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5年5月中旬，四川会理城外，中央红军结束长途转战后，部队暂时得到喘息。毛泽东、周恩来、朱德以及多名红军高级干部聚在一起，讨论的不是一场普通战斗的得失，而是一个尖锐问题：四渡赤水之后，红军究竟该不该继续按照毛泽东提出的办法行动。
这场会议距离遵义会议只有几个月。遵义会议解决了军事指挥上的重大问题，却没有让所有人立刻理解毛泽东的战略意图。尤其在连续转移、频繁变向的过程中，基层官兵感到疲惫，一些将领也产生了疑问，认为红军总是在兜圈子，似乎缺少明确目标。
这种不满并非凭空出现。
中央红军从江西出发时有八万多人，经过湘江战役等连续作战，到1935年初只剩下三万余人，部队既缺粮，又缺少补充，身后还有国民党军重兵追击。在这种条件下，任何一次判断失误，都可能造成无法挽回的后果。
遵义会议之后，毛泽东重新参与军事指挥，但他的地位并不是一步稳固。土城战斗失利后，部分干部对他的指挥能力产生了动摇。后来红军渡过赤水河，行动方向几次变化，许多人更难理解其中的用意。
红军将领看到的，是部队日夜行军和不断转向；毛泽东考虑的，却是如何把几十万国民党军调动起来，寻找其部署中的空隙。两者之间存在信息差，而这正是会理会议矛盾加剧的关键。
四渡赤水并不是一场正面决战，而是一次高强度的机动作战。1935年1月至3月，中央红军先后四次渡过赤水河，摆脱了敌军围追堵截，随后渡过金沙江，跳出了数十万敌军的包围圈。
问题在于，真正掌握全部敌情和作战意图的人非常少。为了防止情报泄露，毛泽东、周恩来、朱德对具体行动采取了严格保密措施。即使张闻天、王稼祥等中央领导，也不可能事先知道每一步安排。
这就造成了一个结果：战役成功之后，很多将领只看见“走了很多弯路”，却不知道这些弯路是在诱使敌军误判。林彪等人曾对行军路线提出意见，甚至认为应该更换前敌指挥。这样的意见，放在部队疲惫、敌情不明的背景下，并不难理解。
会理会议上，争论由此变得公开而尖锐。毛泽东认为，一些干部没有从整体战局出发，而是把局部困难归咎于战略指挥；部分将领则觉得，部队长期奔波，士兵难以承受，指挥方式需要调整。
据相关回忆，周恩来在会上对一些批评意见作了说明。他谈到四渡赤水并非漫无目的，而是围绕敌军部署反复设局。周恩来当时承担着军事指挥上的重要责任，对那些没有公开的情报和决策过程掌握得较多。
朱德的态度同样明确。他长期担任红军总司令，熟悉部队实际情况，也了解毛泽东在复杂敌情下作出判断的依据。朱德不是只凭个人关系支持毛泽东，而是用战场结果和部队生存状况来衡量指挥得失。
有人说：“部队这样走，战士们确实很辛苦。”
周恩来回答的大意是：“辛苦不能成为否定正确战略的理由，关键要看是否保存了部队，是否摆脱了敌人的包围。”
这类对话未必能逐字还原，但会议中的核心冲突十分清楚：一边强调行军疲劳和局部战斗，一边强调运动战全局以及红军能否生存下来。
那么，为什么题目会说“只有周恩来和朱德坚定支持毛泽东”？
严格说，这并不是人数统计意义上的“只有”。王稼祥、张闻天等人也并非始终站在毛泽东的对立面，许多将领的态度，更接近于在疑虑中观察和判断。所谓“只有”，主要是指在争论最激烈、毛泽东受到公开质疑时，周恩来和朱德表现得最坚决，也最有分量。
两人的支持有一个共同基础：他们不仅看到了部队表面的疲惫，更知道战略行动背后的真实目的。周恩来参与军事决策，朱德直接掌握部队状况，他们比多数人更清楚，四渡赤水不是单纯的撤退，而是通过运动调动敌人，争取主动。
还有一个重要原因。遵义会议后，党内正在重新建立新的指挥关系。毛泽东的办法是否能够成为中央红军的主要作战原则，不能只靠一次会议表决，而要经过连续战场的检验。周恩来和朱德选择支持，并不意味着他们赞成所有细节，也不代表其他同志没有不同意见。
会理会议没有简单抹去分歧，却遏制了轻率更换军事指挥的倾向。此后，毛泽东在中央红军中的军事主导地位进一步巩固，周恩来、朱德等人的配合，也使党内决策与前线指挥逐渐形成更稳定的关系。
会理会议的价值，恰恰在于它没有回避争论。红军不是在所有人意见一致后才前进，而是在连续失败、信息不对称和巨大压力下，通过事实重新确认了谁更能把握战争的全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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