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8年1月12日，重庆，国民党陆军将领周浑元病逝，年仅43岁。弥留之际，他留下遗嘱，谈的不是军功，也不是个人荣辱，而是战事未竟、老父无人终养，以及妻儿今后的生活。
这份遗嘱后来被完整保存下来。周浑元写道：“余从军二十余年，矢志革命，卒以心力交瘁，致患脑溢血症，自分已无生理。”字句不长，却把一个军人在生命尽头的自我判断交代得很清楚。
他最深的遗憾，是抗战已经爆发，自己却再也不能上前线。他说，正值“民族存亡最后关头”，不能继续与袍泽并肩作战，内心“负疚实深”。这不是替他过去的立场辩护，而是一个职业军人对未能继续承担职责的真实感受。
周浑元，江西金溪人，毕业于保定军校第八期，参加过北伐战争。到1933年，他已经升任国民革命军第三十六军军长。此后，他被编入蒋介石指挥的中央军系统，成为围追红军的重要将领。
真正让他声名显露的，是中央红军长征初期的追击。
1934年底，中央红军从中央苏区突围。蒋介石调集中央军、湘军和桂军，在湘江、潇水一带布置重兵，企图凭借数量和火力完成合围。周浑元所部，正是这张包围网中不能忽视的一支力量。
当时红军装备处于劣势，连续作战后兵力损失严重。湘江战役中，红军付出了极为惨重的代价，但桂军在关键地带有意保留实力，湘军也收缩兵力，包围圈出现了缝隙。红军由此突围，保存了继续转战的基础。
周浑元显然不甘心。他没有因为红军离开湘江就停止行动，而是持续追赶，试图把这支已经疲惫不堪的部队压垮。也正因为追击时间长、范围广，后来才有“追着红军打了上万里”的说法。
不过，长征并不是一场简单的逃跑与追捕。红军一旦掌握主动，行军路线就会迅速改变，追击部队往往刚刚判断出方向，目标已经转向另一处。周浑元善于作战，却始终难以把红军彻底钉在某个战场上。
1935年1月，遵义会议召开。红军的指挥关系和作战思路随之调整，但局面并没有立刻轻松。土城作战失利后，部队仍处在敌军重压之下，能否摆脱追击，成为生死攸关的问题。
这时，四渡赤水开始了。
1月29日，红军首次渡过赤水河。此后，部队反复穿插，忽东忽西，调动国民党军。二渡赤水后，红军击破吴奇伟部，俘获敌军两千余人，取得长征以来的重要胜利。
有意思的是，胜利并没有让红军立刻摆脱危险。红军随后向周浑元部发起攻击，却在鲁班场遭遇顽强抵抗，未能达到预期目的，只得转向茅台附近渡河。第三次西渡赤水，与其说是顺利推进，不如说是为了避开周浑元部锋芒而作出的机动作战。
3月21日，红军在调动敌军西进后突然折返，完成第四次渡过赤水。原本设想中的突袭没有完全实现，双方激战后各自退整。红军继而向贵阳方向行动，国民党军的包围体系被进一步打乱。
战场上的周浑元，是坚决围剿红军的国民党将领；而在民族战争来临后，他又显露出另一面。1937年抗日战争全面爆发，他被调任重庆警备司令部司令。重庆当时已成为战时大后方的重要城市，这一任命足以说明他在军事系统中的地位。
遗憾的是，他没有等到真正投入抗日战场的机会。1938年1月，脑溢血突然夺走了他的生命。临终前，他还特别嘱托部属服从姚副军长，继续努力；对弟弟们，则交代要照料年迈父亲，抚养年幼子女。
“余瞑目矣。”这是遗嘱中的收束之语。
蒋介石获悉死讯后，曾追晋周浑元为陆军上将，并为其题写墓碑。一个长期追击红军、在战场上给红军造成压力的将领，就这样停在了抗战初年的重庆。功过属于不同层面，不能混为一谈；但他临终时对战局、父亲和妻儿留下的交代，确实保留着一个军人和家庭成员的复杂面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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