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8年秋，延安，李先念面临一个出人意料的安排：到八路军一二九师担任营长。消息传开后，不少熟悉他的同志觉得难以理解。就在此前一年，他还率领西路军左支队翻越祁连山、穿过戈壁，带着幸存人员抵达新疆。
军队改编后，职务调整本属常事。可李先念原是红三十军政治委员，从军级干部直接成为营长，落差不可谓不大。组织上找他谈话时，他没有计较个人得失，只回答：“坚决服从安排。”
这句话并不轻松。职务变化，意味着过去的资历和位置被重新归零；而对李先念而言，真正重要的，是能否回到抗日前线。多年枪林弹雨养成的判断很朴素：只要还能拿枪，只要还能为党工作，职务高低不是问题。
毛泽东很快听到了这件事。一天，他把李先念找去询问：“听说要你到一二九师当营长，有这个事吗？”李先念作了肯定回答。毛泽东随即表示，这样安排不够恰当，又问他是否认识高敬亭。
李先念与高敬亭早年在鄂豫皖有过共事经历，彼此熟悉。毛泽东提出，让他到新四军第四支队担任参谋长。面对新的调动，李先念仍表示服从。毛泽东又提醒，高敬亭性格较强，怕不怕难共事？李先念回答：“不怕。”
这场谈话的关键，不在于一个营长改成了参谋长，而在于毛泽东为什么会特别关注李先念。答案，要从祁连山中的那支残部说起。
1937年3月14日，石窝山，西路军军政委员会召开师以上干部会议。部队遭受严重损失，东返道路被敌军封锁，继续向东几乎没有生存空间。李先念率左支队一千五百余人向西行动，目标是摆脱马家军追击，寻找进入新疆的通道。
向西，意味着祁连山。
那里冰雪封山，气温常在零下三四十摄氏度，既没有道路，也缺少粮食。有人穿单衣，有人赤脚，许多人身上带伤，队伍每天都有人倒下。可在当时的形势下，恶劣的自然环境反而成了屏障。敌军熟悉平地和村镇，却很难在冰山雪岭间持续追踪。
李先念并非盲目冒险。他判断，向东是敌人重点搜索区，向南进入马步芳势力范围，向西虽险，却可能保存骨干。对于一支已经失去根据地的部队来说，先活下来，才谈得上重新组织力量。
翻越分水岭时，前方竟是一面悬崖。战士们拆下绑腿，接成绳索，把人员一个个吊下去。饥饿难忍时，部队猎取野羊、野牛充饥；没有柴火，就捡牛粪取暖。行军途中，李先念始终带着指北针，反复校准方向，避免队伍在茫茫雪岭中迷失。
更难处理的是伤员。红八十八师师长熊厚发身负重伤，伤口化脓，高烧不退。他担心拖累部队，请求留下。李先念舍不得这位并肩作战多年的战友，专门询问卫生人员能否将他带过雪山，得到的答复却是伤势过重、难以承受缺氧。
熊厚发提出，只求留下一封党员证明信。李先念忍痛写下，将他安置在山崖下，并留下人员掩护。后来熊厚发被俘，面对严刑拷打仍未屈服，牺牲时年仅二十四岁。这件事，成为左支队行军途中最沉重的一幕。
部队走出祁连山后，困难并没有结束。安西一战因敌军增援而未能攻克，左支队被迫撤退，随后在红柳园遭到包围。突围后，李先念等人率五六十人进入戈壁，白天酷热，夜晚严寒，缺水严重，只能依靠有限的牲畜和偶然找到的水源维持生命。
有一次，一匹枣红马突然嘶鸣不止。警卫员察看后发现，它自行跑到几里外的水塘饮水，浑身湿透。李先念立即带人跟随，果然找到了水源。这个细节看似偶然，却让濒临极限的队伍重新获得了行进的条件。
1937年4月底，李先念率部抵达星星峡，结束了四十七个日日夜夜的艰险转战。5月7日，部队到达迪化，随后改编为总支队，外称“新兵营”。在新疆期间，李先念没有把自己当作特殊干部，而是和大家一起学习文化。数学难懂，他便反复演算，甚至到小学班补基础。
这些经历解释了毛泽东对他的重视。李先念不仅能在绝境中作出判断，也能在部队意见不一时坚持集体行动。有人主张分散，甚至要求解散队伍，他坚持依靠组织和团结保存力量；电台恢复后，他立即向中央报告，执行“设法进入新疆”的指示。
1938年9月29日至11月6日，中共中央扩大的六届六中全会召开。会议结束后，抗战工作急需大批有实战经验的干部。李先念从马列学院转赴抗日前线，12月26日抵达竹沟。此后，他被留在豫鄂边区，参与创建新四军第五师，开始了另一段更为重要的军事生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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