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十岁生日那天，工牌被收走的时候，我手里那杯茶还没凉。
保安喊了我两声，我才回过神来，机械厂不要我了，我在这个干了十七年的地方，成了一个多余的人。
晚上老同学聚会，邓斌在全场人的注视下拍我的肩膀，说下来跟他干。
我点了头，心里像被人泼了一盆冷水。
我不知道，从那一刻起，后面还有三道关口等着我。
面子，翻脸，输赢。
每一道都差点把我压垮。
我花了半年时间，才一道一道闯过来。
写下来，给跟我一样的人看看。
四十岁生日那天，我压根没想过要庆祝。
早上起来，贾琦给我煮了一碗面，卧了个荷包蛋，说今年先简单过，等发了年终奖再补。
我扒了两口，擦了嘴就出门了。
到厂门口的时候，保卫科老周正等着我，手里拿着一张纸。
他看见我，嘴张了张，最后把纸递过来说：“振华，厂长叫你上办公室。”我接过来扫了一眼，是解除劳动合同通知书。
我盯着看了半天，没说话。
老周又催了一句：“上去吧，别让人等着。”
我沿着楼梯往上走，一步比一步沉。车间里的机器声从二楼传上来，嗡嗡的，和平时一个样，今天听在耳朵里，总觉得扎得慌。
厂长姓王，平时不太说话，这回也没绕弯子：“厂里效益不好，第一批下来三百人。你技术好，但你不是干部编制。”他说得委婉，但意思就一个字：走。
我问他：“我干了十七年了。”他没接话，从抽屉里拿出一张领钱单推过来：“三个月补偿，社保给你交到年底，条件不错了。”我看了看那张单子，没签，转身出了办公室。
回工位收拾东西的时候，旁边的赵家辉没敢抬头，低头擦他的工具箱，擦了十来遍。
我在厂门口站着，那棵老梧桐树的叶子掉了一地，风一吹，往我脚上扑。
口袋里手机嗡嗡响，是贾琦发来的：“晚上早点回，给你炒两个菜。”我盯着那行字看了半天，没回。
四点半，手机又响，邓斌发来的：“晚上六点，老地方，同学聚会，必须来。”邓斌，我高中和厂里的老伙计。
当年一起进的机械厂，后来他跳出去自己干，这几年混得不错。
我的事，他应该知道了。
六点我还是去了。
聚会在东街那家老馆子，一进门热气扑面。
圆桌上坐了七八个人，邓斌坐在正中间，穿一件深棕色皮衣，头发梳得整齐，正跟大家伙儿说笑。
他看见我站在门口，两步迎过来，拍了拍我的肩膀：“来了，老张！多少年没见了！坐我旁边！”
我说好。
他给我拉了把椅子，又当众叫人添了一副碗筷：“老张在厂里干了十七年，手艺顶尖，你们谁有机械上的事尽管找他。”我在那张塑料椅子上坐下，拘着腰。
有人问邓斌：“老邓，你公司还招人不？我那儿子没考上大学，想找个活干。”邓斌用筷子夹了一粒花生米：“招，只要肯学，我都要。”
“待遇怎么样？”
“起步五千，干得好八千一万，看能力。”
桌上的人发出羡慕的声音。我端起面前那杯啤酒，喝了一口，凉的。邓斌突然扭过头来看着我：“老张，听说你下来了？”
这个话题还是被挑开了。
桌上安静了一瞬。
我把啤酒杯放下来，没说话。
邓斌站起来，绕过半张桌子，把手搭在我肩膀上，声音不小：“下来跟我干。我这边正好缺个技术骨干，你来了就是主管，待遇比厂里高。我一个电话的事。”
我端着杯子，指尖发僵。所有人的目光都落在我脸上。我张了张嘴：“好，我考虑考虑。”邓斌一拍我的肩：“考虑什么，明天就过来！”
我没吱声。
那顿饭吃得又热又长。
散场的时候九点半了，我走到门口，冷风灌进领口。
邓斌手里掐着车钥匙走到我边上，补了一句：“老张，你那点面子，不值钱。男人过了四十，得把日子过明白。”
我没回他，转身往家走。路灯把影子拉得一截一截的，踩一脚碎一下。
到家时贾琦还没睡，客厅灯亮着，桌上放着两个菜，一盘炒豆芽，一盘红烧肉，凉了。
她坐在沙发上看手机，听见门响抬头：“怎么才回来？菜都凉了。”我说同学聚会，吃过了。
她看了看我脸色：“你被裁了？”
我脚步顿了一下：“你知道了？”
“厂里王姐打电话告诉我的。你下午不接电话，想瞒谁呢？”我没吭声，在沙发上坐下来，把那两个凉菜吃了。
嚼着嚼着，手机亮了，是儿子张凯唱发来的微信：“爸，下学期学费5800，学校通知周六前交。”
我看着那行字，嘴里的红烧肉嚼不出味道。
贾琦用遥控器关了电视：“你跟我说说吧。”我把手机扣在桌上：“没啥说的，厂里不要我了，老同学让去他那儿干，我答应了。”
贾琦愣了一瞬：“你答应了？”我说：“答应了。”然后掀开被子躺下，脸朝墙。
那晚我眼睛睁到凌晨三点，看窗外路灯的光从窗帘缝里钻进来，在地板上划了一道白线，又慢慢挪走。
我心里堵着一块石头。
四十岁这天，我把自己活成了一个笑话。
更笑话的是，第二天早上，我还得去上班，去给我那个老同学打工，去他公司里当“主管”。
面子这个东西，那时候我还放不下。可日子逼到跟前，容不得你放下不放下的。
第二天早上七点，我到邓斌公司报到。
他带我跟一圈人见过面，最后把我安排在技术部靠窗的工位上。
他当着所有人的面拍我肩膀：“咱们老张，厂里的老师傅，以后技术上的事你们多听他的。”我站在那里，看一大半人比我年轻，有人叫振华哥，有人叫老张师傅。
有倒水的，有递烟的。
那几天我没闲着。
邓斌给了我一摞图纸，说有个大项目，需要做一套完整方案，半个月内要交。
我白天看图，晚上回家改参数，熬到后半夜，台灯从十一点亮到凌晨两点。
贾琦嘴上没说，半个月没让我碰一双碗筷，说手是干活的，别洗坏了。
可方案做到第十天，出了岔子。
图纸上有个数据跟我核出来的对不上，差了零点几。
我拿去找邓斌，他正在接电话，见我站在门口，抬了一下下巴示意我坐。
电话讲了十几分钟，等他挂了电话，才转过脸说：“图上的数据是甲方给的，不用动，按图纸来就行。”
我说：“按这个数据做出来的东西，用不了两年就得坏。”他盯着我看了三秒：“老张，咱们做的是生意，不是搞科研。”我憋着一口气没出来，拿着图纸走出了办公室。
第三天夜里十点半，我刚把方案初稿赶完，手机响了。
张振国打来的，我哥。
他第一句话说：“妈摔了，在县医院，你回不回来？”我放下手里的文件夹就往外走。
半夜没有班车，我打了一辆车回县城，一百二十公里，到了医院已经凌晨两点。
母亲躺在走廊加床上，右手打着石膏，脚踝也缠了纱布。
她看见我进来，第一句是：“你咋半夜跑回来了？我又没啥大事。”护士说老太太在菜市场下台阶踩空，摔得不轻，肩胛骨骨裂，脚踝扭伤，得住二十来天。
天刚亮，张振国来了，后头跟着宋云。
宋云一进门，眼睛先朝床头的柜子扫了一圈，才笑着说：“妈，你摔得咋样？我们一听说就赶过来了。”母亲半睁着眼：“没事，死不了。”张振国在旁边坐下，手指在膝盖上敲了一会儿，忽然开口：“妈，你那间门面房，我听人说，下个月要拆了，是不是真的？”
母亲眼睛闭着，没应声。
张振国又补了一句：“听说拆迁款下来能拿不少，那铺子不是你一个人的吧？爸去世那年，我也出了钱修的。”母亲睁开眼，看了他一眼：“你出的那一千，修了个门头。”
张振国的脸有点红。
宋云接话了：“妈，话不能这么说。振国是老大，家里的事他不该分一份？”我在旁边端着水杯站着，水烫得掌心疼，一句话也没说。
晚上，我去洗手间回来，看见张振国站在住院部楼门口的台阶下，背对着灯光，面前站着一个男人。
那男人穿一件深色夹克，看不清脸，只听见半句话飘过来：“……那块地的事，你回去跟老太太探探口风……”张振国点头哈腰的：“赵老板放心，我这边有数。”
我顿住脚步。赵老板。我脑中闪过邓斌办公室里挂的那份合同的落款，姓赵。我没多停留，转身回了病房。
第二天一早，宋云带了两根油条一碗粥。
她先放下粥，看了看房间：“妈，这是振华给你换的单间？一天得多花好几十吧。”母亲说：“是振华垫的钱。”宋云嘴上笑嘻嘻的：“振华出息了，不像我们家振国，没本事。”顿了一下，忽然压低声音：“妈，那个拆迁款，我听居委会的人说了，能拿六十多万呢。这钱……”
话没说完，隔壁床的阿姨咳了一声。宋云的话被打断了，她干笑了一声，换了个话题。
下午，邓斌打电话来催我回去：“老张，方案明天就要交到甲方，你得回来把最后几页弄一下。”我挂了电话，跟母亲说要回城一趟。
张振国接过话：“你去你去，妈我守着。”我看了他一眼，心里总觉得不踏实，但还是走了。
第二天下午三点，邓斌签完文件，把我叫进去。
他从抽屉里拿出一个红包，放在桌上推过来：“老张，辛苦，启动阶段，意思意思。”我拿起来捏了一下，薄薄一层，大概五百块。
我没说话。
邓斌像是没感觉到，拉开椅子坐下：“方案他们很满意，后续还有二期，你继续跟进。”我出了门，在走廊上迎面碰见赵永利。
他停下脚步，上下打量了我一眼：“技术不错，但你不值这个价。”
我站在走廊里，看着他的背影进了邓斌的办公室，半天没动。
下午五点半，医院打来电话。
护士说母亲下午一直在吐，我哥上午十点多就走了，到现在没回来。
我握着手机，手指发抖：“人有没有事？”护士说：“检查过了，消炎药反应，不太要紧，但老人身边不能离人。”
我请了假，坐最后一班车回县城。
到了医院，母亲已经睡了，脸色蜡黄。
我在床边坐着，用棉签蘸了水给她润嘴唇。
她睁开眼，看见我：“你怎么又回来了？”我说：“下班了，来看你。”她嘴角动了一下，没再说话。
深夜，我路过护士站，听到两个护士说话：“老太太的药费今天上午有人又交了一笔，只留了个名字，说是她的老邻居。”
“好像姓薛，住东头菜市场那边的。”我问了一句：“薛桂芳？”护士点头：“好像是这个名字。”我记起来了，薛桂芳。
二十多年前跟母亲一起在菜市场摆过摊的老姐妹，后来母亲开了铺子，她还来帮过两年忙。
我在走廊的塑料椅子上坐了一整夜。口袋里那五百块钱，我攥了一晚，手心全是汗。
我在医院待了两天，母亲的烧退了。
张振国又回来了一趟，带着宋云，说那天家里有事临时走了。
我没当面拆穿他，但当着母亲的面，我多留了一个心眼：“哥，妈住院这段时间，药费我垫着，住院单在我手里。等出院之后，我把账算清楚，多的退，少的补。”
张振国的脸色微微一变。
宋云接过话：“振华你这话啥意思？一家人分那么清干啥？”我说：“不分清楚，怕到时候账烂了人还扯不清。”母亲在床上拍了拍被子：“行了行了，我还没死呢。”
当天下午我回了城。
晚上，贾琦坐在沙发上，眼神在电视上，又不在电视上。
我问她怎么了。
她关了电视：“你儿子不见了。”我脑子一嗡：“不见了是什么意思？”贾琦说：“张凯唱三天前就没去上课，室友说他打包行李走的，电话打不通，微信也不回。”
我打了半天电话，关机。
班主任说，张凯唱之前找过好几次，说要休学，说读书没意思，想搞什么游戏直播。
我听到“游戏直播”几个字，火从胸口往上冒。
第二天中午，赵家辉打来电话。
这个人自从厂里辞退后就没了联系。
他的电话打过来的时候，我正在邓斌公司食堂吃盒饭。
他说：“振华，我听说你进邓斌公司了？”我含着一口饭，含糊应了一声。
“你知道当年那起事故的处分档案，还在厂人事科存档吗？”
我筷子停住了。
那起事故。
1994年，车间三号机台故障，我的操作记录一切正常。
邓斌上的晚班，出的事。
厂里调查的时候，他来找我，说他正在评工程师职称，出了这回事这辈子就完了。
“哥，你帮我这一次，我记你一辈子。”我认下了那个处分，扣了半年奖金。
后来他辞职下海，越做越大。
赵家辉在电话那头说：“我回厂里办失业保险，翻了旧档案，你那份处分决定还在柜子里。复印件你需要的话，我可以搞一份。”我说：“不用，那个东西早过去了。”赵家辉顿了一下：“人家现在用你，跟当年用你是同一种用法。你自己想想。”
电话挂了。
我坐在食堂的塑料椅子上，看着窗玻璃上落了一层水汽。
赵家辉不是随口提的。
他提醒我那页档案还在，是什么意思，我没有听明白，又好像有些明白了。
晚上八点多，张凯唱自己回来了。
他背着个双肩包，头发好几天没洗的样子。
他进门换鞋，闷声说了一句：“爸，我不想上学了。”我压着嗓子问他：“你说什么？”他又说了一遍：“我不想上学了。”我走过去，一脚踢翻了他的书包，东西哗啦撒了一地。
他站起来，个子比我还高：“你踢我东西干什么！”
我也吼：“你十八岁了，连个书都念不好，你还想干什么？”他喊：“念书！念书！你除了会叫唤还会什么！你一个机械厂的，干了十七年被人赶出来，你教我什么？教我怎么窝囊一辈子吗？”
我愣住了。他抓着书包带子，眼睛红红的，转身进了卧室，把门反锁了。贾琦在厨房里洗碗，水声哗哗地响，可我分明看见她的肩膀在抖。
我走出家门，蹲在楼下花坛边抽烟。
抽到第三根的时候，手机响了，赵家辉发来一条微信：“档案复印件的事，你真不用？邓斌现在合作的那个赵永利，以前在咱们厂附近开建材店的，你知道不？他跟张振国认识。”
我盯着屏幕，手心里全是汗。
张凯唱第二天一早就走了，没多说一句话，背着那个脏兮兮的双肩包，在门口换鞋的时候背对着我说：“我去同学家住几天，别找我。”门砰的一声关上了。
贾琦坐在餐桌前，面前放着一碗已经凉透的粥，没动。
我站了会儿，穿鞋出了门。
我决定去邓斌公司辞工。
走到门口，在台阶上坐了一会儿。
太阳很好，十一月的阳光照在玻璃幕墙上，晃得人眼睛发花。
推门进去，技术部走廊尽头那面墙上，换了一个新展板。
第三张照片下面写着“刘洋，设计负责人”。
照片底下那几行介绍我太熟悉了，那些措辞，那些技术参数，是我熬了半个月熬出来的。
刘洋坐在工位上，看见我在看那张展板，笑了一下：“张工，邓总说这个方案署名用我的名字，说我在对外沟通上更有经验，你不介意吧？”我没说话。
我走到邓斌办公室门口，推开门。
他正在打电话，看见我进来，示意我坐。
我没坐。
我说：“邓斌，方案是不是应该还我。”邓斌对电话那头说了句“回头再说”，挂了，抬起头看着我：“老张，你说什么？”我说：“那份方案是我做的。你署他的名字也行，但至少跟我打个招呼。”
邓斌站起来，把门关上：“老张，你听我说。刘洋是赵总那边的人，方案用他的名字走流程，是上面的意思。”我问他：“赵永利？”邓斌点头：“老张，这个行业就是这样。你以为你做得好的东西就是你的？项目是人家给的，平台是人家的，分红我肯定给你算。”
我说：“上次你给我的五百块钱，是什么？”邓斌没有说话。
我转身拉开门，走了出去。
在走廊尽头的厕所隔间里，我蹲了很长时间，双手抱着头。
我想到赵家辉的话，想到赵永利扫着我的眼神，想到那些亮到凌晨两点的台灯。
下午三点，我回了县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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