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恩来没有急着劝说，只是扶住他的肩膀，轻轻拍了几下。病房里还有龚澎的孩子，周恩来看了一眼，低声说道：“冠华同志，你是共产党员，要坚强些，孩子们还在这里呢。”
这句话并不长，却让乔冠华强行收住了眼泪。只是，失去妻子的痛苦，并没有因为一句劝慰而消失。龚澎与他共同生活二十多年，既是妻子，也是并肩工作的同志，更是最了解他的人。
龚澎病重之前，周恩来已经为她想尽办法。她突发脑血管破裂，手术后长期昏迷，周恩来亲自到医院了解情况，还设法寻找护理和治疗方面的经验。看到病床上面容憔悴的龚澎，他曾感慨：“我不愿看到龚澎这样子，看了我就难过。”
乔冠华把妻子的病情看在眼里，却不愿离开病房半步。白天处理工作，晚上守在床边，期盼着奇迹出现。遗憾的是，1970年5月，龚澎还是离开了人世。那一年，乔冠华五十多岁，正处在外交工作的重要阶段，却突然失去了最亲近的伴侣。
他回到家中，常常拿起放大镜端详龚澎的照片。照片中的眉眼清晰，现实中的人却已经不在了。这个细节后来被家人提起，往往只用一句话带过，但那种反复确认、又一次次确认失去的动作，足以说明他的悲痛。
乔冠华与周恩来的关系，早在抗战时期便已经形成。1942年秋，他从香港来到重庆，经夏衍介绍，第一次走进曾家岩五十号。那时的周恩来负责南方局工作，还要处理复杂的统战和对外交涉事务，日程排得很满，却仍抽时间接见了这位文名早著的青年。
周恩来握住他的手，先谈文章，又问身体。乔冠华患有肠道疾病，发作时需要自行处理，常把器具放在行囊里。周恩来听完，没有只谈任务，而是让他先休息几天，检查身体，再安排工作。
这种关照很有分寸。不是空泛的热情，而是把一个人的能力、性格和身体状况一并考虑进去。此后，乔冠华进入《新华日报》编委会，负责国际新闻和评论，并参与《群众》周刊工作。他的国际述评笔锋锐利，在重庆舆论界很快形成影响。
也是在那段时间，他认识了周恩来的英文翻译龚澎。两人共同从事外事和宣传工作，逐渐产生感情。周恩来了解他们的性格和处境，对这桩婚事给予支持。后来，乔冠华与龚澎结为夫妻，成为新中国外交战线上一对重要的伴侣。
国共谈判破裂后，周恩来安排部分骨干转移。乔冠华夫妇前往香港，临行前，周恩来在上海为他们送行。席间谈到抗战胜利后又陷入内战，气氛一度沉重。为了让大家缓一缓，他提议吃上海的大闸蟹。饭桌上，他一口气吃了几只，仿佛仍要用平常的方式，替即将分别的同志压住心头的离愁。
1949年以后，乔冠华和龚澎回到北平，继续在外交部门工作。乔冠华负责外交政策研究和亚洲事务，龚澎则参与重要外事与情报工作。周恩来担任政务院总理兼外交部长，许多重大外交任务，都需要他们共同完成。
乔冠华的锋芒，常常体现在谈判桌上。他熟悉国际政治，也懂得如何控制谈话节奏。该严肃时不退让，该缓和时能用几句机智的话化解僵局。基辛格与他接触后，曾称赞他聪明、有才华，并认为他深受周恩来外交风格影响。
但在私下交往中，周恩来和乔冠华始终保持着克制。1971年，中国代表团参加联合国大会后，有年轻工作人员从美国带回巧克力和饼干，想送给周恩来，却借用了乔冠华的名义。周恩来得知后，在一次会议结束时把乔冠华叫住，严肃询问：“你为什么给我送礼？”
乔冠华一头雾水：“我没有送过啊。”工作人员这才站出来说明原委。周恩来弄清楚情况后，便让大家把东西分给工作人员，并提醒以后不要再用这种方式送礼。
有意思的是，几年后，乔冠华却真的给周恩来送了一次东西。1975年，乔冠华参加联合国大会期间，听说周恩来病情加重，回国前买了苏打饼干和果仁，请人送到医院。家人觉得奇怪，因为乔冠华一向知道周恩来不收礼。
周恩来见到他们时，特意提起这件事：“东西我收到了。这回是给病人的慰问，我明白。”乔冠华看着总理消瘦的面容，只说了一句：“总理，您一定要把身体养好。”
那次会面，成了两人的最后一次见面。1976年1月8日，周恩来逝世，乔冠华得知消息后久久没有说话。治丧期间，他听说周恩来临终前原本还想见几位同志，其中包括自己，眼泪当场落了下来。
遗体送往八宝山时，群众久久不愿散去。乔冠华守在灵柩旁，情绪终于失控。他曾把周恩来视作老师，也视作一位严厉而慈爱的长者。龚澎去世时，周恩来扶住了几乎崩溃的乔冠华；六年后，周恩来离开，乔冠华却再也等不到那只熟悉的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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