弟弟被打直到十八岁离开,父亲病危托人找他,他却说我早没有父亲了

那是我爸第三次脑出血之后的事。

县医院的走廊总有一股消毒水混着剩饭的味道，我妈坐在塑料椅上，手里攥着半张没吃完的油饼，油从指缝里渗出来，滴在她藏蓝色的裤子上，她也没擦。大夫说人醒了，但半边身子动不了，可能也就这一两天的事了。我妈抬头看我，眼睛红得像刚从水里捞出来，嘴唇哆嗦半天，说，把你弟找回来吧。

我蹲下去，把她的手掰开，接过那半张油饼咬了一口，油已经凉了，凝成白花花的硬块，硌牙。我说知道了。

可我不知道该去哪儿找。弟弟离家那年十八，虚岁十九，正月十八走的，到现在整整十二年。他走的时候背着一个军绿色的书包，里面塞了两件换洗衣服和一本翻烂了的《射雕英雄传》，临走时把我放在桌上的二十块钱也拿走了。那是我在汽修厂学徒第一个月的工钱，我本来想买双回力鞋。

他跨出门槛的时候回头看了一眼，目光越过堂屋里堆着的化肥袋子，越过墙上年画褪色的观音像，最后落在我爸脸上。我爸坐在门槛上抽烟，没抬头。我弟就那么看了几秒，然后转身走了。门前的泥路上留了一串脚印，那天刚化冻，脚印深深浅浅的，后来被邻居家的狗踩乱了，就再也分不清哪一个是他的。

我那时候十八岁零四个月，比我弟大两岁。他在家挨打的时候我多半在院子里劈柴，或者蹲在屋后头看蚂蚁搬家。声音从堂屋传出来，闷闷的，像锤子砸在湿棉花上。我爸打人不出声，越打越静，最后只有我弟的哭声，细细的，从门缝里挤出来，在院子里转一圈就散了。等我进屋的时候，我弟靠在墙角，额头上鼓着青紫的包，嘴角裂着血口子，一句话不说，就那么看着我。我也看着他，然后低头去灶台烧水，用热毛巾给他敷。毛巾太烫，他嘶一声，我就赶紧拿开，再浸一遍凉水拧干了递给他。他不接，就那么肿着眼睛看我，问我，哥，你咋不帮我。

我说不上来。我爸是瓦匠，在村里给人盖房，活好的时候一天能挣六十块，但好活不多。我妈在镇上毛巾厂上班，三班倒，很多时候不在家。我爸不喝酒的时候是个闷葫芦，喝了酒就成了炮仗。他打人从来不用手，嫌手疼，用笤帚疙瘩、用皮带、用烧火棍。最狠的一次是用烟头，我弟那年十五，偷了他口袋里的五块钱去买游戏币，被我爸抓个正着。那天晚上我听见后院有动静，跑去一看，我爸把我弟的手按在磨盘上，烟头一个一个地按下去，手背上一串焦黑的圆点，像一排整齐的句号。我弟咬着嘴唇没哭，嘴唇咬出血来，顺着下巴滴在磨盘上，和磨豆腐剩下的水混在一起，粉红色的，慢慢往下流。我站在那儿腿直哆嗦，我爸回头看了我一眼，说，你也想试试？

我摇头，转身跑了。那天晚上我躲在被窝里哭，用牙咬住被角，不敢出声。我弟第二天一整天没吃饭，我妈问他咋了，他说牙疼。那串烟头疤到现在还留在他手背上，后来我见过一次，已经淡了，变成褐色的印子，像拿错了颜色的画笔涂上去的。

我弟学习好，初中三年一直是年级前三。墙上贴满了他的奖状，三好学生、优秀班干部、作文比赛一等奖。我爸从来不拿正眼看那些纸，只有我妈擦桌子的时候会小心避开，怕碰掉一个角。我弟考上县一中的那年夏天，我爸在院子里喝酒，喝着喝着把酒瓶子摔了，指着我弟骂，读个屁的书，家里供不起两个，你哥都没上高中，你凭啥。我弟站在石榴树下，石榴花落了他一肩膀，红的白的，他也没拍。他说那我自己挣学费。暑假他去镇上的砖窑搬砖，一天十五块，干了整整两个月，开学前几天把一沓皱巴巴的票子放在堂屋桌上，转身去收拾行李。我爸把那沓钱拿起来数了数，塞进自己口袋，说这些算你欠家里的。我弟没说话。

高中三年我弟住校，周末回来的时候总带着一身洗衣粉味儿。他把衣服洗得发白，领子袖口磨出毛边，还是穿。我爸那时候已经在工地上干不动了，腰不好，大部分时间在家闲着，心情不好就拿我弟撒气。有次我弟周末回来，刚进院子我爸就骂，说他把家里的锄头弄丢了。我弟说没碰过锄头，我爸不信，抄起门后的扁担就打，我弟蹲在地上抱着头，扁担一下一下抡在他背上，我听见骨头和木头撞在一起的声音，闷得像砸在装粮食的口袋上。我妈在旁边拉，被推了个趔趄，腰撞在桌角上，青了一大块。我把扁担夺下来的时候，我弟已经站不起来了，跪在院子里，脊背上的血透过白衬衫渗出来，洇成不规则的形状，像泼了红墨水的地图。我把他扶进屋，他趴在我床上，一声不吭。我拿碘酒给他擦伤口，他的手攥着枕头，指节发白，抖得厉害。我问他疼不疼，他摇头，眼泪无声无息地砸进枕头里，枕头很快就湿了一大片。那是他最后一次在家挨打。

后来他考上省城的大学，通知书寄来那天我爸不在家，我妈拿着那张纸看了又看，眼泪把纸边泡软了。我弟开学走的时候，我爸在屋里睡觉，没出来送。我骑自行车把他送到镇上车站，他上车前从书包里掏出一包烟塞给我，说哥，这个给你。那是他攒了一个暑假给人补课挣的钱买的，红塔山，软盒的。我接过来放在口袋里，一直没舍得抽，放到后来烟都干了。车开走的时候我弟扒着车窗看我，嘴巴张了张，风太大，我没听见他说什么。那是我最后一次见他笑，咧着嘴，眼睛弯着，像小时候我们去河里摸鱼时他看见一条大的那样。

大学四年我弟没回过家。每年春节我妈打电话让他回来，他总有理由，实习、打工、考研。我爸从不过问，只是除夕夜喝酒的时候会把杯子摔得更响一些。我那时候已经在县城开了个小修理铺，春节回家陪爸妈过年，堂屋里三个人，冷锅冷灶的，电视开着也没人看。我妈包饺子总包多，说万一你弟回来呢。那些饺子冻在冰箱里，到正月十五还没吃完，最后化了冻，黏成一团，扔掉的时候我妈还要一块一块掰开看看，好像还能再包回去一样。

我弟毕业那年我在省城见过他一次。那是六月份，热得要命，他穿着白衬衫黑裤子，头发剪得短短的，站在他实习的那家外贸公司楼下等我。人瘦了一圈，颧骨都支棱出来，但眼睛亮。他带我去他租的房子，城中村顶楼加盖的铁皮房，夏天像蒸笼，一台破风扇呼啦呼啦转着也没什么用。屋子里一张床一张桌子，桌上码着一摞书，还有半袋没吃完的方便面。他给我倒水，玻璃杯上有裂口，水渗出来滴在桌面上。我问他过得咋样，他说挺好的，转正了，一个月三千二，够活。我问他找对象了没，他笑，说攒两年钱再说。我走的时候他送我下楼，在巷子口站着，夏天傍晚的风裹着油烟味儿和垃圾的酸臭，他掏出一包烟递给我，说哥，红塔山。我接过来，想起那年车站他塞给我的那包，嘴角动了动没说话。他拍拍我肩膀，说哥你回去吧，别惦记我。我走出老远回头，他还站在那儿，白衬衫在路灯底下发着灰黄色的光，影子被拉得很长，一直拖到我脚底下。他冲我挥手，我也挥手，然后转身拐进巷子，就再没见过他。

第二年他就换了手机号，原来的号码成了空号。我妈打电话过去，那边说您拨打的号码不存在。我托人去他公司找，说早就辞职了，没人知道去了哪儿。后来听老乡说他去了南方，具体哪个城市不清楚。再后来就彻底没了消息，好像这个人从世界上蒸发了，只剩下墙上的奖状和柜子里冻了又扔的饺子证明他存在过。

我爸身体垮得很快。腰上的老毛病越来越重，后来干脆站不起来了，只能坐着，再后来连坐着都费劲，整天躺在床上盯着天花板。他不喝酒了，医生不让喝，他也没那个力气摔瓶子了，话却比以前多。他开始问我弟的事，小时候的事，一遍一遍地讲，说我弟三岁的时候发高烧，他抱着去镇卫生院，雪下得没膝深，他把棉袄脱了裹着孩子，光膀子在雪地里走。说我弟六岁跟他去工地，捡了个钉子玩扎了脚，他背着孩子跑了两里地去诊所，孩子的血染红了他后背。说这些的时候他眼神放空，嘴角抽着，含混不清，涎水顺着嘴角淌到枕头上。我妈给他擦，他就抓住我妈的手，问，林林是不是恨我。

我不知道怎么回答。林林是我弟的小名，家里好久没人叫了。

这次住院是第三次脑出血，大夫说脑干大面积梗死，各项指标都在往下掉，能撑这几天已经是硬扛。我爸躺在重症监护室里，身上插满了管子，嘴歪着，眼睛半睁，看见我进来就动了动左手，那只还能动的手。他嗓子里呼噜呼噜响，像有痰咳不出来，努力了半天终于挤出几个字，找你弟，让他回来，我有话说。

我坐在床边握着他那只还能动的手，骨头硌得慌，皮松垮垮地挂在上面，一攥就能攥到骨头。他的指甲好久没剪了，又黄又厚。我说爸你放心，我一定把他找回来。

可我能去哪儿找。十二年了，一个铁了心要消失的人，哪那么容易找。我在微信上发朋友圈，写了弟弟的名字和大概年龄，附了一张他高中毕业照，黑白的，边缘都卷了。底下有人留言说好像在深圳见过，又有人说在东莞，还有人说在浙江。我一个个去问，发照片过去让人辨认，都说看着像，但不敢确定。我买了张去深圳的火车票，硬座，二十二个小时，屁股都坐麻了。到那边找老乡带路去几个工业区转，拿着照片挨个厂门口问，看门的大爷眯着眼睛瞅半天，说面熟，但厂子那么大几千号人谁记得住。我又去东莞，去佛山，去中山，跑了半个月，两条腿肿得鞋都脱不下来，还是没找到。

我爸等不了那么久。我回来的那天晚上，我妈在电话里哭得说不成句，说你爸不行了，大夫让准备后事。我连夜赶回县医院，跑到重症监护室门口，护士不让进，说已经下了病危，家属就在外面等着。我从门缝往里看，我爸身上那些管子还在，但旁边的监护仪上那条绿色的线跳得越来越慢，越来越弱，像随时要断。

我在走廊里蹲着，走廊尽头的窗户外面天快亮了，灰蒙蒙的。我妈靠着我肩膀哭，眼泪浸透了我外套，凉凉的。我突然想起来一件事，翻手机通讯录，找到我弟大学时最好的那个同学，姓周，我和他吃过一次饭。电话响了好几声才接，我说我是林林的哥哥，我爸不行了，你知道他在哪儿吗。那边沉默了半天，说你等等，我问问他愿不愿告诉你。我等了大概十分钟，每一秒都像一年。周同学回电话过来，给了我一个号码，说他在浙江义乌，开个小网店，但你别抱太大希望，他这些年谁都不联系，连我都不怎么搭理了。

我拨那个号码的时候手在抖，按错了两次。第三次通了，彩铃响了很长时间，长得我以为不会有人接了。然后那边接了，喂了一声。

我嗓子眼发紧，说不出话。那边又问了一声，喂，哪位。

我说林林，我是你哥。

那边静了。

我爸快不行了，他想见你。

那边沉默着，只有呼吸声，又粗又重，像压着什么东西。

我说他脑出血第三次了，大夫说就这一两天的事，他一直在念叨你，想见你一面。我说林林你回来吧，以前的事儿过去了，他到底是你爸。

那边终于出声了，嗓音干得像砂纸蹭铁皮。他说，我没有爸，我早没有父亲了。

我说林林你别这样，他快死了，就想跟你说句话。

他说他死了跟我有什么关系。然后电话挂了。

我再拨，关机。再拨，还是关机。我蹲在走廊里给那个号码发短信，发了几十条，一条都没回。内容从好好说话到骂他冷血，从求他看最后一眼到威胁说你不回来我这辈子不认你这个弟弟。每条都石沉大海，连个已读回执都没有。

天彻底亮了，阳光从走廊尽头的窗户射进来，照在发绿的白墙上，晃得人眼睛疼。护士出来让我进去，说病人情况不好，家属见最后一面吧。

我走进监护室，机器的声音滴滴答答响着，像倒计时。我爸躺在床上，整个人缩成小小一团，脸色灰白，嘴唇发紫。看见我进来，那只还能动的手抬了抬。我走过去握住，他攥紧我，用尽全身力气攥，可那力道还不如我弟小时候跟我掰手腕的一半。他嘴动了动，嗓子里咕噜咕噜响，我凑过去听，只有呼气的声音。

我说爸，林林在回来的路上，马上就到，你再撑一会儿。

他眼睛亮了一下，浑浊的眼珠里闪出一点光，攥我的手又紧了一下。我知道他信了。骗一个快死的人容易，他们太想相信了。

我握着他的手坐到中午，坐到太阳光从这扇窗户挪到那扇窗户，坐到机器上的绿线越来越平缓。我妈进来换我吃饭，我出去在楼梯间坐着，掏出手机又拨那个号码，还是关机。我一条一条翻我发的短信，翻到最后一条我说林林你爸在等你，他这辈子对不起你，但他就快死了，你连一个快死的人都不肯原谅吗。

那条短信还是没回。

下午三点十七分，我爸走了。走的时候眼睛还睁着，朝着门口的方向，好像在等什么人推门进来。我伸手把他眼皮合上，合了三次才合住，最后一次我用了点力，按下去感觉到眼眶底下的骨头硌着我的指腹，凉透了。我妈在旁边哭得直不起腰，我扶着她，自己的眼泪砸在她头顶的白头发上，一颗一颗往下滚。

丧事办了三天。来的人不多，我爸那些工友老的老走的走，我这边汽修厂的朋友帮忙搭了灵棚，请了吹鼓手，吹的是《大悲咒》和《妈妈我想你》，曲子混在一起听着不伦不类。我妈跪在灵前烧纸，火光映着她满脸的皱纹，深一道浅一道的，都是泪沟。

第三天出殡，棺材抬上灵车的时候天阴着，看样子要下雨。我跟在车后面走，手里拿着引魂幡，纸扎的白穗子在风里哗啦啦响。走到村口的时候我看见一个人影，远远地站在那棵老槐树底下，穿着黑衣服，瘦得跟竹竿似的，靠着树干站着。

我停住了，后头送殡的人差点撞上我。那个人影往前走了两步，我认出他来了，是林林。

他比我上次见又瘦了一圈，颧骨更高了，眼窝陷进去，下巴上冒着一层青茬。手背上的烟头疤还在，淡淡的褐色的印子。他就那么站在槐树底下看着灵车从我面前开过去，看着棺材上盖着的红布被风吹得翻起来又落下，看着吹鼓手吹吹打打地往前走。

我走过去，站在他面前。他看着灵车远去的方向，没看我，说哥。

我说你不是说不回来吗。

他没接话，从口袋里掏出一个信封递给我。我接过来，薄薄的，里面像是钱。他说这是三万块，给妈养老的，你拿着。

我说你自己给她。

他摇头，说我不进去了，看了就走。

我看着他，十二年了，他有白头发了，两鬓的地方星蹦几根，在黑色短发的映衬下扎眼。我说爸走之前一直等你，我骗他说你在路上，他信了，眼睛一直看着门口。

他嘴唇动了动，说我知道，我昨天就到了。站在门口，没进去。

我伸手想拉他，他往后退了一步，靠着槐树。那棵槐树老得空了心，树皮炸裂开来，他靠着的地方掉下来一块干树皮，碎在地上。他说哥你别劝我，我回来看一眼就走的，这辈子该还的债我都还清了，小时候他供我吃供我穿供我上学，我算了算这些年给他打的医药费差不多够了。但感情这东西，我没法还，也还不出来。

我说他是你爸。

他说他是生了我，可他打了我十几年。哥你不知道那种疼，你不知道挨打的时候盼着有个人拉一把，结果那个人扭头走了是什么滋味。你不知道被自己亲爹按在磨盘上烫烟头是什么滋味。你不知道我上了大学每天夜里做噩梦梦见皮带抡下来是什么滋味。你不知道我在外面这么多年，逢年过节别人往家打电话我连个号码都不敢拨是什么滋味。

我说我知道。

他看着我，眼神跟十二年前跨出门槛那次一样，越过我往后看，好像在看很远的地方。他说你知道啥，你每次都站在旁边看着，你从来没拉过我一把。

这话扎在我心上，比刀还利。我想说点什么，可嗓子眼堵得慌。他说的对，我从来没拉过他。我比他还大两岁，可我每次只会在事后拿热毛巾给他敷，从前给他敷额头，后来给他敷背上的血口子。敷了十几年，就是没在皮带抡下来的时候挡在他前面。我不是没想过，可我害怕，怕我爸连我一起打。我窝囊了半辈子，在汽修厂被老板骂不敢回嘴，娶媳妇被丈母娘嫌穷陪着笑脸，连弟弟挨打都只敢事后递毛巾。我张了张嘴，说哥对不起你。

他摆手，说你不用对不起，咱俩谁也别说谁。都是那屋子里出来的人，都有自己过不去的坎。我这些年没联系你们，就是不想再回去了。那个家我没法待，一想起那个院子我就喘不上气。他顿了顿，眼睛红了，但没哭。他说你知道我走那年正月十八为啥走吗，那天他又打我，用板凳腿砸我后背，我趴在地上起不来，他就那么站着看我趴着，看了半天，说了一句话。

我问他说啥。

他说你死外面也别回来，我没你这个儿子。

槐树上的叶子哗啦响了一声，风把远处灵车上的引魂幡吹得飘起来，白穗子在空中舞了几下又落下去。我们俩站在树底下，谁也没说话。村里的狗在远处叫，叫两声停了。天阴得更沉了，雨眼看就要下来。

他拍拍我肩膀，跟那年夏天在省城巷子口一样，手有点凉。他说哥我走了，钱你给妈，别说我回来过。

我说你多待会儿，妈在家。

他摇头，转身往村外走。我看着他背影，瘦得衣服都撑不起来，黑衬衫空荡荡地挂着，走路的姿势跟小时候一样，左脚稍微有点内八，小时候摔断过一次没接好。他的背影越来越小，走过村口的石桥，走过那片麦田，麦子刚抽穗，绿油油的一片，他走在田埂上，像个移动的小黑点。走到田埂尽头拐上大路的时候，他停了一下，回头看了一眼。隔着那么远我看不清他的脸，只看见他抬手抹了一下眼睛，然后转身走了，再没回头。

雨终于下来了，细细密密的，落在我脸上分不清是雨还是泪。我在槐树底下站到雨停，站到天擦黑，站到送殡的人回来在村口议论说老大站那儿干啥呢。我把信封揣进口袋，沉甸甸的，三摞票子顶在我肋骨上，硌得慌。

回家的时候我妈坐在堂屋里，屋里没开灯，黑暗里只能看见她抽烟的火星一明一灭。我爸走后她开始抽烟，抽的是他剩下的红梅，呛得直咳嗽还抽。我把信封放在桌上，说林林回来过了，这是给你的。

她的手在黑暗里摸索，摸到信封捏了捏，没拆。她说人呢。

我说走了。

她嗯了一声，火星又亮了一下。过了好半天她说，走了好，走了好，省得回来难受。然后把烟掐了，站起来摸着墙往卧室走，走到门口扶着门框站住，背对着我说，你小时候挨过一次打，我拦了，挨了你爸一巴掌，从那以后再没拦过。你弟怪我我认，这辈子亏欠他的，下辈子还吧。

门关上了，屋里彻底黑了。我坐在堂屋里听着雨打在瓦上的声音，滴答滴答的，和那年正月十八泥路上的脚印一样，渐渐被冲刷干净。

后半夜我睡不着，起来翻我弟留在家的东西。他屋里就剩一张床一个书桌，书桌抽屉里空荡荡的，只有最底下压着一张纸，折成四折，纸都黄了。我打开看，是他小学五年级写的作文，题目叫《我的爸爸》。字歪歪扭扭的，写我爸带他去抓鱼，写我爸给他做木头手枪，写我爸说等他长大了带他去北京看天安门。最后一句写着：我爸爸是世界上最好的爸爸，我爱他。

我把那张纸叠好放回去，关上抽屉。抽屉合上的时候发出吱呀一声，像有人叹了口气。

第二天我去镇上邮局，把三万块钱存进我妈的卡里。柜台的人问我是谁的钱，我说我弟给的。柜台里的人抬头看了我一眼，说林林好久没回来了吧。我说嗯，十二年了。

回来的路上我路过那棵老槐树，树空得更厉害了，底下落了一层槐花，被人踩得黏在地上，白里透着灰。我蹲下去捡了一朵，放进口袋。然后骑车回修理铺，铺子门口停着一辆要修的面包车，车主蹲在路边等着，看见我就站起来招手。我擦了把手开始干活，扳手拧螺丝的时候咔嗒咔嗒响，一下一下的，像在给什么上紧。

日子还得过。我妈还在，铺子还得开，房贷还得还。我爸走了，林林也走了，堂屋里只剩下我妈一个人。我隔两天回去看她一趟，给她带点菜和药，陪她坐一会儿。她不再提林林了，只是有时候吃完饭会把一副碗筷收起来放进柜子，下次吃饭又拿出来摆上，摆了再收。

我手机里存着那个再没打通过的电话号码，一直没删。逢年过节就发条短信过去，说妈身体还好，说家里下雪了，说槐树开花了。短信发出去像石子扔进井里，咚一声就没动静了。但我还是发，一年发几条。也不知道他换号了没有，也不知道那些短信到底有没有人看见。但我想，万一呢。

万一哪天他看见一条，万一哪天他想回了呢。

这世上有些恨比爱深刻，有些爱恨混在一起分不清。我爸打了他十几年，临死念了他半个月。他恨了他爸十几年，还是赶回来站在槐树底下看灵车过去。那些皮带和烟头是真的，那个夏天带他去抓鱼也是真的。日子就这么一码归一码摞着，好的坏的全堆在一个人身上，你要原谅就得全原谅，可谁都没那个本事，那就只能离得远远的，隔着十二年和几千里，隔着那棵老槐树和一地踩烂的槐花。

我有时候半夜做梦，梦见小时候我们俩在河里摸鱼，水清得能看见底下的鹅卵石，他摸到一条大的举起来冲我喊，哥你看。阳光照在他湿漉漉的头发上，水珠子亮晶晶的。我冲他笑，他也笑。梦里没有皮带没有烟头没有磨盘，只有夏天的河，哗啦啦地流。

醒来枕头是湿的，外面天还没亮。我翻个身接着睡，明天还有车要修。

槐树上的叶子又该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