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考古大讲堂》第五季“探源·寻根”系列讲座中，陕西省文物局副局长、石峁遗址考古队原队长孙周勇带领大家穿越到4000多年前的陕北高原，一起走进那座气势恢宏的史前巨城——石峁遗址。以下是孙周勇的讲座主要内容。
『石破天惊的发现』
今天，很高兴为大家介绍一个重要的史前考古发现——石峁遗址。它是东亚地区已知规模最大的史前城址，被列入“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世界重大田野考古发现”以及“21世纪世界重大考古发现”。
石峁位于陕西省北部神木市高家堡镇，该区域位于黄土高原的东北端。远远望去，这是一个沟峁梁壑纵横的荒凉之地。从地理位置来看，遗址正处于明代长城的内侧。自古以来，这就是一个农耕民族和游牧民族交错的地区，也是兵家必争之地。
石峁遗址所处的年代大概距今4300年—3800年，那是史前时代和历史时代的过渡阶段，在这个时间节点上，新石器时代的龙山文化晚期将要结束，中国历史上第一个朝代——夏王朝正在形成。
正因为所处的特殊的地理位置和特别重要的时间节点，石峁遗址被纳入中华文明探源工程，并成为中华文明探源工程的四大都邑性遗址之一。
石峁遗址的考古发现引起世人的关注，从一开始就被誉为“石破天惊的发现”，其中一个重要的原因是，按照考古学家苏秉琦先生划分的中国考古学六大区域，石峁遗址处在以燕山南北长城地带为中心的北方，而这个地带被认为是远离中华文明起源的核心地区，更多呈现的是地域性特点。但事实上，石峁的发现给我们带来了极大的冲击，它刷新了我们对中国北方地区早期文明的认知。
『早已“以玉闻世”』
我先来讲一讲石峁遗址的发现经过。
石峁遗址步入学界的视野是在1976年。当年，供职于陕西省文管会的戴应新来到神木县高家堡镇。当地文化站的负责人告诉他，自1966年到1975年近10年间，北京的外贸公司每年都会从他手里收购一批玉器，这些玉器都是大块的玉料，来源便是高家堡附近的石峁村。戴应新当即宣布愿意以高价征集文物，村民闻讯后争相将手中的文物拿到指定地点。戴应新前后挑了4次，共收集了127件玉器。这些精美的玉器现在都收藏于陕西历史博物馆。
值得注意的是，在这些征集的玉器中，有27件牙璋（一种玉质礼器，形制为扁薄长条、前端有刃、两侧饰扉牙）尤其与众不同，后来因三星堆遗址也发现了类似的牙璋而更加引人注目。石峁出土的玉器带有非常鲜明的特点，玉质多数为墨绿色，以片状器为主，较少带有纹饰，比如玉刀、玉铲、牙璋、玉钺等。
其实，在城址被发现以前，石峁就已经“以玉闻世”。上世纪初，就有大量来自石峁遗址的玉器流散海外。1928年，法国探险家伯希和在他的书里记载了一批具有典型石峁文化风格的玉器，包括墨绿色的牙璋、玉刀和玉铲。1929年，任职于科隆远东艺术博物馆的美籍德国人阿尔弗莱德·萨尔蒙尼被委派到北京。他在后来出版的一本书里记载了他收购的一批玉器，并明确注明玉器来源于榆林府。榆林府就是今天的神木市。事实上，许多欧美博物馆及学术机构收藏的同类玉器都可以追溯至陕西神木石峁遗址。
对石峁遗址正式开展调查是在1958年。陕西省开展文物普查工作时发现了石峁遗址，当时首次绘制了石峁遗址的分布图，并明确指出遗址包括“三套城”（皇城台、内城、外城）。但遗憾的是，由于三年困难时期，这个调查报告被束之高阁。
1963年以后，先后有一些文博单位、机构来到石峁遗址进行勘察，但对石峁遗址的认知却是一波三折。直到近年来通过科学的发掘和调查，才最终确认这是一座巨无霸的史前城址。
『“华夏第一门”』
2011年，石峁遗址区域系统性的考古调查工作正式启动。通过地面调查，我们基本摸清了龙山时期石峁城址的分布范围。根据周围发现的时断时续的石墙，我们粗略估算，该城址的范围超过400万平方米。这大大出乎我们的意料，因为石峁遗址的规模远大于年代相近的良渚遗址、陶寺遗址等已知城址，成为我国已知史前城址中最大的一个。
进一步的考古发掘显示，这座大型石构都邑由皇城台、内城、外城组成。内外城分别以2—2.5米宽、5—6米高的石墙拱卫而成。据估算，仅修筑城墙就需12.5万吨石料，且需经过开采、打磨、砌筑等多道工序。显然，这是一个具有超级规模的“国家工程”。
我们先来介绍外城。
外城呈不规则的半括弧状，面积约190万平方米。周围仍有石墙伫立在地表之上，现存长度约4200米。经过一年多的考古发掘，一座结构复杂、建筑工艺高超的东门遗址出现在世人面前。
东门遗址因距今约4000年、设计复杂、结构完备、保存完好且体量巨大，被考古界誉为“华夏第一门”。它包括南北墩台、瓮城、马面、角台等比较复杂的城防设施。
东门有一个外瓮城和一个内瓮城。所谓瓮城，是一种城门的防御空间。外瓮城是城门外侧一个由四五米高的墙体围合的长方形空间，内瓮城则是城门内侧的一个曲尺形空间，其目的都是为了延缓敌人进入城门的时间。一般认为，瓮城的雏形始于秦汉，到宋代成为制度化的城防标准，而石峁的发现将中国瓮城出现的时间提前至距今4000年前后。
除了瓮城外，外城东门的两侧还有两个正方形的夯土高台，外侧以宽4米左右的石头裹砌，这样的结构称为墩台。巨大体量的墩台看上去非常震撼。
还有一种设施叫马面。马面是城墙上隔一定距离设置的突出矩形墩台，可以大幅增强防御能力。石峁的马面处在外城东面的石墙上，等距离分布。过去一般认为，汉魏洛阳城的1号马面是中国考古发现确认的最早实例，而石峁的发现将马面出现的时间提前至距今4000年前后。
外城东门之所以被誉为“华夏第一门”，还有一个原因是，在内瓮城的地面上发现了很多彩绘壁画残块，也就是说，石峁的城门曾进行过华丽的装饰。虽然壁画上只是简单的曲尺形几何图案，但它毫无疑问展现了一个早期区域性政权的雄厚实力。
『藏玉于墙与杀戮奠基』
在外城东门的发掘过程中，我们还发现了两个特殊的文化现象。
一个是藏玉于墙。在发掘东门外瓮城时，我们在墙体的拐角处发现了嵌在石缝里的一件完整的玉钺。这是从考古学的角度首次确认石峁藏玉于墙的现象。在整个外城的东门区域，一共发现了数十件玉器，它们都被有意识地放置在某些重要的建筑中。我们推测这可能是一种建筑巫术。
为什么会有这种现象？古代文献里有关于玉门瑶台的记载，《竹书纪年》中就记载了夏桀“饰瑶台，作琼室，立玉门”。这些所谓的琼楼玉宇、玉门瑶台，从命名来看肯定与玉石材料有关。古人视玉为通天地之神物，石峁先民把玉器有意识地放在墙体里，可能是希望通过将玉奉献给神灵，祈求城池永固、风调雨顺。
另一个特殊的现象是杀戮奠基。我们在外城东门区域发现了一些头骨坑，埋藏点达7处，总数在百余具之多。
为什么那么多人会被杀害并埋在这里呢？考古发掘显示，这些头骨是在最初平整土地时被有意识掩埋的。由此我们认为，他们可能是被用于奠基仪式，和城墙里的玉器一样，希望祈求神灵护佑。
这些头颅又来自哪里呢？体质人类学、碳同位素和锶同位素的证据表明，在被杀者中，有一部分人并不是本地人，他们可能来自敌对族群，但也有一部分人是本地人。这种杀戮奠基的仪式，反映出石峁社会通过仪式性暴力强化权威、震慑四方的统治逻辑。
『内城核心皇城台』
内城围绕皇城台而建，面积约为210万平方米。内城的大部分墙体仍保留在地表之上，现存长度约5700米。
在内城中，有不少于7处小型的聚落遗址。石峁先民的房子结构分两部分，内部是一个窑洞，外部是一个生活空间。墓葬区与生活区相近，墓葬普遍有木棺、壁龛、殉人，常见随葬陶器。
从2016年到2018年，考古工作者对皇城台进行了系统发掘。皇城台位于内城偏西的核心区域，大致呈方形。为什么称它为皇城台？因为过去当地的老百姓就称呼这个山头为皇城台，这个早期口口相传的地名一定有着历史的影子。
皇城台的台顶面积为8万平方米，台底有24万平方米，由上往下层层修建了石构的石墙建筑，远观就像一个平顶的金字塔。皇城台的门址与外城东门一脉相承，也有瓮城、南北墩台这些结构。这一发现似乎暗示着有一位灵魂设计师主持石峁这座大型都邑的规划和构建。
在皇城台的台顶最新发现了大型宫殿建筑。最大的一处建筑是一个以夯土起建、周围用石头护墙的高台建筑，面积达1万多平方米，它应该是石峁城址最核心的空间。皇城台的大门前有一个广场，石峁先民的一些重要的公共活动、仪式活动可能都在这个广场上进行。
皇城台的建筑有一个特别之处：在石墙上有规律地排列着一些小洞，洞中插着一段段木头，树根朝外，树冠朝里。这些木头经植物学家鉴定，是一种柏树。这是做什么用的呢？经考证，这应该是宋代《营造法式》里所讲的“城每高五尺，横用纴木一排”。纴木的作用就相当于今天的钢筋，在城墙里横向插入木条，可以分散墙体垂直的受力，防止墙体朝外塌毁。正是这个技术手段，才使得皇城台这样从顶到底高达七八十米的台体能够历经4000多年风雨仍旧坚不可摧。
皇城台顶的大型宫室建筑外侧台基上还发现了大量石雕。有些巨型石雕的长度超过3米，重量达数吨。这些石雕的题材极为丰富，有写实的人脸，有夸张的似人非人的神面，还有蛇、老虎、牛等动物形象。特别是一处巨型的圆柱形石雕，高约90厘米，直径在60厘米左右，是一个双面神形象，巨齿獠牙，纵目阔鼻，面目狞厉，让人不得不心生敬畏。
除了大型石雕，还有几类特殊的器物。
一类是巨型陶鹰。在皇城台的垃圾堆里我们发现了数十万件陶器残片，经过两三年时间的拼对，我们找到了20多件陶鹰的残片。这些陶鹰形象振翅欲飞，翅膀上有穿孔，说明它们原本可能被悬挂在庙堂之上。
另一类特殊器物是大量的骨针。在一个非常小的范围内，我们发现了近2万枚骨针，此外，残次品骨针的数量也非常多。由此我们推测皇城台顶可能存在着制骨作坊以及相关的手工业者，这些骨针很可能是进行物质交换的一种中介物。
在垃圾堆里还发现了200多件卜骨。卜骨在新石器时代中晚期一直是先民沟通人神的一个重要工具。这些卜骨应该是皇城台顶掌握祭祀权力的巫觋阶层所使用的礼仪用器。
在大型宫殿建筑的西侧是贵族墓葬区。经过持续3年的工作，我们发掘了四五十座墓葬。这些墓葬分布规律，规模较大。以一个墓葬为例，该墓葬面积约10平方米，深4.6米，墓主人居中在木棺内，两边共有3个殉人和一条殉狗，壁龛里随葬着一些陶器和海贝。这样的丧葬习俗在石峁遗址以及周边地区具有高度的一致性。
『文明交融的十字路口』
为了获得更多的信息复原古代社会，我们还进行了植物考古、碳十四测年、动物考古、古DNA、体质人类学、建筑复原等研究工作，多学科全面介入，取得了重要成果。
植物考古告诉我们，早期的石峁是一个以农业生产为主的社会，大规模种植粟、黍等农作物，到中后期是半农半牧的生业形态。
动物考古显示，当时家养的山羊和绵羊刚刚从西北地区传入石峁不久，正是这两个物种提供了充足的蛋白质，为石峁这个超大型聚落的快速发展和强大奠定了物质和经济基础。我们发现了扬子鳄的骨板，它很可能是用来蒙制鼍鼓的。还有海贝，那是源自印度洋及西太平洋热带海域的外来物资，说明当时已存在跨区域的远程交流网络。
DNA的研究显示，石峁是中国汉族形成的重要来源之一。古遗传学专家付巧妹的研究证实了石峁和陶寺在血缘上有着极为密切的关系。据此我们推测，在公元前2300年前后，晋陕高原地区至少同时活跃着两个主要的社会集团，即以石峁为核心的北方集团和以陶寺为核心的南方集团，并且两者之间的联系非常紧密。
我们在石峁还有一个特别的发现，那就是20余件骨制口簧。口簧被誉为“音乐活化石”，在《诗经》里就有“吹笙鼓簧”的描述。石峁发掘出土的口簧长8至9厘米，由簧鞘和簧舌组成，个别簧鞘或鞘头还经过修饰。此次考古发现证明，石峁口簧是目前已知世界范围内最早的口簧，这是世界音乐史上的重要突破性发现。
石峁到底是谁的城址呢？有学者认为，它可能与黄帝部族有关。但我认为，目前还需要更多的证据才能证明它究竟是哪个部族留下的都邑遗址。石峁人最终的去向也是一个谜，学界普遍认为，距今4000年前后的降温事件是早期文明消失的一个重要因素，可能正是这个降温事件导致石峁人群弃城南下。
那么，在距今4000年前后，石峁为什么会在北方地区“一家独大”？我觉得可以从以下四个方面概括。第一，农牧经济催生的新型社会使石峁的社会形态发生了重大变化，同时也奠定了坚实的物质和经济基础。第二，巨无霸的石构城址成为石峁这个超级聚落的物质宣言，形成了一定的震慑力和统治力。第三，从建筑、石雕、玉器、口簧中可以看到，它们共同构成了石峁复杂的神权政治和信仰体系。第四，位于欧亚草原廊道南端的石峁，恰恰处在文明交流的十字路口上，从而奠定了石峁雄踞北方地区长达数百年的辉煌历史。
越来越多的证据表明，石峁并非一座孤立的石头城，而是一个融合多元文化，拥有强大军事实力、精神信仰和远距离贸易网络的史前都邑。当然，还有许多的疑问需要通过考古发现来解答。可以说，石峁考古只是揭开了冰山一角，我们期待未来能有更多人来关注、探索这座神秘的“巨石王国”。
原标题：《这座“石破天惊”的史前巨城，到底是谁的城》
热门跟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