腊月二十八傍晚，我从柜子最深处翻出一个硬纸盒子。打开，里头是一盒干裂的颜料，还有一卷泛黄的素描纸。
纸上画着一座老戏台，画到一半就断了。
我蹲在地上愣了好一会儿。
这座戏台，二十多年没见过了。
手机响起来，唐静的大嗓门从听筒那边窜过来：“刘静芳！今晚那个男的别忘了见，条件好得很！”
我把盒子合上，塞回柜子深处。起身时膝盖嘎嘣响了一声。镜子里的人穿着半旧的枣红色棉服，头发随意拢在脑后，鬓角有白发钻出来。
46岁。我抬手拨了拨那几根白头，又放下。有些事，不去看就当它不存在。
01
相亲的地方是城南一家面馆。我到的时候，对方还没来。唐静说他有点事，让我先坐下等一等。
面馆靠窗的位置坐着个男人，一件洗得发白的深灰色棉服，袖口磨出毛边。
面前一碗面，还没动。
我进门时，他抬头看我一眼，愣了一下，眼神在我脸上停了一瞬。
那目光说不上冒犯，但让人不太自在。我没搭理，坐到了离他最远的角落。
老板过来问吃什么。我说一碗清汤面。等面的工夫，我看向窗外。玻璃上凝着哈气，街对面有人拎着串红灯笼走过去，路灯昏黄，年味淡薄得很。
“你这面再不吃，就坨了。”
他开口了。嗓门不大，带着点沙哑，像常年在外头被风沙磨过的调子。我转头看他，他正低头拨碗里的葱花，没看我。
我没接话，掏出手机看。
唐静发消息问到没到，我回了个“到了”。
她说让他等着，别显得我好说话。
我放下手机，无意识地在窗玻璃上画了个角，画了两笔，又缩回手。
“画的什么？”
他又问。这回他看着我这方向，没笑，但眼里有一种神色，仿佛他知道答案。
“瞎画的。”我说。
“画的是老房子？”
我犹豫了一下：“……画着玩的。”
他点点头，没再追问。低头把面吃完，拿纸巾擦了擦嘴：“你是来相亲的？”
我点了点头，又补了一句：“你呢？”
“不是。”他说，“我是来招工人的。老文化馆后面那座戏台翻修，缺木工。你要是认识干这行的，帮着介绍介绍。”
他说完站起来掏钱，把钞票压在碗底。走到门口时停了一步，回头说了一句：“你画的那个角，往上提三分，就像了。”
门帘掀起来，冷风灌进来。他裹着那件旧棉服走进腊月的黑夜里，不急不缓地，走远了。
我坐在那里，面前的面已经坨了。
玻璃上那两笔歪歪扭扭的线还在，水汽重新聚拢，慢慢模糊了。
老文化馆后面那座戏台。
我脑子里像有什么东西搅动起来，泛着浑黄的泥渣往上翻。
我掏出手机，问唐静：“你给我介绍的那个人呢？”
“人家临时有饭局，改明天了。”
我放下手机。
面碗里那几片青菜叶泡得发白，我吃了两口，没什么味道。
又坐了一会儿才站起来，往外走的时候，服务员正在收那个男人的碗筷。
我开口问：“刚才那个人……”服务员说：“你说那修戏台的啊？去年就在这儿吃面了。天天来，一个人。”
我走出面馆，冷风钻进领口，像针扎似的。我裹紧棉衣，走了几步又停下来，回头看了一眼城南的方向，夜色沉沉，什么也看不见。
回到家，父亲坐在客厅看电视，嗑瓜子。瓜子皮落在烟灰缸旁边，我过去把烟灰缸往他那边挪了挪。他没转头：“外头冷吧？”
“还成。”
我进了房间，关上门，愣愣地坐了一会儿。
又打开柜子，把那盒颜料拿出来，拧开盖子，指头戳进去，留下一道干硬的印子。
我合上盖子放回原处，躺下。
翻来覆去，后半夜才睡着。
第二天上午，手机响了一声。
我正蹲在地上擦地板，擦干净手拿起来看，是一个陌生号码发来的彩信。
照片里是一座戏台，还没修完，木雕窗户缺了一角，梁上彩绘斑驳。
台口支着脚手架，地上堆着木料。
阳光斜照在台口那根柱子上，木纹一层一层的，像年轮。
照片底下有一行字：“就你说那个。想看进来，我姓于，于永。”
我蹲在地上，举着手机看了很久。
照片里那根柱子侧前方，我当年画画选的就是这个角度。
我二十岁那年蹲在这座戏台前画了一下午，铅笔断了，怎么削也削不好，一气之下收了摊，想着改天再来。
后来，没有改天了。
我放下手机，重新抓抹布擦地板。
擦了半圈又停下来，拿起手机再看一遍。
然后我把照片放大，看到柱子上残留的缠枝莲花纹，褪得只剩一丝淡青。
我画过那个纹样。
画了一下午，手都酸了。
中午唐静打电话来，说郑安明天中午约在单位楼下酒楼见面。
我“嗯”了一声，挂了电话，坐在沙发上发了会儿呆。
然后我翻出那个号码，打了一行字：“你是修戏台的？”
“嗯，你来看。”
“下午在吗？”
“在。”
我放下手机。看了一眼窗外，太阳偏西了，风比昨天小了一些。我换了件外套，骑上那辆旧电动车，往城南去了。
02
老文化馆在城南偏西。
巷子窄，电线横七竖八地扯着。
我顺着巷子骑进去，远远看见一堵红砖围墙，墙头露出灰瓦屋顶和脚手架。
铁皮大门虚掩着，锈迹斑斑。
我推开门，哗啦啦一阵响。
院子里安静得很。
地上堆着刨花和锯末，几根旧木料横放在地上。
没人。
我往里走了两步，听见戏台那边传来咚咚声，像锤子敲击木头。
我走过去，看见他蹲在台口底下，手里握着一把凿子，正在修一块雕花栏板。
听见脚步声，他抬起头，看见是我，没显出惊讶：“来了。”
他说着放下凿子，站起来拍了拍手上的木屑，指指头顶的横梁：“昨天刚把梁换了。你要是在原来画画的位子站，正好看侧立面。”
他知道我画的是这座戏台。我站在台口没动，忽然有些想笑。二十多年了，这座台子还在这里，那些我没画完的线条，原来一直在等着我。
他也没催我。蹲回栏板前继续凿，凿了两下又说：“你当年画的时候，对面有棵槐树吧？”
我一愣：“你怎么知道？”
“地基年前挖的，挖出一段槐树根，老得很。没烂，让人收起来了。”他说得轻描淡写，低头继续干活。
我站在那里，风从巷子里灌进来，夹着木屑和泥土的味道。
有一种说不清的滋味，像在旧衣服口袋里摸到一张写了字的纸条，纸条上的字，是自己年轻时候写下的。
他凿了一会儿，抬头看我：“你明天下午要是没事，还来。明天上梁，我一个人压不住秤。”
“我不会木工活。”
“不用你干活，站那儿搭把手就行。”
他说话的语气平得很，像叫邻居帮忙挪个桌子。
我站在那里看他又弹了一根墨线，手指头沾了墨。
傍晚他收工的时候，我推着电动车往外走，他在院子里喊了一声：“喂。”
我回头。他站在暮色里，影子拖得老长：“你那幅画，画完了吗？”
我握紧车把手，心口像被什么东西轻轻撞了一下。
“没有。”我说，“画到一半就搁下了。”
“画到一半的东西，搁久了就接不上了。”他说完转身进了院子，铁门哗啦啦合上。
我骑上车，穿过暮色里的小巷，风从耳边刮过去。耳朵冻得发麻，但心口那块地方热乎乎的，像揣着个刚烤好的红薯。
到家的时候，父亲已经做好了饭。他坐在桌边，把饭碗推到我面前：“去哪儿了？”
“城南。”
“那边有啥好看的？”
我说：“有一座老戏台。”
父亲没再问。那顿晚饭吃了很久，他给我夹了两次菜。
第二天中午，我见了郑安。
他约在单位对面那家酒楼，包间里暖气开得很足。
他穿着一件咖啡色皮衣，头发梳得整整齐齐，见了我站起来握手，脸上挂着恰到好处的笑。
点菜的时候他拿过菜单，加了红烧肉、糖醋鱼、一屉包子：“你得吃肉，看你瘦的。”
一顿饭，他问了工资、房本、父亲的身体，问得仔细。
最后他夹了一块红烧肉放进嘴里嚼了两下：“你这套房子，以后是你爸住着，还是跟咱们走？”
我放下筷子。
“我爸年纪大了，离不开人。”
“那也行，那也行。你爸那房子地段好，以后拆迁也合适。”
我没再接话。他把那屉包子推到我面前：“吃啊，别客气。”
我拿起一个包子咬了一口，没什么味道。
脑子里忽然浮现出那个姓于的男人吃面的样子，他吃得很干净，筷子夹起最后一根面条，不紧不慢地送进嘴里，没有声响。
吃完饭，郑安送我下楼，说后天再见。
他开着一辆黑色轿车走了，尾灯在拐角消失。
我站在酒楼门口，冷风一吹，身上的饭气散了不少。
我看了一眼手机，下午一点十分。
然后就做了一件自己也没想到的事，我打了个电话给唐静：“帮我看一眼我爸，我出去一趟。”
唐静在电话那头叫起来：“你去哪？你不是中午见了郑安——”
“晚上回来跟你说。”
挂了电话，我搭公交去了城南。
下午的老文化馆比昨天安静。
风小了一些，阳光照在院子里，有一种懒洋洋的暖意。
工棚门开着，工具挂在墙上，整整齐齐。
他人不在。
我走进戏台，看见台口垫着一块新的栏板，木头新崭崭的，还没上漆。
我伸手摸了一下，纹路细腻，刮得很光滑。
顺着木纹慢慢摸过去，像摸着一件刚晾干的衬衫。
脚步声传过来。他搬着一摞青瓦从院门口进来，看见我，放下瓦，拍了拍衣襟上的灰：“来了。”
“嗯。”
“吃饭了没？”
“吃了。”
他从兜里掏出一个搪瓷缸子，拧开倒了一杯热水递过来：“喝点水。”
我接过来，温温的，有股铁锈味道。
喝了一口，放在台沿上。
他弯腰拆开一卷塑料布，抽出一根木方，举到眼前瞄了瞄，从腰上抽出墨斗，头也不抬：“帮个忙，按那头。”
我走过去按住墨斗。他绷紧墨线，啪地一声弹下去，一条笔直的黑线印在木方上。
“你按线按得稳。”他说。
“以前帮人按过几年。”
“干什么活？”
“裁缝铺，帮人绷布。”
他抬头看了我一眼，没再多问。弹完线拿锯子开料，锯了没两下又停下来，冲工棚抬了抬下巴：“那边有图纸，你闲了就看看。”
我走进工棚。
桌上摊着几张蓝图，是戏台的平面图和剖面图。
线条细密，标注工整，一看就是下了功夫的。
我看了好一会儿，指着一处标注说：“这个斗拱尺寸，是不是小了一号？”
他放下锯子走过来，凑近了看。伸出手指头比画了一下，又拿角尺量了量，皱了一下眉，重新标注了数字，抬头看着我：“你学过这个？”
“学过一点画画。”
“什么画？”
“素描。早年间的事了。”我说得很轻，像在说别人的事。
他点点头，没追问。
那一下午我替他扶着梯子，看他爬上爬下校正梁位。
他弯着腰比画的时候，西斜的阳光照进台口，他的影子落在台板上，被拉得很长。
我站在底下扶着梯子，脚边是刨花和木屑。
收工的时候，天擦黑了。他锁好工棚的门，说：“明天下午还来，上梁。”
我说好。
推着电动车走出大门的时候，回头看了一眼。
他站在院子里，正在收拾散落的工具，动作不紧不慢的，像每天做着同样的事，不着急，也不懊恼。
回家的路上，风还是凉，但心里像塞了一团被子。
唐静在客厅等我。见我进门，她放下瓜子，打量了我一会儿：“静芳，你今天看着，跟平时不一样。”
我换鞋，没抬头：“哪里不一样？”
“说不上来。就是好像，精神头比以前足了。”
我进了房间才说：“明天再说。”那天晚上我又翻出柜子里的素描纸，打开那卷画了一半的戏台。
线条已经发灰了，纸角卷了一个边。
我盯着看了很久，没有动笔。
03
大年初一上午，郑安提着烟酒茶礼来了我家。
父亲在客厅里陪着，我系着围裙在厨房里炒菜。
郑安的声音穿过门缝飘进来：“叔叔身体还好吧？您这房子有多大面积？房龄多少年了？”
锅里的油滋啦响，我手里的铲子停了一下，又继续翻炒。
端菜上桌时，他正在跟父亲说：“……现在的行情，彩礼怎么也得按规矩来。静芳是老师，有编制有保障，这个我也看重。”他用筷子夹起一块红烧肉放进嘴里嚼了两下，“不过叔叔，我丑话说在前头，静芳和我都是这个岁数了，过日子嘛，还是要实在点。”
父亲没怎么说话，端起酒杯抿了一口。
那顿饭我吃得很安静。
他一直在说他的女儿，说他女儿成绩多好、多懂事。
又说他在城东有一套房子，贷款还完了，写的是他的名字。
还说他的诊所生意不错，打算再开一家分店。
吃完饭，郑安走了。他站在门口，回头看了我一眼：“初四我再约你，咱们去看个电影。”
我说好。门关上了。
我回到厨房洗碗，水龙头哗哗响着。父亲的声音从客厅传过来：“那个人，不太合适你。”
我停了一下，没有回头：“怎么不合适了？”
“他在算账。”父亲说，“从头到尾，都在算账。”
我没接话。热水冲着碗沿，泡沫顺着水槽往下流。父亲又说了一句：“你那个画画的，还画不画了？”
我愣住了。手在水里泡着，半天没动。
“你妈走那年，你把那些东西收到柜子里，再没拿出来过。”父亲的声音不高，像在说一件很平常的事，“你从那时候起就不怎么笑了。别人看不出来，我看得出来。”
我关上水龙头，拿抹布擦干碗。厨房里安静得很，只有冰箱嗡嗡响的声音。我说了一句：“爸，不提那个了。”
父亲没有再说话。
那天下午我把碗擦干净放好，又坐回房间里。
柜子门开着。
那盒干裂的颜料和泛黄的素描纸露出来。
我伸手进去摸了一下那段线条，又缩回来，把柜门关上了。
第二天下午，我去了城南。
大年初二的阳光好得出奇。
老文化馆的院子里暖融融的，木屑在地上铺了一层，踩上去软软的。
他正在台口跟一个帮手抬起一根粗重的梁木，见我进来，冲我招了一下手：“来得正好。帮我把那边那截绳子递过来。”
我走过去递了绳子。
他蹲在地上绑好那根梁木，嘴里咬着一截粉笔，又站起来往柱子上标了个记号。
那头是工地上的一个年轻工人，理着寸头，手上全是茧。
他见了我，朝我点了一下头，又冲他说了一句：“于师傅，这戏台修完，怕不得到夏天了吧？”
“怎么也得过了梅雨。”
“那这半年，你不还得到处找活儿干？”
“先修完再说。”他说得很慢，像在描一根线。
我站在台口，阳光落在我脚边。
风从巷子里吹过来，带着干木头的香气。
我一下子想起二十五年前的夏天。
也是这样的午后，我蹲在这座戏台前画素描，铅笔削得尖尖的，一条线一条线地看着房子在纸上长出来。
那时候我二十一岁，以为以后能一直画画。
那年秋天，我妈查出病来。
我辞了城里的工作回去了。
那幅画，再也没画完。
“想什么呢？”
他不知什么时候站到我旁边了。手里端着一缸子水，递过来。
“没想什么。”我接过来喝了一口，“这座戏台，什么时候造的？”
“听老辈人讲，是光绪年间修的。一修就是六百多个木件。”他说，“去年大梁腐朽了，怕塌，就赶紧报了翻修。”
“你是哪儿学的这手艺？”
“年轻的时候，跟着一个老师傅学过几年。后来扔了十来年，又捡起来的。”他说这话的语气很轻，像在说别人的事。
“怎么说扔就扔？”
“得吃饭。”他说，“修房子养活不了人。干了几年别的营生，把日子过起来了，回头看看，还是觉得修东西踏实。就回来了。”
他说完拍了拍手上的灰：“下午上梁，你帮我看着点墨线那头。”
我说好。他走回台口去，弯腰拿起那把凿子。太阳照在他背上，棉服上落了一层淡淡的金色光。
那天下午，我站在台口，替他拉着墨线。
他蹲在地上比画了很久，然后直起身来，冲我喊了一声：“那头高了。压一压。”我伸手按紧墨线头，他弹了一道线，啪的一声，笔直地打在木方上。
他过来收墨斗的时候，低头看了一眼我按线的手指：“手稳。”
“说了帮人绷过布。”
他笑了一下。我头一回见他笑。他不是大笑，只是嘴角轻轻往上一提，眼角的纹路变深了，像一片晒久了的土地被雨洇了一下。
傍晚收工的时候，那个年轻工人先走了。
我骑上电动车，他叫住我：“等一下。”他转身走进工棚，拿出一个牛皮纸袋子：“家里寄来的红枣，你带回去尝尝。”
我说不要。他把袋子放在我车筐里：“又不是什么值钱东西。”
我推着车往外走，走到大门口的时候，他喊了一声：“明天初五，你还来吗？”
我停了一下。风从巷子里灌进来，吹得车筐里那个袋子沙沙响。我头也没回地说了一句：“不来了吧。初四有约。”
说完我就推着车走了。
走到巷子尽头拐弯的时候，我忍不住回头看了一眼。
他还站在大门口，手插在兜里，看着我这边。
我赶紧转回来说了一句：“初五下午要是没什么事……我再来看上梁。”
他的声音从巷子那头传过来：“行，等你。”
04
大年初四，郑安约我看电影。我以为是在电影院门口碰头，他开着车直接到了我家楼下。上车以后他说影院太远，不如去他家里坐坐。
我说：“头一回上门，不太好吧。”
他说：“有什么不好的。我这人就喜欢实在，处对象嘛，真处得来就处。”他转头冲我笑了笑，“你说是吧？”
我没接话。
车在一个小区门口停下，八成新的小区。
他带我看了一圈，三室两厅，装修得不错，沙发是真皮的，电视足够大。
他领着我打开每间卧室的门，说以后哪间做卧室，哪间留给他女儿，哪间做书房。
“到时候你那些书也有地方摆。”他说。
我站在阳台上，看了一会儿楼下的绿化带。他走过来站在我旁边：“你要是不嫌远，以后咱们可以把这边卖了换个大点的。”
“我那边房子，我爸在住。”
“我不是说了嘛，你爸可以搬过来一起住。反正房子够大。”他说得很爽快。
我没接话。他又说：“对了，你爸退休金一个月多少？够花不？”
我转过身：“郑安，你的诊所在城里开了几年了？”
“十一年了。”
“你觉得你这辈子，过得怎么样？”
他被我问愣了，想了一下：“还行吧。有房有车，孩子也争气，说不愁是假的，但该有的都有了。”他看着我，“你要说咱们这岁数的人，图的不就是个安稳嘛。”
我点点头，没再说什么。晚上回到家，父亲问我。我说去郑安家了。父亲没接话。过了一会儿，他在里屋说了一句：“你要是觉得行，就处。”
我没回答。
坐在沙发上，电视里放着春晚重播，相声小品，台下观众笑得前仰后合。
我看着电视屏幕，眼前浮现的却是另一张脸。
那张脸上有灰尘，有汗，有墨线沾在手指上的痕迹。
工地上比前两天热闹。
那个年轻工人正在吱呀吱呀地摇着一个手拉葫芦，于永在底下抬头看着梁木一寸一寸升起来。
我站在台口，手里攥着他上回给的搪瓷缸子。
那根大梁升到位，他招呼我：“帮个忙，那头的楔子递一下。”我跑过去递上木楔。
他蹲在梁木和柱子交接的位置，比画了一下，拿锤子轻轻敲了进去。
敲了两下又停下来，扶正了重新敲。
一个楔子敲了足有五分钟。
他不急，手稳得很。
我跟在旁边递东西，有时候什么都不用递，他也没赶我走。
阳光从台口照进来，落在他背上。
我站在那里，看着他仔仔细细地敲那一下一下的锤子，忽然觉得，他修的不是一座老戏台，是把自己这辈子也一并修了。
下午四点多，梁上完了。他从台上跳下来，拍了拍手，接过我递过去的水喝了一口：“谢谢。”
“倒是看出来了，你这个活儿，急不得。”
“急不来。”他说，“老祖宗留下的东西，你糊弄它，它就糊弄你。”
我看了他一眼。
这句话听着平常，可我心里像被什么拨了一下。
我低下头，踢了踢脚边的木屑，过了一会儿才说：“你这个人，做什么事都这么认真？”
他想了想：“也不是。头先那些年做什么都糊弄，糊弄来糊弄去，把自己的日子也糊弄散了。”他说这话时没看我，目光落在梁木上。
我站在那里，忽然觉得这个人也不是没有故事的。
他结过婚，没有孩子。
唐静跟我提过，说他前妻嫌他收入不稳定，离了。
他什么也没多说，一句“糊弄散了”，就把这些年的事带过去了。
我没有继续问下去。
天快黑的时候，他锁好工棚的门，我们一前一后往外走。
巷子里路灯亮着，昏黄的光落在地面上，影子拉得老长。
他不紧不慢地走在前面，我跟在后面，两个人没说话。
风凉凉的，吹在脸上，却不觉得冷。
走到巷子口，他说：“你坐公交回去？”
“那我不送你了。灯都亮着呢，好走。”
我说：“好。”往站台走了两步，又停下来，回过头问了一句：“于永，你觉得人过一辈子，什么叫不白活？”
他停住了脚步。半天没说话。巷子里的风把那盏路灯吹得晃了两晃，他的影子也跟着晃了晃。
“我修过一座三百年的老房子。”他说，“修之前都说不成样了。修了七个月。做完交工那天，我站在院子门口看了好一会儿。那房子跟新的一样，可你知道它的梁是老的、柱子是老的，就那个神气，还在。”他停了停，“人活着，大概就是得把自己身上那个神气留住吧。”
说完他冲我笑了笑：“你问这个做什么？”
我说不知道。
转身往站台走。
走了几步，眼睛忽然酸了。
我把衣领竖起来，挡住风，也挡住自己的脸。
车站只有我一个人，路灯亮着，风吹着墙角一个塑料袋，转了几圈又贴回墙根。
我好像一夜之间明白了什么叫“白活”。
这二十几年里，我当着一个好老师，一个好女儿，街坊邻居提起来都说刘家那个闺女不错。
可我知道自己缺了一块。
那个二十一岁蹲在戏台前画画的姑娘，不知道什么时候被我弄丢了。
他修那些老房子，他守着那些老东西的老魂儿。
而我呢？
我一直守着一件自己不喜欢的事，守着一种别人觉得应该的日子，守了二十多年。
我差点就以为自己这辈子就是这么过的了。
直到腊月二十八那个晚上，我在面馆里遇到一个修戏台的人。
他说，画到一半的东西，搁久了，就接不上了。
我想了很久，那幅画，我到底还想不想画完。
05
大年初五下午。我到了老文化馆的时候，他正在台口收拾工具。见我来了，头也没抬：“今天不干活了。初七才开工。”
“那你叫我来做什么？”
他直起腰看了我一眼：“叫你来坐坐。你老站着。”他说完从工棚里搬出两个折叠凳，一个递给我，一个自己坐了。
两个人坐在戏台前面的院子里，太阳暖洋洋的，照在木料上。
他掏出烟盒，抽出一根点上，吸了一口，没有看我：“你那天问我，什么叫不白活。”
我看着他。
“我说修的。”他说，“年轻的时候老师傅跟我说过一句话，他说修老房子，跟做人是同一回事。老的坏了你不能整个扔掉，你得知道它是怎么坏的、坏在哪儿，你把那坏的地方补好了，那房子才还能站得住。”
他吸了一口烟：“我当时年轻，觉得他土。后来离婚那年，我坐在空屋子里，忽然就想起他这句话来。是我自己把自己活散架了。”
我坐在旁边，他的手扶着膝盖，手指头上有几道新茧，还有几道旧茧，叠在一起，粗粝得很。
阳光照在他棉衣的肩膀上，有一层淡淡的灰。
他抽完烟，把烟头在地上摁灭，扔进旁边的工具箱里，没有四处乱丢。
“你后来为什么又捡回来了？”我问。
“三十五岁那年。有一天路过一座老宅子，塌了半边墙，里头露出旧的木梁，上头还有雕花。我心里边翻了个个儿。你说人这一辈子，有多少东西是丢得不能再丢的？房子塌了能修，人要是塌了……”他没说完，摆了摆手。
我坐在凳子上，好一会儿没说话。院子里很静。有只麻雀落在脚手架上，歪着头看我们。阳光照在我膝盖上，暖融融的，连脚趾头都是暖的。
“我以前也画画的。”我说，“画了五年。后来我妈生病，我就回去了。那年我二十一岁。”我说这声音很轻，“画到一半就扔了，再没捡起来过。”
他转过头来。看了我一会儿说：“你那天在面馆里，随便画了一个角，都画得很准。”
我没回答。我低下了头。我看着自己的手。这双手写过教案、擦过桌子、在菜市场挑过白菜、在手术通知书上按过手印。可它们没有拿过画笔了。
“我今年四十六了。”我说，“有时候我在想，我这辈子好像什么也没干成。教了二十几年书，没教出什么名堂。一个人过日子，也没把日子过出什么花来。我爸前年摔了一跤，我在医院守了半个月，出院以后我把他接过来，天天给他做饭。他也没说什么，但我能看出来，他觉得他拖累我了。”
我停了一下：“我不觉得他拖累我，我照顾他应该的。可是有时候半夜醒来，我会想，我这辈子，难道就这样了吗？”
我说完了。嘴唇有点抖，我咬住了。他坐在那里，没急着说话。过了一会儿他把那桶水端过来递给我：“喝口水。”
我接过来喝了一口，水凉了，喝下去从嗓子凉到心里。
可他坐在那儿，不催我，也不看我，我忽然觉得也没那么凉了。
又坐了好一会儿，他说：“你今年四十六。你觉得晚了。可你二十一岁画的画，我都看见了，还在。”
傍晚的风起来，吹得地上的刨花轻轻打着旋。
我坐在折叠凳上，眼泪不知道怎么的，毫无预兆地掉了下来。
我赶紧偏过头，拿手背去擦。
他坐在旁边，像没看见似的，目光落在戏台的方向。
天边的云被夕阳染成绯红色，给台口的柱子镀上一层金色的光。
我坐在那里，忽然想起我那幅画，画到一半的戏台。
那时候我画的是下午的侧光，照在柱子上的光影斑驳。
现在这个时间的光，从西边打过来，把木头的纹理照得格外分明。
恍惚间我好像看见了二十五年前的自己。
穿着白衬衫，扎着马尾，蹲在台口那根柱子前，一笔一笔地画。
“这戏台修好了，你说还会有人来演老戏吗？”我问。
“会的。只要台子还在，就有人来唱。”他说得很笃定。
我没忍住，鼻子一酸，眼泪又掉了下来。
我把头低了低，让眼泪落在地面上，洇进泥里。
他没有说话，也没有递纸巾，只是坐在旁边。
那天的夕阳落得很慢，像一个知道时间还长的人，一点一点地收着光。
我回到家的时候，父亲坐在客厅里。电视开着，声音很小。他见我进门，看了我一眼：“回来了。”
“眼睛怎么红了？”
“风吹的。”我说。
父亲没再追问。
我走进房间，坐到床边，看着窗外。
天已经黑透了。
我没有开灯。
坐在黑暗里，心跳得很慢，像一台走了很远的机器终于低了下来。
我在心里对自己说了一句话：“刘静芳，你这辈子是不是白活了，你自己心里头清楚。”
06
正月初六，郑安约我吃晚饭。
我推说不舒服，没有去。
他在电话那头有点不高兴：“初四不还好好的吗，怎么说不舒服就不舒服了？”我说真不舒服。
他挂了电话。
我坐在客厅里，父亲在看电视。
他什么也没问。
初七下午，我又去了城南。
老文化馆的大门敞着，院子里传来锯子声。
他站在台口，正在锯一块板子。
抬头见我进来，说了一句：“今天赶工，得把台面的板子铺完。你随便坐。”我就坐在那天坐过的那个折叠凳上。
看他锯板、刨边、弹线、拼缝。
阳光很好。
他就那么干了一下午，我就在那儿坐了一下午。
他中间歇了一次，递给我一缸子水，自己也喝了一缸子，然后又蹲回去继续干活。
傍晚我走的时候，他说：“明天还来？”
我说：“明天有课，后天吧。”
“行。后天下午，我把那几扇窗修一下，你来看看。”
我点了点头，推着电动车走了。
第二天回学校上班。
办公室里同事们围着聊过年的事。
有人问我相亲相得怎么样，我说还在看。
张老师压低声音：“听说那个开诊所的郑安条件不错啊？他有一个女儿是吧？”我说：“是。”张老师说：“那也还行。你这岁数了，别太挑。”我没接话。
埋头批改作业。
改到一半我抬起头，看到窗外那棵老槐树。
春天还没来，枝子干枯。
晚上回到家，父亲在看天气预报。他见了我，说了一句：“你最近，精神头比以前好。”我说：“有吗？”他说：“有。话比以前多了。”
回到房间，我打开柜子，把那个盒子又拿出来了。
这回我没有只看着。
我把那卷素描纸打开，最上面一张就是那幅画了一半的老戏台。
线条灰了，纸角卷了边，但房子的轮廓还在。
我看了很久，又把纸卷起来，放回盒子里。
两天后，正月十一，下午。
我又去了城南。
工地上有点热闹。
那个年轻工人也在，正蹲在地上锯木头。
他见我来了，用下巴指了指戏台里面：“于师傅在里头呢，说今天把窗扇装上。”我进了戏台，果然看见他蹲在台口的窗户前，手里握着一把刻刀，正在雕一块木头。
那块木头已经初现形状了，是一个云纹的角花。
他雕得很慢，很仔细，刻一刀，停下来看看，又刻一刀。
我蹲在旁边看了一会儿。他没有抬头，但知道我进来了。过了一会儿他说了一句：“手艺人干活儿，眼睛要先到。”
我说：“我懂。”
他抬头看了我一眼，又低下去。
嘴角动了一下，像是笑了一下，又像是没有笑。
我蹲在那儿看了很久。
他手里的刻刀在木头上移动，木屑细细地落下来，落在他的裤腿上、鞋面上。
他一点也没在意，专注得像世界上只剩下那块木头。
后来他停下来，把刻刀放在一边，吹了吹木屑：“行了。”
那块云纹角花被他攥在手心里，看了一会儿，放在了窗台沿上。
傍晚了，工地上的年轻工人先走了。
他锁工棚的门，我站在院子里等他。
两个人出了大门，一前一后走在巷子里。
路灯已经亮了。
他走在前面，我走在后面。
他没有回头，但走得不快，像是余光里知道我跟得上。
走到巷子口，他停住了。我也停住了。他转身看了我一眼：“你以后要是有空，就过来坐坐。”
我站在那里，心口跳得有点快。我听见自己说：“好。”
那天晚上躺在床上，窗外起了风。我听着风声，想了很久，摸到手机，给他发了一条消息：“你白天刻的那个角花，很好看。”
消息发出去，我放下手机，翻了个身。他回得很快：“你喜欢的话，做一对。”
我盯着这句话看了一会儿，把手机放在胸口，闭上眼睛，嘴角是翘着的。
正月十五，元宵节，父亲吃了一碗汤圆，说有点腻。
我把碗收了，洗完擦干。
郑安发来消息说：“正月十八有空吗？来我家吃个饭，我爸想见见你。”我盯着这条消息，想了一会儿，回了一条：“郑安，咱们的事，还是算了吧。”
他那边半天没回。过了大约半小时，他打来电话：“怎么突然说算了？前两天不还好好的吗？”
我说：“前两天我也没想明白。”
“你什么意思？嫌我什么？”他的语气听着有点急了，“我这条件，在这岁数里头不算差了。你要挑，也得看看自己什么条件。”
我说：“你说得对。不是你的问题，是我的问题。”
他没有再多说，说了句“你再想想”，挂电话的时候没等我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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