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50年正月，紫禁城内，道光帝病重。摆在他面前的不是一道普通的家事，而是一个皇位究竟交给谁的问题：皇四子奕詝，还是皇六子奕訢。前者性情谨慎，后者聪敏强干。后世议论，往往把清朝衰败归结到这次选择上。
这种看法有一定道理，却容易把复杂的历史压缩成“选错了皇帝”。奕訢确实比奕詝更有才干，处理政务也更灵活，但这并不等于他登基之后，就能把清王朝从困局中拽出来。
道光继位时，清朝的问题还没有集中爆发。嘉庆二十五年，国库存银仍有相当储备，虽然比不上乾隆盛世，却足以支撑日常行政和军事开支。真正棘手的，是吏治败坏、土地兼并、八旗生计恶化，旧制度已经出现了明显裂缝。
道光在位三十年，最大的失误，不只是某一场战争的决策，而是始终没有找到应对时代变化的办法。他想整顿，却不愿触动既有利益；想节省开支，却无法改变财政结构；面对西方国家，又在强硬与妥协之间反复摇摆。
第一次鸦片战争便是一个缩影。战争并非清军完全没有抵抗能力，问题在于朝廷缺乏持续作战的决心和有效的统筹。1842年《南京条约》签订后，清廷付出了割地、赔款和开放通商口岸的代价，财政与威信同时受损。
道光晚年的国库，已经不能与继位初年相比。关于具体存银数字，清廷档案和不同记载存在差异，但财政迅速恶化是确定的事实。更严重的是，国库空虚只是表面，漕运受阻、税收下降、军队腐败，才是让国家失去修复能力的根源。
1850年2月，道光帝去世，皇四子奕詝即位，是为咸丰帝。奕訢没有成为皇帝，确实令人惋惜。可是，假设由奕訢继位，许多问题仍然不会消失，甚至可能以另一种方式更早暴露。
咸丰即位之初，并非毫无作为。他很快罢黜穆彰阿，试图改变道光后期的沉闷政局，也起用肃顺等人，表现出整顿朝纲、重振皇权的意图。若只看最初几年，咸丰并不是一个完全昏庸的守成之主。
然而，历史没有给他留下从容施政的时间。1851年1月，洪秀全在广西金田发动起义，太平天国运动由此爆发。起义军迅速发展，1853年攻占南京并改称天京，长江中下游大片地区受到冲击。
太平天国不同于一般的地方骚乱。它拥有严密组织、明确政权和持续扩张能力，直接威胁清朝最重要的财赋区域。清廷原本就缺钱，江南税源又被切断，军费、粮饷、军械几乎处处告急。
有人说，康熙当年面对三藩之乱也能平定，咸丰为何不行？差别在于，康熙时期的国家财政和行政体系尚有余力，清军也掌握着较完整的战略主动权。咸丰面对的，则是财政、军制、官僚体系同时失灵。
曾国藩编练湘军，后来李鸿章建立淮军，清廷才逐渐形成新的军事支撑。但这不是皇帝个人谋划的结果，而是朝廷被迫放权之后，地方力量自行成长的结果。太平天国最终失败，清朝却因此付出了中央权力下沉的代价。
奕訢若登基，或许会更早认识到西方国家的军事优势，也可能更愿意采用外交谈判和技术改革。他在后来主持总理各国事务衙门时，确实表现出较强的应变能力。可是，认识问题不等于能够解决问题。
1856年，第二次鸦片战争爆发。英法联军在军事和外交上步步进逼，1860年攻入北京，咸丰帝逃往热河，圆明园遭到焚毁。这样的打击，对任何一位清朝皇帝都是难以承受的。奕訢即使在北京主持局面，也未必能避免战争，最多可能在谈判方式和应战准备上有所不同。
更关键的是，外患并不是孤立事件。清廷既要面对英法压力，又要镇压太平天国，还要处理捻军等地方动乱。北方军队调不动，南方税赋收不上来，中央财政越来越依赖地方筹款。皇帝能力再强，也无法凭个人意志补上制度和资源的缺口。
咸丰在热河的表现后来饱受批评，但他的失败不能只用怯弱或荒唐解释。1861年8月22日，咸丰帝病逝于热河，年仅三十岁。临终前，他安排肃顺等八大臣辅政，却把奕訢排除在核心权力之外，这一安排直接埋下了政变隐患。
同年，慈禧太后、慈安太后与奕訢发动辛酉政变，八大臣被清除，清朝进入两宫垂帘、亲王议政的格局。此后，朝廷不得不倚重曾国藩、左宗棠、李鸿章等汉族督抚。太平天国被镇压了，中央对地方的控制却再也回不到原来的状态。
因此，道光传位是否选中奕訢，影响当然存在。奕訢可能少走一些弯路，可能更早推动洋务事务，也可能避免部分决策失误。但清朝面对的，是人口压力、财政衰竭、军制腐败、地方坐大和列强入侵共同形成的结构性危机。
把责任全部归到咸丰一人身上，未免太轻松；把希望全部寄托在奕訢身上，同样不符合历史实际。皇位更替能够改变政策风格，却很难在短期内改变一个王朝积累数十年的制度困境。康熙、雍正、乾隆即使重新出现，也必须先面对同一笔越来越难以偿还的旧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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