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夏天，布鲁塞尔欧盟理事会大楼内，27国外长依次在一份文件上签字。没有发布会，没有官方声明，文件被标注为“限制”级别，走的是“无需辩论、直接签字”的A类议案通道。直到三天后，香港《南华早报》才披露了文件内容。
这份名为《共同认知——我们面临的威胁与挑战：欧盟战略环境评估》的文件，措辞之严厉创下纪录：将中国定性为“一项关键的长期战略挑战”，将中国与俄罗斯并列，称两国“试图按照自身利益重塑全球秩序”，并污蔑中国是俄乌冲突的“关键推动者”和“至关重要的推动者”。
这份文件是怎么通过的？
按欧盟议事规则，A类议案意味着各成员国代表在技术层面已达成妥协，外长会议不再展开辩论。有消息人士称文件属于“低调通过”。欧盟内部在对华关系问题上没有非常可靠的共识时，“高调宣布”会显得底气不足。这就暴露出部分问题：真正的一致不需要偷偷签字，文件措辞越激烈，越说明内部共识越脆弱。
更矛盾的是，文件出炉的同一天，英国《金融时报》披露欧盟已允许乌克兰动用60亿欧元资金从中国购买无人机零部件。一边“追责”一边开“批条”，这凸显了欧盟的矛盾。
再进一步分析，从拜登执政时期开始，欧盟领导层已接受美国“政治精英”的战略叙事，在战略研判上明确选边站队。但在经济层面，欧洲并不愿放弃在中国的商业利益，但这份文件兼具阶段总结与政策试探双重作用：一种可能是逐步升级为欧盟正式对华政策框架，另一种可能是作为施压试探工具。文件折射出欧洲对华认知仍受意识形态左右，优先地缘对抗，背后是经济、安全领域的普遍焦虑。
分歧不只存在于战略文件层面，更直接体现在具体政策上。
《工业加速器法案》是冯德莱恩第二任期的核心产业政策，目标是将欧盟制造业占经济比重从约14%提升至2035年的20%。欧盟工业事务专员塞茹尔内将其称为“学说的转变”，明确指向保护欧洲企业，免受来自中国等国家所谓“更廉价且获得大量补贴”的进口冲击。
但法德两国在这个问题上站在了对立面。
法国主张严格的“仅限欧盟”口径，要求公共资金直接支持本土生产和就业，将法案视为抵御所谓“中国补贴”竞争的必要手段。德国则更倾向于折中路线，主张向“可信伙伴”开放市场。德国担忧保护主义举措可能招致贸易伙伴报复，重创其本就承压的经济。德国工商大会调查显示，四分之三的德国跨境经营企业认为法案将产生明显影响，55%预计行政负担增加，42%预计生产成本上升，36%担心贸易伙伴报复。
此外，钢铁问题也成为争论焦点。欧洲钢铁协会呼吁法案明确，要求低碳钢必须在欧盟27国境内完成“熔化和浇注”。而按照现行草案的认定方式，来自近80个国家的产品仅需在摩洛哥、土耳其、塞尔维亚等地进行最低限度加工，就可能被认证为“欧盟制造”。
法德之争不是个别事件。根源在于产业结构不同——法国的制造业以本土为主，保护主义对它有利；德国的制造业深度嵌入全球供应链，保护主义对它有伤害。同一套政策，两种完全不同的利益诉求。
更深层的问题在于，法案试图用地理围栏解决竞争力不足的问题。但欧洲工业真正的挑战并非来自开放贸易，是高能源成本、过度监管和创新动力不足。将中国产品挡在门外，只会推高欧洲企业成本、延缓绿色转型进程。一项意在加快欧洲工业发展的法案，反而自身陷入僵局。
8月25日，斯洛伐克看不下去了。该国总理菲佐在布拉迪斯拉发会见欧洲理事会主席科斯塔时表示，欧盟不应设置壁垒、将中国视为“敌人”，中欧双方应以友好竞争的方式相处。菲佐说，竞争力并非征收新关税或增设新贸易壁垒，而是“努力做得更好并超越其他国家”。
菲佐发言的时机值得注意；在27国刚签完对华强硬文件一个多月后，他公开表达了不同意见。这不是对文件的直接反对，是对欧盟对华政策方向的质疑：竞争可以，但把中国当敌人、设壁垒，代价由谁来付。
欧盟27个成员国坐在同一张桌子上，利益诉求各不相同。当前已形成四类完全不同的阵营：以德国为代表的务实派坚持务实合作；以法国为代表的摇摆派高呼“欧洲战略自主”但对华立场反复；以西班牙等南欧国家为代表的合作派坚定支持自由贸易；以东欧国家为代表的强硬派出于地缘安全考量主动靠拢外部同盟。四方诉求对立、利益冲突，任何统一的对华政策都会被这种拉扯撕出裂缝。
对欧盟的做法，中国已经亮剑。
4月7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反外国不当域外管辖条例》公布施行。5月15日，司法部发布公告，认定欧盟依据《外国补贴条例》对同方威视所采取的跨境调查做法构成不当域外管辖措施。这是该条例施行后的首次实战适用。
8月19日，中方二次亮剑。司法部公告认定欧盟利用《外国补贴条例》对中国实体实施的跨境调查举措，“肆意向中国境内相关银行机构不合理索要广泛的、与调查无关的大量中国境内信息”。
同方威视案和京东案相隔三个月，欧盟《外国补贴条例》的跨境取证方式在两案中如出一辙。中方的应对方式在两次实践中呈现出一致性：启动贸易投资壁垒调查在前，出台《反外国不当域外管辖条例》建立制度依据在后，再通过具体执法案例将工具投入实战。程序链条完整，法律依据明确。
欧盟方面将这种制度化回应称为“监管僵局”，但“僵局”的前提是双方在同一套规则体系内博弈，欧盟单方面扩张管辖权，中方依法划定边界，这不是僵局，是规则主导权的碰撞。
从时间线来看，中方的反制体系是分层推进的：2024年启动贸易投资壁垒调查，2025年正式认定，2026年4月《反外国不当域外管辖条例》施行，5月和8月先后发布禁执令。每一步都有前置程序支撑。对比欧盟的操作方式，中方的做法在程序上更完整，在法律依据上更扎实。
整体来看，欧盟对华政策面临三组结构性矛盾。
第一是在政治层面。欧盟各成员国虽一致认为中国构成挑战，但至今未能就如何应对达成共识。四方阵营诉求对立，任何统一的对华强硬政策都无法落地。欧盟在政治、安全、能源等领域对美存在结构性依赖，使其难以形成独立连贯的对华政策。
第二是在工具层面。欧盟对外宣称的《反胁迫工具法案》从未启用过。欧盟的“强硬”更多停留在言辞层面，缺乏可执行的政策工具支撑。
第三是在经济层面。在欧盟统计局数据显示，2026年第一季度欧盟对华货物贸易逆差达到980亿欧元，为2022年第三季度以来最高水平。2026年上半年，欧盟对华货物贸易逆差达1970亿欧元，高于2025年同期的1800亿欧元。2025年中国对欧盟货物贸易顺差达到3606亿欧元。
逆差扩大的背后是欧洲自身产业竞争力的弱化。欧盟频繁强调对华“贸易失衡”，背后是内忧外患，内忧在于欧洲创新不足、制造业空心化、产业转型压力大；外患在于俄乌冲突延宕、外部冲击不断。欧盟无法解决自身增长乏力的问题，对外部竞争和国际环境变化的敏感度就会持续上升。
欧洲制造业承受的压力不会因为几句对华强硬言辞而消失。能源成本高企、人口老化、创新转化缓慢、产业政策摇摆，这些都是欧洲内部结构性问题。将内部改革乏力、能源成本高企、转型投入不足等问题归咎于“中国不公平竞争”，是典型的转移矛盾和寻找“替罪羊”。#头条精选-薪火计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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