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644年春，北京昌平州，明朝皇帝朱由检已经死去，昌平州吏目赵一桂却被一座无钱修筑的帝陵逼到了众人面前。那时，明朝覆亡不过数日，宫廷秩序土崩瓦解，皇帝的葬礼也没有现成的银两可用。
这座后来被称为思陵的墓，最初并不是按照帝陵规格修建的。它原本是崇祯帝宠妃田贵妃的墓地，位置在天寿山一带。崇祯自缢后，尸身一度停放在东华门外，周皇后的遗体也被送到那里，等待新的政权处理。
当时的北京，胜负已分，人心却没有完全归附。李自成为了安抚明朝遗民，下令安葬崇祯夫妇。命令听起来体面，执行起来却十分艰难。昌平州府没有足够经费，地方官吏也不愿冒险出头，帝后的葬事很可能因此搁置。
赵一桂没有把难题推回上面。他做的第一件事，是设法募捐。据相关记载，他奔走劝说地方人士，最终有十余人出资，合计约三万五千文。银钱数量并不大，却成了这场葬礼能够启动的根本。
捐钱的人中，留下姓名的包括赵一桂、孙繁祉、刘汝朴、白绅、徐魁、邓科、赵永健、刘应元、杨道、王政行等人。另有一人姓名残缺，后世难以考全。乱世之中，愿意为前朝皇帝掏钱，未必只是忠于朱明，也可能是出于礼制观念和不忍见帝王暴尸的传统心理。
钱太少，棺椁、工匠、封土，样样都需要支出。赵一桂于是采用了一个极为简省的办法：将崇祯帝后安置进田贵妃原有的墓穴。田贵妃的墓穴和墓室得以利用，省去了重新择地、开挖和营建的大笔费用。
这并不是完整意义上的帝陵。崇祯只有棺，没有足够规格的外椁，工匠便把田贵妃原有的椁置于其上，以应付基本的安葬要求。墓中点燃灯火，举行了简略的祭奠仪式，礼数虽不完备，至少让这位亡国皇帝不至于葬身荒野。
事情还没有结束。募来的钱花完后，封土工程停了下来，工匠不肯继续施工。赵一桂只得再拿出五两银子，才使墓葬完成。这个细节很关键，它说明所谓“安葬帝后”，并非一纸命令便能落实，而是靠地方小吏一点点筹钱、协调和垫付。
有人问：“皇帝的葬礼，难道连这点钱也没有吗？”赵一桂只能回答：“上命要办，州里却没有库银，只能另想办法。”几句对话未必是原话，却道出了当时的现实：王朝已经灭亡，旧有财政和官僚体系也随之失灵。
崇祯死时三十三岁，在位十七年。他留下的结局，包含着明末政治、财政、军事和社会矛盾的集中爆发。可在他死后的数日里，这些宏大问题都被压缩成了棺材、墓穴、封土和几两银子的难题。历史有时并不从诏书中显出重量，反倒藏在一名地方吏目的奔走里。
清军入关后，清廷出于稳定统治、笼络汉族士绅和安抚明朝遗民的需要，对崇祯陵墓进行了修缮。顺治年间，王承恩也被重新安葬在崇祯墓旁。这个陪伴崇祯走上煤山的太监，最终以近侍身份葬于帝陵附近，成为墓地格局中一个特殊的存在。
后来，清廷又对墓园多次整修，乾隆年间还进行过修葺，使原本极为简陋的墓地逐渐具备帝陵形制。“思陵”这一名称，也在清代官方修葺和管理过程中固定下来。它并非明朝鼎盛时期留下的宏伟工程，而是经过亡国、草葬和后世重修，才形成今日所见的模样。
思陵的来历，不能只归结为一座陵墓的兴废。若没有赵一桂主持募款、垫钱并组织下葬，崇祯帝后的遗体很可能无法及时入土，田贵妃墓也不会被改作帝后合葬之所。赵一桂没有显赫官职，也没有参与决定天下归属，却因处理一场寒酸而仓促的葬礼，被史册留下了名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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