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8年春，井冈山根据地的酃县城内，红军教导队副队长陈伯钧捧着一支旧手枪，反复擦拭枪身。谁也没有想到，这件看似寻常的小事，后来会成为他一生都无法释怀的记忆。
这支手枪是红军攻克酃县后缴获的战利品，做工精致，却因为受潮锈蚀，枪机十分不灵。陈伯钧是军校出身，对武器很爱惜，找来煤油和毛巾，一点点拆开清理。
教导队队长吕赤见了，曾笑着说：“枪栓都拉不开了，留着还有什么用？”陈伯钧没有当回事，依旧每天收拾。过了一段时间，手枪竟然恢复了使用状态。
意外偏偏发生在最没有防备的时候。
一天，吕赤带队执行任务归来，陈伯钧兴冲冲拿着修好的手枪给他看。由于疏忽，枪膛里的子弹没有退出。扳机扣下，枪声骤然响起，吕赤头部中弹，抢救无效身亡。
陈伯钧当场跪倒，整个人像被抽空了一样。他不断呼喊吕赤的名字，却无法挽回战友的生命。值星官陈士榘赶到后，立即保护现场，并将情况报告给团部、前委和士兵委员会。
士兵委员会是三湾改编后建立的基层组织，既参与部队管理，也监督纪律，还拥有批评和处分干部的权力。得知吕赤牺牲后，委员们情绪激动，把陈伯钧围了起来，质问他为何让枪口对着战友。
陈伯钧没有辩解。他知道，这不是一句“失手”就能轻轻带过的事情。吕赤同样是黄埔军校出身的军事干部，年轻、有能力，刚刚在红军中承担重要工作，却因一次疏忽失去了性命。
陈士榘担心现场失控，带人向毛泽东请示。毛泽东没有急着定罪，而是先让大家冷静下来，说道：“吕赤是好同志，陈伯钧也不是坏人。已经牺牲了一个，难道还要再打死一个？”
这句话并不是替陈伯钧开脱。毛泽东随后明确表示，误杀不能抵命，但军纪不能废，惩罚必须执行。经过商议，决定杖责一百下。
真正执行时，战友们都下不了手。毛泽东便让警卫员负责。厚竹板落下，陈伯钧伸出双手，默默承受。打到二十下时，他的手掌已经红肿出血，警卫员额头冒汗，陈士榘也担心再打会伤及筋骨，于是提出“一板顶五板”，二十下折算一百下。
处罚结束后，陈伯钧由卫生员包扎伤口。多年以后，他仍常说，如果不是毛泽东当时审慎处理，自己的性命恐怕已经交代在井冈山了。
这次处分没有让他消沉，反而成了沉重的鞭策。井冈山会师后，他参加永新北乡阻击战并负伤；1930年施家边战斗、吉安战斗中，他又先后负伤。战场上的陈伯钧，似乎总把自己置于最危险的位置。
1932年，毛泽东离开红军总政委岗位后，陈伯钧仍坚持支持毛泽东的军事主张，因此被免去红十五军军长职务，调到瑞金红军学校学习。1934年10月，他以红五军团参谋长身份参加长征，在湘江战役中承担了艰苦任务。
1935年红一、红四方面军会师后，陈伯钧调任红九军参谋长。张国焘分裂活动期间，他因坚持正确方向而受到排挤和打压。陈士榘后来评价，陈伯钧在巨大压力下仍不改立场，说明当年井冈山那场处分，早已转化成了他对军纪、原则和战友生命的深刻认识。
会宁会师后，毛泽东曾写信称赞：“闻你在六军，为红军庆得干才。”此时的陈伯钧，已担任红六军团军团长。抗日战争中，他任八路军第一二〇师第三五九旅旅长，后来又在抗大、陕甘宁边区和冀东等地任职。
解放战争时期，他担任东北野战军第一兵团副司令员、人民解放军第十二兵团副司令员兼第四十五军军长。早年战场上的历练、军校教育的底子，以及长期参谋工作的积累，使他成为我军少有的高级军事干部。
1955年授衔时，陈伯钧获授开国上将。他没有把这看作个人荣誉。那天晚上，他面对军装和肩章，情绪低落地说：“这个上将不该是我的，如果吕赤同志还活着，这个上将应该由他来领。”
这句话，既是自责，也是他对牺牲战友的长久惦念。陈伯钧后来长期在军事学院工作，担任副院长，刘伯承等老同志退下来后，他才出任院长。1974年，他因病去世，终年64岁。那支锈蚀后被修好的手枪，留在了井冈山历史中；而吕赤这个名字，也始终留在陈伯钧心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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