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啪!”

一记耳光甩在我脸上,火辣辣的疼。

1980年的秋天,省城。

我身后站着罗晓雪,怀里抱着五岁的小梅,一路的黄土和长途汽车颠簸还没缓过劲来。

我爸张长海指着我的鼻子骂:“你小子连她都敢娶!”话音没落,几辆黑色轿车从巷子两头缓缓驶来,把我们围住。

车门打开,下来几个穿中山装的人,为首那个快步走到罗晓雪面前,鞠了一躬:“罗同志,罗永贵同志平反了,省里派我们来接您。”我爸举着巴掌的手悬在半空,整个人筛糠一样抖起来。

我偏过头,看见罗晓雪的眼眶红了一圈,但一滴泪都没掉下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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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1

1972年,我十八岁,从省城坐了一天一夜的绿皮火车,又搭了两小时的拖拉机,颠到红旗公社的时候,屁股和腰都不是自己的了。

生产队长姓丁,四十来岁,精瘦黝黑,话不多,领着我往大队仓库走,路上交代了一句:“城里娃娃,到了这儿,把过去的身份收起来,好好改造。”

队里分给我一间仓库改的屋子,墙是土坯的,窗户糊着报纸,角落里堆着没吃完的土豆。

我放下行李,出去转了一圈,看见傍晚的天边烧着火一样的云,田野里稀稀拉拉有几个人收了工往回走,脚步声很重。

第二天一早出工,我被分到田里锄草。

太阳毒辣得很,头一天我干得手起泡,心里直骂娘。

歇晌的时候,我蹲在田埂上啃窝头,几个女社员坐在一旁嗑瓜子聊天,有一个姑娘始终远远地站着,独自坐在一棵老槐树底下,低头啃着一个黑面馍。

我顺嘴问了一句:“那个人是谁?”

旁边一个叫二柱的年轻伙子瞅了一眼,压低声音说:“你甭打听,她家成分有问题。”

“什么问题?”

“她爹以前是省里的大干部,听说被打倒了,押到什么地方改造去了。她跟她娘被赶下来,安排在咱们队。队里没人敢沾她,你也别沾。”

我看了那姑娘一眼。她瘦,很高,穿着洗得发白的蓝布褂子,领口袖口磨出毛边,头发用一根黑皮筋扎着,低着头看不清楚脸。

那是我第一次见到罗晓雪。

队里的活分得很细,有人割草,有人挑粪,有人挖渠。

罗晓雪干的是最重的活,挑粪浇地。

她挽着裤腿,露出细瘦但结实的小腿,扛着扁担走在田埂上,步子很稳,一担粪挑起来,腰都不带晃的。

有一回我割草割到地头,正碰上她歇下来喝水。

她背对着我,用一只豁了口的搪瓷缸子喝水,喝得很慢。

我站在十步开外,不知道该不该打招呼。

她感觉到了,扭过头来。

她的脸晒得黢黑,眉眼很端正,眼神沉得很,像一潭井水,看人时带着一种疏远的戒备。

我们谁也没开口。

那年夏天的雨下得邪乎。

连着三天三夜的大雨把河沟都灌满了,河水漫过了田坎。

队长丁顺急得嘴上起泡,天不亮就把人吆喝起来去河堤加固。

雨还在下,刮着风,打得人睁不开眼。

我被安排在河堤上装沙袋。雨太大,视野模糊,人声浪头一样滚来滚去。我正弯腰捆一个沙袋,忽然听见有人喊了一声:“那个,快上来!”

我抬起头,看见河边有一道单薄的身影正站在一块被水冲得快塌了的土坎上,手里攥着一把铁锹,拼命往缺口处填土。

是罗晓雪。

她站的那块土坎正在一块一块往下掉,河水已经开始漫过她的膝盖。

“快上来!”我喊了一嗓子。

她好像没听见,还是拼命地填土,整个人被雨浇透了。旁边几个社员远远站着,没人动。有人喊了一句:“叫她赶紧上来了,那个土坎撑不住了!”

话音刚落,一股浪头打过来。土坎轰地一下塌了半边。罗晓雪整个人歪进水里面。

我撂下沙袋就冲了过去。

水已经漫到腰了,黄泥汤裹着树枝和石头冲过来,很冷。

她就在前面扑腾,铁锹早不知道冲哪儿去了,一只手臂划了两下,冒出个头,又沉下去。

我连滚带爬地扑过去,一把抓住她的手腕,拽住就往岸上拖。

她的衣服吸了水,死沉死沉的。

拖上岸的时候,我们两个都瘫在泥地上喘气。她趴在地上,呛了好几口水,咳得脸上通红。我躺在她旁边,雨水浇在脸上,感觉天光都暗下来了。

好一会儿,她转过来看着我,眼神里有一闪而过的情绪,说不清是什么。

然后她爬起来,抹了一把脸上的泥水,什么也没说,拉了一下湿透的衣摆,一步一滑地走了。

那天晚上,队长丁顺端着碗蹲在仓库门口,看了我半天,才闷声说了一句:“你今天那把子力气,不该使在那儿。”

“干啥?”

“你救谁不好,救了她。队里人可都看着呢。”

我扒拉了一口饭,没接话。

雨停了之后,天气闷热得像蒸笼。我再去出工的时候,隐约感觉队里的人看我的眼神有了一丝微妙的变化,说不上好坏,就是比之前多了一点什么。

罗晓雪还是一个人干活,一个人歇息,谁都不搭理。

但我注意到,有一天中午我啃窝头的时候,她路过我身边,往我脚边放了一根黄瓜。

没有说任何话,头都没有偏,直接就走了。

那根黄瓜是刚从地里摘的,还带着刺。

我攥着那根黄瓜,看了她走远的背影,心里头说不出是什么滋味。

队里所有人都在跟我说她的成分,说她爹是走资派、是大黑五类,说她不该碰。

但那天在水里,她拼了命往缺口填土的那股狠劲,和她往我脚边放黄瓜的背影,像两个模子,在我脑子里烙出同样一个人来。

这个人,我叫不出名字,但记住了。

02

秋收之后,队里开会,检讨防洪工作,队长丁顺点名批评了我几句:“张思淼同志,年轻有干劲是好的,但劳动生产中要注意方式方法,不能逞个人英雄主义。”

他没明说救人的事,但队里的人都听出来了。

我看见罗晓雪坐在最后一排靠门的位置,低着头,看不出表情。

散会之后,人走光了,她还坐在原地没动。

我故意磨蹭了一会儿,等所有人都走了,她也站起来往外走。

经过我身边的时候,她脚步停了一下,声音不大不小地说:“往后,你别管我了。”然后就走了。

我当时没听懂这句话的分量。后来才明白,她是为了我好。她是怕连累我。

秋收最忙的那几天,我中暑了,头重脚轻,眼前发黑,一下子栽倒在田里。

醒来的时候,我躺在一间干净的屋子里,屋子不大,收拾得很利索,墙角挂着几串干辣椒,灶台上烧着水,咕嘟咕嘟冒热气。

罗晓雪坐在门槛上,背对着我,不知道在看什么。我动了一下,她回过头来,端着一碗小米粥走过来,放我身边:“醒了就吃了。

我挣扎着坐起来,接过粥,烫的,小口小口喝。

她转身从柜子里翻出一个玻璃瓶,里面泡着黄褐色的药酒,倒了小半杯给我:“你中暑,喝这个,解暑气。”

“你家挺干净。”我找话。

她不接话,自己抓了把干柴往灶膛里填。

我喝完粥,精神好了些,打量这间屋子。

墙上贴着一张褪了色的年画,画旁边挂着一幅字,纸已经发黄了,上面几行字迹,方正有力,一笔一画都透着功夫。

我念了两行,是《岳阳楼记》。

“这字谁写的?”我问。

她没抬头,声音淡淡的:“我爸。”

我愣了一下,没敢继续问。她爸是谁,队里人人都知道,我不用问。

那天下午,我靠在她家炕上又睡了一觉。起来走的,罗晓雪把我送到门口,从灶台上拿了两个蒸好的红薯递给我。

“以后下地的时候,太阳大的时候不要死顶着干。”她说这话时,低着头,好像在跟手里的红薯说话。

“知道了。”

我走出老远,回头看了一眼。

她还站在门口,穿着一件洗得发白的蓝布褂子,手搭在门框上,默默看着我。

那幅背影,孤零零的,像一棵长在坡地上的树。

有一回下工之后,我沿着河边走,远远看见一条山路上一群人往这边来。

前头两个扛着枪的民兵,后面跟着几个穿灰衣服的人,中间一个头发花白的男人,弓着背,步伐艰难地走在碎石路上。

我站在河沟对面,看了一会儿。

那个男人的背影虽然弯着,但每一步都踩得很稳,像是在丈量什么。

我认出他是谁了,心里说不上有什么感觉,只是站在那儿没动。

等到那群人走远了,我转过身,看见罗晓雪站在五六步外的田埂上,怀里抱着一摞刚从地里收的白菜,眼眶红了,嘴唇抿成一条线。

她没有看我,也没有看那条路,只是站在那里,像一截沉默的木头。

过了很久,她低下头,抱着那摞白菜,慢慢地往家的方向走。她路过我身边的时候,我看见她的嘴唇动了一下,像是在说什么。但我没听清。

后来我想,她大概什么都没说。她只是把那些委屈咽下去了。

那天夜里,我躺在仓库的床上点着煤油灯看得意记的笔记,什么都没看进去。

脑子里翻来覆去都是那个花白头发的背影,和罗晓雪站在田埂上红着眼眶的样子。

队里的人都叫她“黑五类家属”,见了她绕着走。

但我开始觉得,人不是用成分来分的。

这念头在当时是犯忌讳的。我不敢对任何人说,只在夜里翻来覆去地琢磨,越琢磨越睡不着。

过了几天,我干完活往队部走,碰上罗晓雪挑着一担水迎面过来。她看见我,脚步放慢了。

我说:“那幅字写得真好。”

她顿了一下,说:“他以前教我,做人要像写毛笔字一样,站直了,一笔一画,落笔要正。”

“那你爸……”

她挑着水,从我身边走过去。走了几步,停住了。

他是好人。”她说。声音不大,但像钉子一样,扎进地里。

然后她又走了。我站在原地看着她的背影,直到她一担水挑进自家院子,消失在土墙后面。

那年冬天下了第一场雪的时候,我特意绕到她们村口的那条小路上,远远看见她家烟囱里冒出一股细细的炊烟,慢慢升上去,又被风打散。

那是我第一次觉得,一个地方的炊烟,是会让人牵挂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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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3

入冬后农活少了,队里组织大家学文化。

队长丁顺找到我,说我是知青,有文化,让我教社员们认几个字。

我答应了。

教室里没有黑板,就在墙上刷了一块黑漆。

晚上点煤油灯,大家围在一起取暖。

罗晓雪没有报名。每天晚上她都会扛着一捆柴火从我门口的土路上经过,看我屋里亮着灯,也不进来,只是在窗影里站一小会儿,就走了。

有天晚上雪下得大,她经过的时候,我推开门:“你怎么不进来学字?”

她站在雪地里,肩上落满了雪:“我不合适。”

“有什么不合适的?”

“我学着也没有用。”她说完就走了。脚印一深一浅地印在雪地上,我站在门口看了好久。

过了两天,我从供销社买了两本作业本,写了一页字,做了一份“课后作业”,趁天黑塞进她家门缝里。

没写名字,只写了一句话:“字练好了,你可以看书。

第二天,我路过她家的时候,看见门缝里探出半个信封。

我捡起来,里面是那页作业纸,字抄得工工整整,每一笔都是用心的。

下面歪歪扭扭写着一行字:这字好看,我跟你的写,我学。

我站在雪地边上,乐了半天。风刮得脸生疼,但我忍不住笑。

日子就这么过了大半年,到了1973年开春。

我爸的信就是这时候到的。

信是生产队的人从公社带回来的,我拆开一看,三页纸,写了满满三页。开头还叫我的名字,中间就变成了“张思淼同志”,措辞一句比一句重。

“你要清楚你的立场和身份。你是国家培养的知识青年,是工人阶级的后代,怎么能在农村跟一个成分有问题的女人混在一起?你和她的事,我听说了一些,从今天起,你必须和她断绝往来。如果你不听,咱们家就没有你这个儿子。”

落款:张长海。

我攥着那封信,在仓库门口站了很久。冬天的风灌进领口,我都没有觉出冷。脑子里反复翻搅着一句话:成分有问题。成分有问题。

罗晓雪是什么成分?

她爹是“走资派”。

可她这个人呢?

她在暴雨里拼命填土的时候,她给我熬小米粥的时候,她蹲在雪地里看那页字的时候,她哪一次不是个活生生的好人?

那天晚上我回信,撕了三张纸,最后只写了一句:“爸,她是好人。你信我一回。”寄出去之后,我谁也没提。

没过几天,罗晓雪来找我收茅草,赶上我在屋里写信封。

她看见了抽屉里的信纸,看见了上面那行字。她站在门口,停了一会儿,慢慢开口:“你爹不同意吧?”

我没瞒,把信的事简单说了。

她沉默了很久,说:“你爹说得对。我的成分确实不好。你要是跟我走太近,影响你自己。

“你是不是也跟他们一样,觉得我应该躲着你?”我问。

她垂着眼,没有答话。

“成分不好是成分不好。”我说,“我不是那种人。”

她抬起头看了我一眼。煤油灯的光晃了晃,她的眼睛里亮了一下,很快就暗下去。她转身说:“你是个实在人。”

说完她走了。但她走到门口的时候,又停下来,没有回头,声音很轻地说了一句:“我记着呢。”

04

1973年冬天,罗晓雪的母亲病倒了。

病得急。头天还能下地干活,第二天就起不了床了,发高烧,烧得说胡话。公社卫生所的大夫来看过,说是急性肺炎,得用青霉素,得上县医院。

县医院离红旗公社六十里路。

罗晓雪揣着家里仅有的几块钱,跑了半个村挨家挨户借钱。没有人借给她。多一句话都没有,都摆摆手表示没有,谁也不敢跟“黑五类家属”沾边。

那天晚上,我收拾屋子,把自己的行李翻了个底朝天。

我的手表是半年前我爸从省城托人捎来的,上海牌的,一直舍不得戴。

我给队长丁顺留了一封信,说家里有急事,请假进城一趟。

然后我走了六十里路,到县城把表卖了。

一百二十块钱。

我拿在手里厚厚一叠,走了五十里赶回公社,天都黑了。

到了罗晓雪家,她正坐在灶台前发呆,灶膛里的火早就灭了,屋里冷得像冰窖。

我把钱放在她面前:“明天早上,送婶子去县医院。”

她看着那卷钱,抖着手摸了一下。没有问我钱是哪来的,没有说感谢的话,半天才问了一句:“你的表呢?”

我下意识地摸了摸手腕,没说话。

她低下头,攥着那卷钱,攥了很久,指节发白。好一会儿,她说:“我记着呢。”声音沙哑得不像她。

我蹲下来,看着她说:“你别记,我就是顺手。”

“你少糊弄我。”她抬起头,眼里全是泪花,一滴都没有掉下来。“你是个好人,我记着呢。”

第二年春天,罗晓雪的母亲出院了,病好了大半,但还是落下了咳嗽的病根。

队里那段时间风言风语更多了,都有一种传言撞上了我的耳朵:“张知青把手表卖了,给黑五类的家属治病。”

我没有解释。

1974年二月,我做了个决定。

我找到罗晓雪,直截了当:“咱们结婚吧。”

她愣住了,看着我:“你糊涂了?”

“我没糊涂。我仔细想过了,我带我媳妇回城,谁也拦不着。”

你爹不会同意。

“那是我爹的事。”

她沉默了很久。

那几天她都没有再跟我说话,我以为她不愿意。

第三天夜里,她忽然来到我的仓库门口,怀里用布包了一双新做的布鞋。

她把鞋放在我手里,说:“你要是不后悔,那我们就领证。”

我攥着那双布鞋,鞋底纳得密密麻麻,针脚细得像蚂蚁爬过的线。

那年三月,我们在公社民政科领了结婚证。

没有鞭炮,没有酒席,没有新衣裳。

就我俩一人一碗面条,面条是罗晓雪亲手擀的,里卧了一个荷包蛋。

她把荷包蛋拨到我碗里,说:“你吃,你干活重。”

我说:“你吃,你太瘦了。”

她笑了。那是我认识她两年来,第一次看见她笑。

1975年冬天,女儿出生了。

我给她取名小梅。

罗晓雪抱着孩子坐在炕头上,小梅张开嘴打了个哈欠,眼睛还睁不开。

罗晓雪低头看了一眼,说:“像你。”我说:“像我,性子活泛。”她哼了一声:“像你就完了,跟你一样倔。”

日子苦,但过得有滋有味。

我白天出工,她在家带孩子、缝补衣裳。

晚上点起煤油灯,教她认更多的字。

她学得快,记性也好,不到半年就能自己看报纸了。

1977年恢复高考的消息传到公社的时候,我正在地里干活。

队长丁顺跑过来,挥舞着一张报纸,喊:“张知青,高考恢复了!你可以考大学了!

我的手在裤腿上擦了一把,慢慢直起腰来。罗晓雪站在田埂的另一头,隔着大半个田,看着我。她喊了一声:“去考。”

那一年我考上了省城师范大学。

1978年春天入学,1980年夏天毕业,分配到省城一家机关单位上班。

刚报到第二天,我就给公社写了封信,告诉罗晓雪,收拾收拾,咱们回城。

信发出去不到一个月,罗晓雪就带着小梅到了省城长途汽车站。

我接到她们母女的时候,小梅躲在罗晓雪身后,怯生生地看着我,手里攥着一根糖葫芦。

罗晓雪瘦了,脸上的轮廓更硬朗了一些,但精神还好。

“走吧,回家。”我说。

她看了看我:“认家门去?”

“对,认家门去。”

她抱着小梅,坐进长途汽车站外面的三轮车里,一路颠簸了半小时。我坐在她旁边,心里盘算着该怎么跟我爸开口。

没想到,车还没开到家门口,变故就先来了。轿车围上来的时候,那一巴掌的响声还留在我的耳朵里,仿佛在我的耳膜里嗡嗡作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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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5

三轮车拐进我家住的那条巷子,还没停稳,小梅就看到了什么,往罗晓雪怀里缩了缩:“妈妈,好多车。”

我顺着她的视线看过去,心头一沉。

巷子里停了三辆黑色的轿车,擦得锃亮,在秋日的阳光下一字排开,堵住了半条巷子的路面。

我数了一下车牌,全是省会的牌子。

这种车在这个年代可不是普通人家坐得起的。

我皱眉看了看,对罗晓雪说:“也许是我爸的同事开的。”

我带着罗晓雪和小梅下了车。我家院子在巷子的中段,是单位的家属院。刚走到门口,院门就开了。

我妈韩玉兰站在门口,一看见我们,脸色瞬间僵住了。她张了张嘴,没说话,又转身往里走。

罗晓雪抱着小梅站在门口。我提着行李,刚要跨进去,一个声音从院子里传出来:“让她先把人放下,我有话跟你说。”

我爸张长海从院里走出来。他的头发比三年前我走时白了不少,身板还是硬朗,一双眼睛精亮地盯着我们。

“爸,这就是晓雪,小梅是我闺女。”我说。

张长海没有看罗晓雪,也没有看小梅,他的眼睛一直盯在我脸上,目光里全是压抑不住的怒气。

“你知不知道你干了什么?”他压着嗓子问。

“我知道。我娶了她,我生了个闺女。”

“你!”我爸的胸口剧烈起伏,嘴里吐出一句话来:“我早就写信告诉你,让你跟她断了。你倒好,人家成分有问题,你还把人家娶了,还带回家里来!”

罗晓雪站在我身后,一声不吭。小梅把头埋到她肩膀上,不敢看人。

我把行李放下,深吸了一口气,平静地说:“爸,她是我的媳妇,我带回家长长眼。你要是有什么气,冲我撒,别当着孩子的面。”

我爸的嘴角气得直抖。他没有再说第二句话,抡圆了胳膊,一巴掌扇在我脸上。

“啪”的一声脆响,我的脸被扇得偏到一边,耳朵里嗡嗡响了一阵。

“你个小兔崽子!连她都敢娶!你是要气死你老子啊!”我爸嘶声喊道。

“张长海,你当着孩子的面,别这样。”我妈从屋里冲出来喊。

但还没等他说出下一句,就发生了,三辆黑色轿车的车门几乎同时打开了。

我下意识地把罗晓雪和小梅挡在身后。

几个穿中山装的人从车里下来,步伐稳健,径直小跑到我们面前。

为首的是个五十来岁的中年人,四方脸,浓眉,衣着整洁。

他走到罗晓雪面前,恭恭敬敬鞠了一躬。

罗同志,是您吧?

院子里突然安静了。

我爸的手举在半空,还没有落下来。他瞪大了眼睛,定定地看着那个中年人。

罗晓雪抱着小梅,沉默了数秒。我感觉到她的手臂微微收紧了一些,然后她用极轻的声音回答:“是我。”

“罗永贵同志平反了,省里派我们来接您回家。”中年人恭敬地侧了侧身,“车子已经准备好了。”

那一瞬间,我能听到自己的心跳声,整条巷子静得像水面一样的寂静。

“她爹?”我开口时,声音发干得厉害。

中年人看了我一眼,又看了看罗晓雪怀里的小梅,说:“您是张思淼同志吧?罗永贵同志专门交代了,接您全家一起去。

“等等。”我脑子里转不过弯来,“晓雪,你爸,什么时候……”

“去年。”罗晓雪说,声音很低,“去年秋天,他写了封信给我。”

“你为什么不告诉我?”

“我没有不想你看不起我,也不想让人觉得,我是图你们家什么。”她把小梅往怀里搂了搂,看着我,眼眶发红,声音都在发抖,“我不想让任何人觉得,我嫁你,是因为我爹有一天会出来。”

我爸的母亲一把扶住院门框,人往下溜了溜。

张长海转头看向我,嘴唇动了几下,没有发出声音。

他刚才还举着巴掌骂我“你小子连她都敢娶”,现在他发现,他的儿媳妇,是原省计委主任的女儿,今天平反了。

他打的这一巴掌,打得结结实实。

06

整个下午像一场梦。

那个穿中山装的中年人姓许,叫许明,自称是省委办公厅的干事。

他客客气气地跟我爸我妈点头问好,说车子停在外面,等罗晓雪安排好家里的事,随时可以去医院看罗永贵。

我站在院门口。

许明走后,我爸张长海站在原地,脸色一会儿白一会儿红,好像想让罗晓雪赶紧进门坐,又不知道该说什么好。

他张了几次嘴,最后憋出一句:“进……进屋坐吧。”

我妈赶紧去倒茶,又把小梅往屋里让。罗晓雪没有动,她站在院门口,低着头,不知道在想什么。

“晓雪。”我轻声叫了一句。

她抬起头来,看了我一眼。那一眼里什么都有,慌乱、委屈、忧虑、还有一丝说不清楚的东西。她嘴唇抿了抿,说:“我是不该瞒着你的。”

“你该跟我说。”我看着她,“你爹的事,这么大的事,你不该一个人扛着。”

“我怕你……”她说到这里就停了,转身走进了院子。

那天晚上的饭是我妈做的。

一桌子的菜,红烧肉、糖醋排骨、清炒时蔬,还有一盆鱼汤。

我爸坐在主位上,手放在膝盖上,把膝盖搓了又搓。

他夹了一块排骨放进罗晓雪碗里,动作僵硬得像个第一次干农活的书生。

“吃……吃菜啊。”他说。

罗晓雪说了声“谢谢爸”,就没有再开口。

饭后,小梅困了,在我妈怀里睡着了。我带着罗晓雪去我以前的房间。房间很小,床是新铺的,被罩是刚换的。

关上门之后,屋子里安静得只剩下窗外的虫鸣。

“晓雪,”我坐在床边,“你爹写给你的信,你还留着吗?”

她点了点头,从衣服口袋里掏出一个旧信封,递给我。信封已经磨得起了毛边,看得出她常常抽出来看。

我抽出信纸,上面只有一行字,笔力遒劲,骨气十足:“晓雪,爸出来了。等我回来。”

“你不告诉我,因为你觉得我会在意这个?”我问。

她坐在床沿,低垂着眼睛,安静了半晌才开口。

“我不想你爹娘觉得,你娶了个高干家的闺女,图的就是这层关系,我也不想让你们家为难。”

那你现在觉得呢?

她抬起眼睛看着我。煤油灯的光在她眼睛里晃了一下,她的眼眶里浮起一层水光,又硬生生地压了下去:“我不敢说。”

“你别怕。咱们是夫妻,五年的夫妻了。”我伸手握住了她的手。她的手很凉,掌心的茧子厚厚一层,那是五年地里劳动磨出来的。

“思淼,我其实一直怕,”她声音轻轻地说,“我怕你回城之后,觉得我一个农村妇女,配不上你了。我怕你爹妈嫌弃我出身不好。我怕……”她哽咽了一下,“我怕你后悔了。”

我的心像被人攥了一把,闷疼闷疼的。

“你看着我。”我扳起她的下巴,“我跟你说,罗晓雪,我张思淼这辈子做过最不后悔的事,就是娶了你。你信也好,不信也好,反正我没改过主意。”

她的眼泪终于掉下来,一滴一滴砸在衣襟上。

她没有哭出声,只是咬着嘴唇,无声地流着眼泪。

五年来,我头一回看见她哭。

她哭得这样安静,又这样用力,像是把积攒了五年的委屈全倒了出来。

我坐在她身边,拍着她的后背,让她哭了个够。

窗外起了风,吹得院子里的梧桐树叶子哗啦啦响。

城里不像乡下,没有蛐蛐叫。

但我听见了远处铁道上传来的火车汽笛声,长长的一声,被夜风裹着送过来。

她哭了很久。哭完之后,她去洗了把脸,回来说:“明天,去医院看我爸。”

“好,我陪你去。”

她又说:“你爸今天那一巴掌……”

“没事,不怪你。”我说。

她没有再说话,把女儿搂进怀里,躺在床里侧,面向墙壁。

我吹灭灯,挺直身子躺下也睡了。

黑暗中,我听见她低声说了一句话,声音很淡:“我嫁给你,这辈子不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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