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7年8月12日，武汉城内，北伐军第九军军长彭汉章被押往刑场。几个月前，他还是拥兵数万的地方将领，麾下第一师师长贺龙也正率部在湘鄂战场作战。此时，彭汉章的部队已经被拆散，旧日部属各奔东西，他本人则成了唐生智手中一个无足轻重的“罪犯”。
一纸命令，改变了他的处境。
彭汉章1890年出生于四川三台，早年投身滇军，后进入云南陆军讲武堂学习。毕业后，他投到黔军将领袁祖铭麾下。袁祖铭喜欢与部下谈论经史，彭汉章头脑灵活，办事果断，很快得到重用。
在袁祖铭的黔军集团中，彭汉章与王天培被视为左右臂膀。后来袁祖铭返回贵州掌权，为避免王天培势力坐大，反而把省主席和第二师师长的位置交给了根基较浅的彭汉章。
这项安排看似抬举，实则埋下了麻烦。
彭汉章能够控制的，不过是贵阳周边一带。贵州各路军头各有算盘，对他的命令并不买账。袁祖铭又暗中限制他的势力，彭汉章很快意识到，自己这个省主席坐得并不稳。
他开始另寻出路。一方面，彭汉章与广东革命政府取得联系；另一方面，他收编了从湖南退入贵州的贺龙部。贺龙当时是湘西镇守使，手中有一支能打硬仗的队伍。彭汉章借此扩充实力，并逐渐摆脱对袁祖铭的依附。
有意思的是，贺龙此时只是彭汉章麾下的一名师长，后来却成为中国人民解放军十大元帅之一。
袁祖铭当然不会坐视。1925年前后，周西成奉命进攻贵阳，彭汉章兵败出走。他在铜仁重新集结杨其昌、贺龙等部，经过商议，决定投靠广东革命政府，参加北伐。
1926年秋，彭汉章所部被编为国民革命军第九军，他担任军长，安健任党代表。部队原计划编成三个师，贺龙、杨其昌、罗觐光分别任师长，后来罗觐光离开，改由毛鸿翔接任。
第九军很快在湘西、鄂西战场打出名声。贺龙率第一师进攻湘西，杨其昌率第二师随后投入战斗。常德、澧州、津市、公安等地相继被攻克，部队还在黄金口一带击溃北洋军多个师。
这一仗并非普通的局部交锋。北洋军主力被牵制在鄂西，无法及时增援武汉方向，对北伐军推进起到了重要作用。贺龙部伤亡也很大，部下穆风、贺墩武等将领先后战死。
1926年10月，杨森联合卢金山等部，纠集大军反攻鄂西，企图切断武汉北伐军的退路。第九军第一、第二师在不利条件下苦战，黔军第十军和湘军部分部队赶来支援，最终稳住了战局。战后，部分俘虏被编入北伐军，各部兵力反而有所增加。
也正因为如此，第九军成了唐生智眼中的隐患。
当时唐生智控制湖南、湖北部分地区，正在谋求扩大地盘。第九军、第十军驻扎在湘西、鄂西，兵力不少，又不完全听命于他。唐生智先限制防区，再切断粮饷来源，试图迫使黔军自行离开。
贺龙不愿退让。何健部队曾试图将第九军第一师挤出宜昌，贺龙直接率部将其赶走。彭汉章虽然知道局势危险，却仍希望通过谈判解决问题。
“都是北伐友军，未必会真动刀兵。”彭汉章曾对身边人说。
遗憾的是，他低估了军阀之间的利益冲突。
1927年1月30日，唐生智以宴请为名，派教导师师长周斓扣押袁祖铭，随后将其秘密处决，并对外宣称袁祖铭死于降军哗变。袁祖铭既是彭汉章的旧主，也是黔军的重要核心。消息传来，彭汉章明白，第九军在湖北已经陷入险境。
他赶赴南昌，与蒋介石一方商谈收编事宜。可是返回武汉后，彭汉章立即被唐生智派出的宪兵逮捕，罪名是“纵兵抢劫、杀害平民”。
蒋介石此时也不愿为彭汉章出头。第十军已经被拉拢，如何处置庞大的黔军才是他更关心的事情。接到唐生智的请示后，他下令免去彭汉章职务，交由唐生智查办，同时将第九军各师暂归唐生智指挥。
这等于把彭汉章和他的部队一并交了出去。
彭汉章被扣押期间，第九军迅速遭到分割。贺龙的第一师改编为独立第十五师，后来扩编为第二十军，并参加了1927年8月1日的南昌起义。杨其昌的第二师改编为粤军第十一军第二十六师，毛鸿翔所部则拒绝改编，转往湘鄂边，投奔李燊部。
彭汉章失去了军队，也失去了讨价还价的本钱。
1927年8月12日，唐生智以贺龙部参加南昌起义为借口，将被关押近半年的彭汉章枪杀于武汉，年仅37岁。贺龙后来评价这位旧日上级，认为彭汉章本性并不坏，只是对唐生智抱有幻想，未能及时看清局势。
一个曾经统领第九军的军长，就这样在部队瓦解、盟友离散之后，结束了自己的生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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