有激烈争论，却留下了一个清楚的政治判断：农村生产关系怎么调整，不能只看眼前是否能增产，还要看它将把农村引向什么方向。
田家英提出这个意见，并非凭空起意。1961年广州中央工作会议期间，他曾给毛泽东写信，谈到安徽一些地方实行包产到户后的情况。在他看来，农村困难固然需要解决，但如果把集体经济简单抛开，孤儿寡母等缺乏劳动力和生活保障的人家，可能会更加困难。
当时田家英的态度很明确：包产到户可以作为试验，用来总结经验，但不宜普遍推广。他在信中还写道，困难是工作没有做好造成的，不能因为生产出了问题，就把生活无依靠的群众推到一边。
一年之后，湖南调查改变了他的认识。调查组接触到的并不是抽象数字，而是一个个生产队和农户：劳动力不足，干劲不高，分配平均，干部和社员都感到为难。制度在纸面上能够维持，到了田间地头，却未必能调动生产积极性。
田家英由此认为，在特殊困难时期，可以允许包产到户，甚至分田单干，让农民先把生产恢复起来。等经济状况好转，再设法引导他们回到集体经济轨道。这个设想带有明显的过渡性质，并不是要从根本上否定集体化。
但毛泽东关注的重点，显然不只是“能不能增产”。在他的理解中，生产组织形式背后连着农村的社会关系，也连着社会主义建设的方向。一个地方的临时办法，如果扩大为普遍政策，性质就可能发生变化。
田家英回到北京后，曾向毛泽东表示，希望离开中南海，到基层担任县委书记。这个愿望并不突然。长期在中央机关工作，使他熟悉文件和政策，却也让他越来越想直接接触农村、工厂和基层干部。
毛泽东没有同意。田家英承担的工作太多，既是秘书，又参与重要文稿整理，还负责调查研究和资料处理。对毛泽东而言，这样一位能够迅速查找材料、准确起草文字、又能提出不同意见的助手，并不容易替代。
田家英的出身，也解释了他为何特别重视普通人的生活处境。1922年，他出生在四川成都，幼年丧父，后来又失去母亲，十一岁便因贫困辍学，到亲属经营的药铺做学徒。
没有学校，并不等于停止读书。他靠一本字典阅读《史记》《资治通鉴》等书，还在床头写下“走遍天下路，读尽世上书”的话。少年时期，他已经在报刊上发表诗文，被当地人称作“神童”。
1937年，十五岁的田家英到达延安，1938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先后在陕北公学、马列学院和中共中央宣传部门工作。后来，他因《从侯方域说起》等文章受到毛泽东注意，还曾担任毛岸英的语文和历史教师。
1948年10月，经胡乔木介绍，田家英来到毛泽东身边工作。那时解放战争进入关键阶段，中央机关文件往来密集，毛泽东需要一名既懂历史文字，又能处理具体事务的助手。
他的工作远不止起草文稿。信件、档案、书籍、调查材料，乃至一些日常事务，都要经过细致整理。毛泽东读书范围很广，偶尔提出一个典故出处，田家英也要尽快查清。1961年，毛泽东询问“雪满山中高士卧，月明林下美人来”的出处，田家英查明这是明代高启《梅花九诗》中的句子。
1954年，田家英担任中共中央办公厅副主任，参与《毛泽东选集》、1954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以及中共八大有关文稿的编辑整理。这样的经历，使他既熟悉中央决策的形成过程，也能从大量基层材料中看出政策落地后的实际差异。
值得一提的是，田家英并不是只会执行的秘书。他有自己的判断，也敢于把不同意见摆到毛泽东面前。1962年那场关于包产到户的谈话，正是这种工作关系的体现。
遗憾的是，后来政治环境急剧变化。1965年底，毛泽东在杭州谈及历史问题和相关文章时，田家英负责整理谈话记录，曾删去部分内容。有关删改并非他独自决定，而是同胡绳、艾思奇等人讨论过，但这件事后来引发了严重后果。
1966年5月23日，田家英去世，年仅四十四岁。此前那句“是我个人的意见”，原本只是一次政策讨论中的回答，后来却被置于更复杂的政治风暴中反复审视。对于田家英而言，农村究竟应当怎样恢复生产，始终不是纸面上的概念，而是调查中见到的农户、劳动力和一日三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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