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驻华大使用一句话断了高市的念想，建议她别对年底来中国的事抱太大期望。
8月25日，日本驻华大使金杉宪治接受朝日电视台专访，就11月深圳APEC会议期间中日能否改善关系一事表态，他说“现在不是可以乐观的情况。”单说这件事情，他的判断确实比高市早苗清楚。
这样的人说出“不乐观”，说明问题已经严重到连非专业人士都能看出的程度。
金杉的原话有两层。第一层是定性，“不可以乐观”。第二层是预期，“能尽量推动关系朝着更加稳定的方向发展。”但预期归预期，他的定性已经把基调定死了。
他还透露，中日高层对话管道目前处于实质冻结状态，连大使馆的日常层面沟通都中断了，连基本对话都没有，谈何高层会谈？
早在5月份，他接受共同社采访时还说，要改善日中关系“高层会谈非常重要”，将“尽最大努力”促成APEC期间的中日接触。三个月时间，从“尽最大努力”到“不乐观”，这就是中日关系恶化的真实表现。
当前中日关系困难，根源在于高市早苗的错误涉台言论，但她至今没有撤回相关言论，却反复释放希望对话的信号。她在今年1月，宣称对中日对话持开放态度，7月又公开表示“非常期待”出席深圳APEC，还强调“中日始终是重要邻国”。
她在涉台问题上大放厥词，是为了对国内右翼势力交账，在国际场合塑造“愿意对话”的形象，把关系恶化的责任推给中方。
金杉宪治的表态是从专业外交官的角度，戳破了这套把戏。作为驻华大使，他是最清楚双边关系实际状态的人。他说“不乐观”，是在告诉日本国内，高市那套把戏在中国行不通，不撤言论，中方就不会给台阶。
APEC是APEC，高层会谈是高层会谈，能不能谈，中方只看日本做了什么，不在乎日本期待什么。
高市还没有意识到，会晤不是修复关系的工具，而是两国关系达到一定稳定水平后的结果。中日关系降到低谷后，任何多边场合的“偶遇”，都不可能替代实质性的对话。
高市早苗所期待的会晤，障碍并不是中方不愿意安排时间，而在于中方不意愿与一个拒不纠错的日本政府进行任何形式的高层交流。
金杉的表态还说明了一件事，日本国内在对华政策上存在明显分歧。高市早苗的对华走的是强硬路线，但金杉宪治的表态代表了另一条线，外务省职业外交官的专业判断。他一方面要执行政府的外交政策，另一方面又不得不面对现实。
与此形成对照的是，8月24日日本跨党派议员团抵达北京。这支代表团由自民党、中道改革联合、公明党等党派议员组成，计划与中联部官员会晤。
这条沟通管道仍在运作，表明日本国内并非所有人都认同当前政府的对华政策，部分政治力量试图维持与中方的接触渠道，这也是日本对华政策缺乏内部一致性的表现。
日本政府需要高度重视金杉宪治的表述，他从执行层面证伪了一个日本非常流行的错误认知，认为只要有多边场合的“机会”，就可以绕过实质性分歧，实现双边关系的改善。
高市早苗政府如果继续坚持在涉台问题上不纠错的立场，却又希望通过APEC场合实现与中方的会晤，这条路无论如何都是走不通的。
除此之外，日本国内对“稳定中日关系”的理解也存在偏差。日本所理解的“稳定”，是日本可以在核心利益上持续施压、中方只能被动接受的状态；但真正的“稳定”，是双方在相互尊重各自立场基础上的平衡。
高市早苗希望在对华强硬的同时，维持经济合作与高层对话的正常运转，这种将不同领域切割处理的思路不符合中日关系的现实。双边关系的各领域相互关联，政治关系的恶化必然会外溢至其他层面，大使馆工作人员连商界人士都见不到，这就是外溢的表现。
中日关系正处在一个关键节点。金杉宪治的“不乐观”判断，为日本国内提供了一个重新评估对华政策的机会窗口，是继续坚持当前路线、承受关系进一步恶化的代价，还是在高市早苗政府任内做出策略性调整，东京面临一个需要作出选择的十字路口。
APEC能否成为中日关系改善的契机，跟会议本身的性质或场次安排没有任何关系，唯一决定性因素是日本方面在涉台问题上是否拿出足够的诚意，让中方认为对话具有意义。金杉宪治已经把这一前提条件说得足够清楚，接下来要看东京如何回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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