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棚村

我们村子里有三家种大棚蔬菜，近几年陆续得癌症了，前后没超过两年。有人说是因为大棚上盖的塑料布被太阳晒久了会放出毒气，也有人说是因为他们总是打农药。可我觉得，是土地受不了了。

我叫赵晓霞，嫁到芦花村那年刚满二十五，在镇上的棉纺厂做会计。我丈夫周军是村里第一个到城里念过中专的人，学的是农业技术，毕业回来承包了二十亩地。那是二〇〇五年，离现在有十几年了。那时候他站在地头，指着刚支起来的竹棚对我说：“晓霞，不出三年，这棚子就能给咱们翻盖小楼。”

我记得他的手上有茧，指甲缝里嵌着洗不掉的黑泥，可他笑起来像刚毕业的学生，眼睛亮得能映出整片天空。我那时候不信他，只当听了个笑话。可不到三年，我们真的盖了房，两层的楼房，外墙贴着白色瓷砖，院子里打了洋灰地。周军说得对，大棚比种地强。

芦花村最早种大棚的是三个男劳力。马有福、郝大涛，还有我丈夫周军。马有福家的棚在我们家南边，郝大涛的在西边。三家的棚子挨着，塑料布在太阳底下反着白光，远远看去像三块补丁牢牢钉在黄土地上。村里人说他们仨是“棚友”。这词带着三分打趣，七分羡慕。

种大棚是个熬人的活计。每年秋分翻地，把土里的旧茬子清干净，再起垄。入冬前扣上塑料布，里头的活物就靠人一根根撑起来。西红柿、黄瓜、茄子，苗子栽下去没几天，人就要开始弯着腰在棚里打杈。一天下来，腰像被人从中间折断了。周军每次夜里回来，背心贴着脊梁，一掀起来，我看见他后腰上一道道的红印，是塑料绳勒的。

第一年快过年的时候，我们头一回没跟公婆一起包饺子。棚里的黄瓜要上市了，周军三天三夜没怎么合眼。我下了班就去棚里帮他。三十晚上，零下十二度，外头噼里啪啦的鞭炮声从东边响到西边，我蹲在棚里摘黄瓜，手指冻得使不上劲儿。周军说：“你放下吧，我自己来。”

我没放。他也没再劝。两个人就着棚里那盏白炽灯的光，把一筐筐黄瓜搬上三轮车。凌晨四点，天还没亮，他蹬着车去批发市场。我站在大棚门口，看见他的影子在雾里一点一点变小，最后被吞进去，眼眶突然就热了。我用手背抹了一把，回身把灯关了。塑料布外头，天已经泛了鱼肚白。

那几年，村里人种大棚确实挣着了钱。马有福家把土房拆了，盖成了两进的小院，院里还砌了金鱼池。郝大涛的老婆从深圳打工回来，再不走了。三家日子都起来了。可就是那时候，我心里开始不踏实。我说不上来哪里不对。周军下地前，总要先打上一遍药。打药的时候，他戴着口罩，穿着雨衣，喷头一开，白雾扬起来，人在里头走一趟，出来时前襟后背都挂着亮晶晶的水珠。我说你穿这个进去，皮肉还是沾着药了。他说你不懂，现在的药低毒，没事。

马有福有回找周军喝酒，我在灶房炒菜，听见他说：“你家的黄瓜比我的壮实，你使得什么肥？”周军说：“都一样。寿光来的复合肥。你的是不是土没消好毒？”马有福压低了嗓子：“我听郝大涛说，他今年买了点好东西。进口的，劲儿大。”

周军没接话。过了好一会儿，他才说：“福哥，有些钱不能挣。”马有福嘿嘿笑了两声：“你念过书，你清高。你媳妇在镇上当会计，旱涝保收。我不一样，我两个儿子要娶媳妇。”

后来我才知道，郝大涛用的“进口”东西，是从小贩手里买的高毒杀虫剂，包装上全是外文。他偷偷用了三年，那三年他棚里的茄子从不长腻虫，连菜叶子上的窟窿眼都少见。

二〇一〇年春天，郝大涛查出胃癌。查出来的时候，人瘦得剩下一把骨头。他老婆来找我，说大涛胃疼了小半年，一直当是喝酒喝的。在镇医院拿了点药，不顶用。去县里一查，晚期。做了一次化疗，头发掉光了。他老婆从口袋里掏出一张单子，递给我说：“嫂子，你帮我看看，这上面写的什么，医生说肝上也有了？”

我接过来，手有点抖。那天晚上，我跟周军说了。他蹲在堂屋门槛上，半天没吭声。我知道他心里琢磨什么。郝大涛比他还小两岁，我们刚嫁过来那会儿，他还跟人打赌冬天敢下河摸鱼。怎么就到了这个地步。

郝大涛从查出病到走，不到五个月。他死那天，是大棚里春菜要下的时候。周军去帮忙，回来跟我说，大涛临走前，把他叫到床边，说：“军儿，别打药了。真的，别打药了。”我听着，心跳得厉害。可周军说：“他懂个什么。他那个病，跟他使那玩意儿有关系。他让咱别打药，我是那种昧良心的人吗？”

周军是不是昧良心，我心里清楚。他自己种的菜，家里从来不直接吃。我们吃的是门前小菜园里的，那边从不用药。每回棚里下来的菜，他先拣一筐最好的给城里的菜贩子。我说：“自己种的，咱们敢吃吗？”周军说：“我是为了卖相。我不使高毒的，也不滥打。可城里人买菜，不挑好看的人家不要。”

我又说：“那咱就不能种不打药的菜？”周军笑了：“不打药，菜生了斑，谁来买？你养家？你以为你有本事，不种大棚一样能供小航上学？”

小航是我们的儿子，那年八岁，在镇上小学念三年级。他的书包是新买的，踏板车也是新买的。周军赚钱不容易，他都花在了这个家上。我知道不能拿种大棚这件事跟他较真。可郝大涛死了，马有福没过多久也病了。

马有福是第二年开春查出来的，直肠癌。他比郝大涛能扛些，动了手术，肚子上留了个眼，挂个塑料袋子，人不敢出远门。他大儿子结了婚，二儿子正在说亲。这一病，二儿子婚期拖了。马有福跟我说：“晓霞啊，我这病，就是大棚里憋出来的。那塑料布，三伏天能闷死个人。人跟菜一样，不是个长法。”

他说话时，我正帮他老婆蒸馒头。他躺在堂屋的摇椅上，一边拍着腿一边说：“你跟军儿商量商量，能转行就转行。钱挣多少是个头？你看大涛，挣了钱，没命花。”我“嗯”了一声，没告诉他，我早就跟周军商量过。商量了不知多少回，每次都吵。吵得最凶的那回，我摔了个碗。周军红着眼睛说：“你让我转行，我干什么去？再去给人家装车？你没过过那种日子。让儿子跟你一样到镇上去租房住？你活得清高，可你清高换不来小航的学费。”

我承认，他把我说动了。小航的学费我能凑合，可家里要花钱的地方太多。我的工资在镇上也就刚够日常开销，房子是盖起来了，可还欠着信用社三万块。我想让他慢慢把大棚脱手，不用一下断干净。可周军听不进去。他觉得大棚不能停，菜不能断，断了客户就跑了。

马有福查出来之后，村里开始有人劝周军。我婆婆也找他谈话。老太太没文化，话说得直：“三家的棚，没了两个。你还在里头扑腾，是想把这个家折腾进去？”周军说：“妈，我这都是科学管理，跟他们不一样。”我婆婆拍着炕沿：“科学科学，我看你是被科学灌了迷魂汤。你看见你大涛哥没有？那年他站在棚上换塑料布，滑下来摔断了腿，第二天还一瘸一拐进去摘茄子。你这大棚要钱还是要命？”

周军不吭声了。

我心里不是滋味。我丈夫不是坏人，也不是愚人。他念过书，知道高毒农药不行，也知道大棚长期密闭对身体不好。可他还是每天进去。进了大棚，他就像变了一个人。外头什么样，他全忘了。只盯着那些菜，只想着明天的行情。菜比人亲。这念头我冒出来一次，自己都吓了一跳。

二〇一三年夏天，马有福的复查结果不好。他老婆到我家来，眼睛肿得跟桃似的。我给她倒了杯水，她没喝。拉着我的手说：“嫂子，你跟军儿说说，能转就转吧。这活儿要命的。”我点着头，心里翻江倒海。

那天晚上，我下了决心。等周军从棚里回来，我把他堵在堂屋。我把郝大涛临走前的话跟他说了一遍，又把马有福现在的样子说了。最后我说：“周军，我不求你大富大贵。你把大棚转出去，我跟你一块儿在镇上做点小买卖。哪怕去卖早点，我也认了。”

他坐在小马扎上，脱了鞋，脚上全是草刺。他低着头，说：“我好不容易走到今天，你让我回去卖早点？我中专学的是这个，我这辈子就会这个。”

我蹲下来，手搭在他膝盖上。他膝盖冰凉，我能感觉到他裤管里还往外冒着一股混合了汗味和农药味的气息。我眼睛疼，忍着没哭。我说：“周军，人没了，你会什么都是白搭。你看郝大涛，他走后他老婆把棚子扒了。你看马有福，他那二小子到现在也没娶上媳妇。咱小航才十一，你忍心让他没爹吗？”

周军手一撑膝盖，猛地站起来。他影子投在墙上，又高又瘦。他进里屋躺下了。

过了几天，他主动跟我说，他想去镇农业站问问，现在有没有不打农药的新技术。我一听，心里又燃起点希望。农业站的人说，有是有，投资大，销路也不稳。周军回来，没再提转行的事，但开始减少用药次数。他买了那种黄板，挂在棚里粘虫。又买了防虫网。黄瓜叶子上有了几个虫洞，他也不那么较真了。可有一回，一个菜贩子挑三拣四，说他的菜不如以前水灵，要压价。周军急了，半夜又去把药补上了。

我看着他的背影，在黑漆漆的棚里一进一出，觉得这日子像一堵墙，你一伸手，它就顶着你。

我那时候已经三十六了。在镇上棉纺厂干了十一年，厂子效益一年不如一年。很多姐妹都走了，去城里当保姆，去超市做理货员。我没走。周军不让我辞工，说多一份工资就多一份保障。可我知道，他内心里也不大相信大棚能长久种下去。他只是不知道还能干什么。他在那二十亩地里，押上了自己最好的年月。让他拔了，他就空了。

小航上初中的时候，我跟我表姐借了钱，在镇上开了个小门脸，卖馒头。每天凌晨三点起来发面，五点开蒸，到中午卖完。周军晚上来帮我收摊，他负责把三轮车骑回村里。有时候他来得早，我就看见他站在街边，跟那些卖菜的、卖肉的一起，抽烟，聊天。烟是他自己卷的，呛鼻子。我让他别抽了，他说：“不抽这个，夜里睡不着。”

我知道他为什么睡不着。家里有个病人，那病人不是他，也不是我，是那片大棚。它活了，人就得死。它死了，人又活不了。这账，怎么算都算不拢。

二〇一六年冬天，马有福走了。那天下午，我婆婆给我打电话，说：“福子不行了。你下班回村一趟。”我骑着电动车往回赶，天黑透了。路过村南那片大棚，看见我们家的大棚还亮着灯。周军在里面。我在外头站了好一会儿，然后推车进去。他正蹲在地上给西红柿打头，听见门响，回头看我。他脸上有一层黑灰，是烧桶里的烟熏的。他说：“回来了。福哥走了？”我没说话。他就那样蹲着，半张着嘴，像要说什么，又咽了回去。

那天夜里，我们并排躺在被窝里。他的手伸过来，握住我的。他的手粗得厉害，像砂纸。他的声音很轻：“晓霞，我想过了。等这批菜下去，明年开春，把棚转了。”

我“嗯”了一声，侧过身，把脸埋在他肩窝里。他肩窝里也有那股味。可我不嫌弃。我从来没有嫌弃过他。我只是怕。

第二年开春，周军真的把大棚转了。接手的是邻村一个姓刘的年轻人。周军带着他看了三天地，把什么都交代清楚，连哪个位置的滴灌管容易堵都告诉他。我在旁边听，觉得我丈夫像在嫁女儿。他最后对那个年轻人说：“兄弟，记住我一句话。别太贪。菜可以少出点，人要活得长。”

那人笑得不当回事。他比我丈夫年轻六七岁，正当年，满心满眼都是发家致富。

不种大棚之后，周军闲了下来。他在镇上帮我卖馒头，一开始拉不下脸，后来也习惯了。馒头摊的生意不大，但凑合能过。小航上高中，住校，成绩不错。村里人都说，到底是念过书的人家，孩子有出息。周军嘴上不说，心里得意。我知道，他把从大棚里挣下的钱，都存进了定期。他说：“给儿子留的。不能再让儿子像我一样，跟土打交道。”我说：“跟土打交道怎么了？你不就挺好的。”他笑了：“你不懂。我爸种了一辈子地，我也种。到了小航这一辈，不能再种了。”

我点点头。他说得对。

可有时候，我还是会梦到那二十亩大棚。梦里的塑料布很白，太阳照着，像一片不会化的雪。我穿着那件蓝色棉袄，站在棚外头。风很大，吹得塑料布呼啦呼啦响。周军从里头出来，手里提着一筐黄瓜。黄瓜顶花带刺，绿得发亮。他对我笑，说：“你看，多好。”我想过去，可脚像陷在泥里。我叫他，他不应。我越喊，他走得越远。最后只剩一个黑点。我醒来，浑身汗津津的。

我知道，那地方已经成了我的一部分。那三个棚，那两家人，那些年我们仨家一起过的好日子，一起熬的苦日子。那片土地，被塑料布捂了十二年，被农药喂了十二年。人病了，地也病了。

现在，芦花村的南边已经看不见大棚了。那二十亩地，流转给了一个苗木公司，种上了白蜡和栾树。年年春天，新叶子一长出来，绿得发亮。风一吹，比塑料布的声音好听一万倍。

偶尔，我从镇上骑车回村，路过那里。我会停下车，在路边站一会儿。树已经很高了，能遮住半个天。我抬头看，太阳从树叶缝里漏下来，光点落在我脸上，暖暖的。

我想起周军。他现在每天早上四点半起来，帮我出摊，卖完馒头回来，就着咸菜喝一碗小米粥。他胖了点，白了些。夜里不再抽卷烟了，呼噜声也小了不少。有时候他坐在沙发上，看那些农业频道的节目，一看一晚上。我说：“怎么，还惦记？”他说：“不惦记。我就是看看。”

我知道他惦记。他惦记那些年在土地里刨出来的日子。可那些日子，像那两座坟一样，已经长满了草。

去年秋天，小航考上了省城的大学。走那天，周军非要去送。他站在火车站广场上，穿着那件洗得发白的蓝衬衫，跟小航一遍遍说：“到了学校，好好学习，别省着钱花。爸供得起你。”小航说：“知道了爸。”他转身走的时候，我看见他肩膀抽了一下。那个男孩，也长成了大人。

回来路上，周军说：“明年开春，我想在院子里种几畦菜。不用大棚，就露天的。自己吃，也卖点。你帮我。”我坐在电动车后座，抱着他的腰。风把他的汗味吹到我脸上。我说：“好。我帮你。”

他没回头，可我知道他笑了。

村子里的老人常坐在树下说起那几年的事。他们说是大棚熏的，是药打的，是命。也有说是那三家占了村里的好地，坏了风水。我不插嘴。我只是觉得，人这一辈子，就像地里的菜。有的菜需要大棚，怕冷怕风。有的菜不需要，它扎根在露天里，经风经雨，照样青枝绿叶。

周军现在种的，是那种不需要大棚的菜。菠菜、小白菜、小葱。每天早晨，他从地里摘了，水灵灵地码在三轮车上，我骑到镇上去卖。来买的大妈们说：“小赵，你家的菜不如大棚的整齐。”我笑着说：“您尝过就知道了。菜有菜味。”

她们半信半疑。可只要吃过一次，下回还会来。我的馒头摊旁边，菜卖得比馒头还快。周军说：“你上辈子准是个卖菜的。”我说：“那你呢？”他说：“我是给你种菜的。”

我笑得肚子疼。其实我没告诉他，我最喜欢听他这样说。普普通通一句话，让人觉得，日子再难，有个人跟你一块过，就什么都能扛。

村里的马有福家，现在房子空着。他老婆搬去跟大儿子住了。郝大涛家的院子，野草长到半人高。偶尔有人路过，说：“这家人可惜了。”我听见了，心里像被人捏了一把。

我跟周军结婚二十二年了。从芦花村到镇上这条路，我骑电动车骑了不知多少趟。路两边的树换了好几茬。有几年是杨树，有几年是柳树，现在种的是银杏。秋天，叶子黄了，落一地，像洒了金子。

我常常想起那年冬天，三十晚上，我在大棚里摘黄瓜。周军说：“你放下吧，我自己来。”我没放。大棚里暖和，外头冷。我们两个人，谁也没说话，只有摘黄瓜的“咔嗒”声，一声接一声。

那时候，我没想过要过现在这样的日子。可现在，我挺知足的。真的。

周军前几天从地里回来，说：“晓霞，我想把村南那几亩地也流转过来，都种菜。不用大棚，就用防虫网。你帮不帮我？”

我把手里正和着的面盆放下，抬起头看他。他的头发白了不少，脸上有了褶子。可眼睛还是亮的。那种亮，是经过事之后，还留着的那点光。

我说：“帮。怎么不帮。”

他笑了。他笑起来，还像那年站在地头跟我说“不出三年”时的样子。只是这回，我们不求盖小楼了。我们就想踏踏实实种点菜，能卖就卖，卖不完自己吃。人活着，不就是为了这一口安生饭吗？

外头天快黑了。我打开馒头铺门口那盏灯，暖黄的光罩下来。周军把菜筐搬进来，摆在案板下面。他弯腰的时候，我闻到他身上有泥土味。不是农药味，是泥土味。真好。

我回头看了看他，又看了看门外那条通进村的路。路很静，路灯次第亮起来。灯底下，是一片黑沉沉的田地。

不过，地还活着。人，也还活着。

这就够了。

我把面盆里的面又揉了两把，手上沾着干面粉，白白的一层，像戴了副薄手套。周军把最后一筐小白菜搬进来，直起腰的时候，后腰发出“咔”一声响。他皱了皱眉，没说话，拿手背蹭了下鼻子。我看见了，没说破。我们这两口子，年纪都摆在那儿了，谁身上没点小毛病。他腰不好，是那些年在大棚里弯腰弯出来的。我呢，颈椎不行，估计是坐账本坐的。有时候半夜醒来，两个人都得先缓缓劲儿，才能坐起来。可这日子，还是要过。

我跟周军商量过，把村南的地流转过来种菜。这事听起来简单，其实不简单。村南那几亩地，早年间是郝大涛家的。郝大涛死后，他老婆把地包给了外村一个种粮的，一年几百块钱租金。合同签了五年，到今年秋天才到期。我们想种，先得跟人家商量。周军说，他去说，该赔的违约金我们出。我没言语。说实在的，我心里还犯嘀咕。那地里有郝大涛的影子。他没了这么多年，可那片地我每次路过，都还能看见他穿着灰背心，戴着草帽，弓着背在垄沟里走。

周军知道我心里不痛快。他晚上躺下的时候，侧过身来，看着我。他的眼睛在昏黄的床头灯下显得特别温和。他说：“晓霞，那块地不种可惜。我跟你保证，不用药，不打大棚，就露天的。咱们种点应季的东西，慢慢把地养回来。”我“嗯”了一声，没再说别的。

我在镇上卖馒头，已经卖了四年。一开始只是一个台面，后来赁了这间小门脸，每个月租金六百。房东人不错，没怎么涨过价。我每天三点半起床，四点生火，五点左右头锅馒头出锅。这几年下来，我手腕子上有了一块硬硬的筋包，是揉面揉出来的。周军说，等忙过这阵，带我去县医院看看，能不能开刀做掉。我说不用，不碍事。其实我知道，我们俩都害怕去医院。医院那个地方，进去容易，出来难。马有福进去过，郝大涛进去过，后来都没回来。所以我们对医院有股子说不清的忌讳。

小航考上大学那年，我跟周军去县里给孩子买行李箱。路过县医院新盖的门诊大楼，玻璃幕墙在太阳下闪着光。周军站在街对面，看了一会儿，说：“你看这楼，盖得跟宾馆似的。”我说：“可不。”他又说：“我总觉得，这楼是吃钱的。”我没接话。我们两口子，这些年攒下的钱，每一分都是从土里刨出来的，从馒头屉里蒸出来的，经不起医院那种地方折腾。

周军今年五十一了。我的年纪，也到了四十五。小航上的是省城一所普通二本，学的是机械设计。他离家之后，家里空了许多。周军有时候半夜起来，还会习惯性往小航屋走，走到门口，又折回来。我知道他睡不着。儿子不在家，大棚也不在了，他像丢了魂。

春天一到，周军天天往村南跑。他去跟种粮的那个人谈。对方姓庞，五十来岁，脸黑红，说话嗓门大。周军买了两瓶酒，一斤猪头肉，把人请到家里来。我炒了几个菜，又蒸了一锅新馒头。庞老哥一碗酒下肚，话就多了。他说：“不是我不给你面子，这地我用得好好的，今年才种上麦子。你这时候要，我这心里不痛快。”周军说：“庞哥，钱的事，好商量。违约金我按合同来，另外给你补点青苗费。”庞老哥看着他，又看看我，说：“你们两口子，别人家都往外跑，你们偏要往土里钻。咋想的？”周军笑笑说：“我就是跟土亲。”

送走庞老哥，已经夜里十点多。堂屋里还飘着一股酒气。我收拾着桌上的碗筷，周军蹲在门槛上，点了一根烟。我说：“你不是戒了吗？”他“嗯”了一声，把烟灭了，烟头捏在手指间，捏了半天，扔进灶底。他拍拍裤腿站起来，说：“我答应你，不抽了。这包是待客的。”

待客的烟，他自己抽。我没揭穿他。男人有时候就这样，心里压着事的时候，手里非得有点什么。他站在我身后，说：“庞老哥答应了。开春把麦子起了，就给我们。”我停下手里的活，回头看他。堂屋的灯光把他的影子拉得老长。他眼睛里有种说不清的东西，像少年等春游的那种雀跃，又像久别的人要回老家。我心想，这个人，跟土较了半辈子劲，到头来还是离不开。

可我心里，其实还横着一桩事。这些日子，我总觉得身子不大爽利。也不是疼，就是累。早上起来，手脚发软。走在路上，偶尔头晕。我没告诉周军。他在村南跑，在镇上帮我忙，已经够忙了。再说，我打小身体结实，我妈说我是属牛的，没生过大病。我想，大概是馒头铺子忙的，过了这阵子就好了。

镇上有个药房，药房后面有个坐堂的中医，姓卢，六十来岁，白胡子，长得像画上下来的人。我卖了馒头，顺路过去，叫他给我把把脉。卢大夫三根手指搭在我手腕上，闭着眼睛，半天不说话。我的心悬起来。我想起周军那个种大棚的兄弟，郝大涛。他最初也是觉得累，不当回事。等查出病来，什么都晚了。

卢大夫终于睁眼，说：“你这脉，弦细，气血两亏。心脾不足。最近是不是睡不好，梦多，胃口也差？”我点点头。他开了个方子，叫我先抓五副药吃吃看。我拿着方子出了药房，抬头看天，天灰蒙蒙的，像蒙了一层旧塑料布。我站了一会儿，决定先不抓药。中药贵，一副少说也要三四十块。我现在没有那个闲钱。

周军买地的钱，还差一截。我们把小航的学费存好了，是定期的，不能动。周军说，他去跟信用社贷两万。我说：“贷吧。等菜卖出去了，还上。”他点点头，没再说话。我知道他心里也在盘算。这一回，我们是真的把后路都押上了。

今年雨水多，麦子收了之后，周军去地里整地。那几亩地荒了一个多月，草长得齐腰深。他借了邻村的旋耕机，突突突地打了两天。我去送水的时候，看见他站在地头，光着膀子，身上的肉被晒得发红。他看见我，笑了笑，说：“好土。”我蹲下来，抓了一把土，搓了搓。土是黑的，湿乎乎的，带着一股草根腐熟的酸香。那味道很怪，不好闻，可又叫人踏实。

周军在地里种了小白菜、油麦菜、菠菜，又搭了豆角架子。都是平常菜，不稀罕。可他知道怎么侍弄。头一茬菜出来，我摘了几把回家炒着吃。菜叶子厚实，梗子脆甜。周军问：“怎么样？”我说：“好吃。”他说：“以后都这么种。不施化肥，不打药。顶多撒点草木灰，浇点沤好的粪。”我说：“那产量上不去。”他说：“上不去就上不去。咱就种个安心。”

我公公不这么想。他今年快八十了，身体还算硬朗。他拄着拐杖到地里转了一圈，回来沉着脸。他说：“周军，你种这点菜，一年能挣几个钱？还不如去工地上看大门。”周军说：“爹，我五十多了，工地不要。”我公公说：“你早些年种大棚那阵，多好啊。现在倒好，大棚也没了，钱也没了，就剩这几亩露天的，还想发家？”周军不说话。我公公又看我一眼，说：“晓霞，你也由着他。你当会计的，连个账也不会算？”我笑着说：“爹，我们不算大账，先过好日子。”我公公拐杖往地上一顿：“没大账，哪来的日子！”说完走了。

周军冲我苦笑一下，说：“随他去吧。他念了一辈子的大棚。”我说：“他不是念大棚，他念的是你。”周军没吭声。过了一会儿，他说：“我知道。”

我婆婆倒是想得开。她来镇上赶集，总到我馒头摊上坐一坐。她帮我择菜、看火，跟买馒头的人拉呱。有人问：“您这日子好，儿子有出息，儿媳妇能挣钱。”我婆婆说：“钱不钱的不打紧，人齐整就好。”她说到“人齐整”的时候，我鼻头一酸。我想起郝大涛的老婆，那女人如今在城里当保姆，逢年过节才回村。她回来的时候，偶尔来看我，提一箱牛奶，坐一会儿就走。她脸上有皱纹了，头发也白了许多。我们说话，常常说着说着就都沉默。有些事，不能提，一碰就疼。

春天过得快。周军地里的菜长起来了，绿油油的。每天清早，他去地里摘菜。我骑电动车去地里接他，然后把菜拉到镇上，摆在馒头铺门口卖。买馒头的人顺手买两把小葱。买菜的知道这菜新鲜，也愿意多走几步。有时候菜卖得慢，我就降点价。周军说，别赔本就行。我说，赔不了多少。我们俩都清楚，靠这几亩菜地，也就是赚个辛苦钱。可我们心里踏实。

有天傍晚，周军从地里回来，脸上白得吓人。我问他怎么了。他说：“腰疼得厉害。”说着，他扶住门框，身子往下出溜。我赶紧扶住他，让他到床上躺着。他躺下之后，我掀开他的衣服一看，后腰上鼓着一个包，像肉里含了块石头。我手一碰，他“嘶”了一声。我的心像被什么东西狠狠揪了一把。

“什么时候有的？”我问他。他说：“有日子了。最近疼得厉害。”我坐在床边，眼泪在眼眶里打转。他伸手拍拍我的手背，说：“没事，估计是干活闪着了。歇几天就好。”我摇了摇头，说：“周军，我们明天去县医院看看。不去不行。”他看着我，沉默了好一会儿，说：“行。”

那天晚上，我没睡好。外头的风很大，刮得窗户嗡嗡响。我睁着眼睛，想了很多。想他年轻时候的样子，想大棚里的灯光，想郝大涛死前的脸，想马有福肚子上的塑料袋子。我怕。我从来没那么怕过。

第二天一早，我让隔壁摊的杨姐帮我看着馒头铺，陪周军去了县医院。挂号、排队、拍片子。周军穿着他那件灰夹克，坐在长椅上，神情淡漠得像不是自己的事。大夫是个年轻男人，戴着眼镜，说话很平。他指了指片子，说：“腰椎间盘突出，压迫神经了。这儿，看到了吗？得住院。”周军问：“住院得花多少钱？”大夫说：“看情况，一般先保守治疗，理疗、牵引，住院十天左右。费用的话，医保报下来，自付大概四五千。”我听了，心里算了下。四五千，还有手里的钱。周军却站起来，说：“大夫，我这地里还有菜。过些天行不行？”大夫抬头看了他一眼，说：“你这情况，再拖下去，腿会麻，严重的走不了路。你自己掂量。”

周军没说话，推门出去。我跟出去，在医院走廊里，我拽住他胳膊。他回头，脸上带着一种我熟悉的倔强。他说：“晓霞，不能现在住院。地里的菜，刚起来。小航下个月生活费要打过去。我住了院，你一个人忙不过来。”我咬着嘴唇，说：“钱的事，我想办法。你腰不好，再拖就晚了。”他别过脸去，不看我。走廊里人很多，护士推着车从我们身边挤过去。他忽然说：“我这辈子，最对不住你的，就是没让你过几天松快日子。”我眼泪一下就下来了。我捶了他一下，说：“你说什么胡话。谁对不起谁了。”他笑了一下，揽住我肩膀。他身上的味道，还是那股泥土味混着汗味。我靠在他怀里，心里像坠了块石头。

回家之后，周军到底没马上去住院。他去镇上找了个老中医，贴了几贴膏药。地里的菜他照样去摘，只是动作慢了许多。我不让他弯腰，他就拿一个小马扎坐着，慢慢摘。我站在地头，看着他，心里又急又气，又没有办法。我知道，他不想把家里的钱花在自己身上。他总说，先把小航的大学供出来，别的事以后再说。

那几天，我偷偷去药房抓了卢大夫的中药。早晚煎了喝。药很苦，喝得我胃里翻腾。周军问，我熬的什么。我说，调理身体的。他没再问。他以为我是为了腰跟他上火，弄了点安神茶。他不知道，我最近头更晕了，身上也一阵冷一阵热。我也懒得说。

白菜地该间苗的时候，天忽然热起来。那几天，镇上的馒头不好卖，热天没人愿意吃馒头。我把馒头价降了两毛，还是剩了不少。晚上回家，我把剩馒头切了，用油煎得两面金黄，就着咸菜，跟周军一人吃了一个。周军说：“这馒头不错。明天别做那么多了。”我说：“行。”我们俩坐在堂屋里，一句话也不说，各自嚼着。墙上的钟滴答滴答走。外头蝉声叫成一片。

我忽然想起有一年，也是夏天，小航还在村里上小学。周军从大棚里带回来两个歪歪扭扭的西红柿，说是自己留的种。我跟小航一人一个。小航咬了一口，说：“酸。”周军笑了：“不酸不叫西红柿。”他那会儿头发乌黑，腰板挺得直。那日子好像就在昨天。

第二天，我身体到底撑不住了。早上起来，眼前一黑，栽在了灶台边上。脸磕在锅沿上，血顺着下巴往下流。周军正从地里回来，看见我坐在地上，魂都吓飞了。他一把抱起我，喊邻居帮忙，把我送到镇卫生院。大夫给我缝了三针，又量了血压，说：“血压低，低得厉害。你得去县里查查。”

我躺在卫生院的简易病床上，脸上包着纱布。周军坐在床边，嘴唇发白。他说：“你瞒了我多久？”我笑了笑，说：“也没多久。就是累的。”他说：“你当我傻？你最近总熬药，我就该问清楚。你哪儿不舒服？”我叹了口气，说：“就是头晕、没劲。月经也不准了。我这么大岁数，可能到更年期了。”周军红着眼睛，说：“你放屁。你才四十五。”

他嘴上骂我，可声音抖得厉害。我知道他怕。他怕我像那些人一样，一声不响就查出来什么。我握住他的手，说：“我去查。你别慌。我是真没事，我自己的身子我清楚。”他说：“你清楚个屁。你就是嘴硬。”说完，他起身走到窗边，背对着我。我看见他肩膀一抽一抽。他在哭。我没有过去。我只是看着他的背影，心里想，这个男人，从大棚到馒头铺，从年轻到半老，从来没在我面前掉过眼泪。

后来，我去县医院查了。抽血、做B超、心电图。折腾了大半天。最后大夫说，是贫血，加上更年期综合征，得调理。我松了一口气。周军却还不放心，问大夫：“不是别的？”大夫笑了，说：“你这丈夫当得仔细。不是别的。她就是缺营养，加上长期起早贪黑，劳累了。”周军“嗯”了一声，半张着嘴，半天才说：“那就好。”

出了医院，他走在前面，脚步轻快了些。我在后面跟着，忽然觉得天都亮堂了不少。我们俩去一家小店，一人吃了一碗烩面。他把自己碗里的肉片都夹给我，说：“大夫说了，缺营养，多吃。”我说：“我吃不了。”他说：“吃不了也得吃。”我看着他，笑了。他也笑了。那一刻，我觉得这日子虽然紧巴，可到底还有点甜味。

从那以后，周军每天早上起来，先给我冲一碗鸡蛋茶。他说是跟我婆婆学的老法子，加点香油，补气血。我不爱喝，总觉得腥气，可还是捏着鼻子喝下去。他腰不好，我不能让他总这么伺候我。可他说：“我照顾自己媳妇，天经地义。”我心里暖得发胀。

地里的小白菜到第二茬的时候，周军的腰终于还是不行了。有天摘完菜，他直接倒在了地头，腿麻得站不起来。我慌得手足无措。几个在附近干活的村民把他抬到三轮车上。我骑上车，把他送到镇卫生院。大夫给他打了吊针，说：“赶紧去县里住院。再拖下去，神经压坏了，后悔都来不及。”周军这回没再犟。他躺在病床上，虚弱地对我说：“晓霞，我听你的。我去。”我眼泪刷地下来，说：“你早听我的，何必遭这个罪。”

周军住了院。县医院骨伤科，六人间。病房里各种味道混在一起，消毒水、汗味、药膏味。我天天从镇上骑电动车去看他，来回两个小时。白天他做牵引，做理疗，晚上就躺着。他问我：“地里的菜怎么办？”我说：“我抽空回去摘。能卖就卖。”他说：“你一个人太累了。”我说：“不累。你安心养着。”

其实我累。累得厉害。每天三点起来蒸馒头，卖到中午，然后骑回村里摘菜，再骑到县里送饭、陪床。人瘦了一大圈。可我谁也没说。我婆婆来帮忙，也只能帮我看个摊位。我公公年纪大了，不敢让他下地。小航打电话来，问家里怎么样。我说都好。他问爸爸呢。我说你爸在县里做检查，腰上的老毛病。小航沉默了一下，说：“妈，要不我回去帮忙？”我说：“别回来。你好好念书，就是帮我们。”他说：“妈，我下个月有奖学金。”我愣了一下。他从来没说过。我鼻子一酸，说：“你自己留着用。家里不缺钱。”挂了电话，我站在馒头铺门口，看着街上人来人往，心里空落落的，又有点满。

周军住院住了十五天。出院的时候，大夫说他必须休息，不能弯腰，不能负重。他回来以后，人就蔫了许多。地里的菜，有些老了，有些被虫吃了。他站在地头，看着那些菜，一言不发。我走到他身边，说：“没事。这茬不行，还有下茬。”他点点头，说：“我真怕这地也把我给拖垮了。”我说：“地不拖垮人。是你自己太轴。”他笑了，笑得挺难看。

过了几天，周军开始在家里做做饭，扫扫院子。他性子硬，闲不住。我让他去馒头铺帮我收钱，他坐不了一会儿就往外跑。他说：“坐那地方，比下地还累。”我知道他放不下那些菜。他每天都要骑三轮车去地里转一圈，哪怕不干活。回来就跟我唠叨，哪儿的黄瓜得架了，哪儿的草该拔了。我说：“等你腰好了再说。”他就叹气。

日子慢慢过。夏天快过完的时候，地里的菜起来了。周军腰好了些，又偷偷去干活。我骂他，他嘿嘿笑。我知道，这个人，你让他彻底闲着，等于要他的命。

秋天，小航放暑假回来。他长高了，也黑了。他到家第二天，就跟他爸下地干活。父子俩一人戴一顶草帽，在地里锄草。我在地头看，觉得这画面真好。小航从小没怎么下过地。周军以前不让他碰，说“念书的手，别拿锄头”。可现在，小航自己愿意。他跟他爸说：“爸，你这菜种得好。我们学校食堂的菜，又贵又不好吃，都没这味儿。”周军说：“等以后我老了，你就回来种菜？”小航笑笑，没说话。周军也笑，没再说。

晚上吃饭，小航说，他谈了个女朋友，是城里的，家里做点小生意。我看了看周军。周军低头扒饭，说：“城里姑娘，娇气。”小航说：“她不娇气。她知道咱家的事。”周军抬头看他，说：“你跟她说了？”小航点点头：“说了。我说我爸妈在村里种菜卖馒头。”周军不说话了。过了一会儿，他说：“她不嫌弃就行。”小航说：“她不嫌弃。她还想来咱家看看。”我听了，心里又喜又忧。喜的是孩子懂事了，忧的是家里这条件，怕人家看不上。可我没说出来。我想，周军肯定也在想这个。

那天夜里，我听见周军在院子里抽烟。我走出去，他没躲，把烟掐了。我说：“想儿子的事了？”他“嗯”了一声。我说：“别愁。儿孙自有儿孙福。”他说：“我就是觉得，咱家没能给他什么。”我说：“你把他供到大学，这就是最大的什么。”他笑了，月光照着他的侧脸，我忽然发现他真的老了。眼袋很深，脸颊也凹下去了。可他的肩膀还是宽的。他伸手揽住我，说：“等小航成家了，我就啥也不干了。带着你，去镇上租个带暖气的房子，天天给你做饭。”我说：“你现在不就在给我做饭？”他说：“那不一样。我得给你过几天真正的好日子。”我说：“好，我等着。”我们俩站在院子里，风很凉，可谁也不想进去。

没过几天，小航带着他女朋友来了。姑娘叫沈琳，个子不算高，脸圆圆的，说话细声细气，但很有分寸。她进门就喊叔叔阿姨，还带了两盒点心。我迎她进屋，让她喝水吃点心。她也不扭捏，笑着说：“阿姨，我常听小航说起你们。”我说：“说我们什么？”她笑：“说你们是种菜的。”我说：“不嫌弃吧？”她说：“那有什么。现在能吃到自己种的菜，多难得。”周军听了，脸上松快不少。

沈琳在村里住了三天。她跟着小航下地，摘豆角、割韭菜。她没下过地，看什么都新鲜。她让周军教她认蔬菜苗。周军教得很耐心，像当年带那个接大棚的年轻人一样。晚上回来，沈琳跟我说：“阿姨，你们家真好。”我笑着说：“哪里好？破破烂烂的。”她说：“不是。就是有一股味儿。”我以为是菜味。她说：“是日子味儿。我在城里，没有。”我听了，心里挺喜欢这个丫头。她不虚，也没有架子。

沈琳走那天，我跟周军送他们去镇上坐车。她拉着我的手，说：“阿姨，好好保重身体。我下回还来。”我点头。车开走了，小航在车窗里冲我们招手。我站在原地，直到车看不见了，才转身。周军说：“这姑娘不错。”我说：“是。跟咱小航挺般配。”周军说：“就怕人家家里有想法。”我说：“咱们家不偷不抢，正正经经过日子，能有什么想法。”周军笑笑，没再说。

入冬以后，地里的菜收了最后一茬。周军把地翻了，种上菠菜和油菜，让它们在地里过冬。他说：“这叫冬菜。过了年，一开春，就能长起来。”我裹着棉袄站在地头，说：“冷。”他说：“冷就回屋。我一会儿就回。”我没走，就站在那儿看他。夕阳落下来，把他的影子投在黄土地上，拉得老长老长。

转眼过了年，春天又来了。这年周军五十三，我四十七。我的馒头铺关了。原因也简单，镇上开了两家超市，馒头便宜，机器做的，又白又大。我的手工馒头卖不出去了。我索性不干了，专心地跟周军一起种菜。我们把村南那片地侍弄得很好。菠菜油菜刚下去，豆角黄瓜又起来了。我们还养了几十只鸡，鸡粪沤了当肥。周军说：“这才是我想过的日子。”我笑着点头。可我心里知道，这日子清苦，只是不用怕了。不用怕哪天醒来，接到医院电话，说谁又不行了。

夏天的时候，村里忽然热闹起来。说是政府要搞美丽乡村建设，要修路、建广场，还要把村南那片地划成生态采摘园。周军听说后，愣了好一会儿。他问我：“这地，会不会被收回去？”我说：“不知道。应该会给补偿吧。”他说：“我不要钱。我就要地。”我说：“地是村里的，不是咱家的。咱只是流转。”他听了，半天不言语。

果然，过了不到一个月，村主任来找他。说上面规划，村南那片地要统一流转，做采摘园。我们种的那些菜，要清掉。不过，会给我们一些补贴。周军问：“地还能不能租回来？”村主任说：“生态园建成后，也可能对外承包管理。你要有意向，可以优先。”周军眼睛亮了：“那我干。”村主任笑着说：“那得看上面政策。”

这事说大不大，说小不小。周军却没前几年那么慌了。他回屋跟我说：“别怕。真不让种了，我就去给生态园打工，种菜也行，看园子也行。”我说：“你一个五十多的人，去打工？”他说：“那怕什么。我干不动重的，干轻的。”我想想也是。人活着，哪能一成不变。

过了一段日子，生态园动工了。推土机开进来，把那片绿油油的菜地推平了。我跟周军站在村口，远远看着。他没说话，只是眼睛一直盯着那几亩地。那片地，从郝大涛家的，到种粮的庞老哥，再到我们手上，到底还是没留住。可周军这回没发火，也没喝酒。他看完之后，回家炒了两个菜，跟我说：“等生态园建好了，我带你进去逛。听说有草莓、蓝莓，还有葡萄。”我说：“你不种菜了？”他说：“种。怎么不种。生态园不也是种菜吗？”

过了几天，生态园的负责人找到周军，问他愿不愿意当技术指导。周军去了，转了一圈，回来跟我说：“他们用的都是大棚。”我心里一紧。他看着我，说：“不过都是现代化的，水肥一体，玻璃温室。不是从前那种土棚。”我说：“那你去吗？”他沉吟了一下，说：“去。为啥不去。我都这把年纪了，去学学新技术，也算没白活。”我笑他：“你倒想得开。”他说：“我算看明白了。人这一辈子，别跟命拧。地还是那块地，人换了一茬又一茬。咱们能做的，就是把眼前的日子过好。”

他这话，说得我心里一动。我忽然觉得，他真的变了不少。从前那个为了大棚跟我摔碗、夜里偷着打药的周军，已经不在了。眼前这个，头发半白、腰上有伤的男人，是我后半辈子的靠山。

生态园建好之后，周军每天去上班。他穿着统一发的蓝色工作服，胸前挂着工牌。他挺得意，说：“我这也算在村里上了班。”我说：“是。你好好干，别给人家拖后腿。”他说：“那不能。”他开始学用电脑，学看温湿度传感器。有时候晚上回家，还拿个本子记笔记。我笑他：“周技术员，这么用功？”他说：“不学不行。新东西太多了。”我说：“那你就好好学。等你学会了，教教我。”他说：“你学这个干啥？”我说：“我想跟你多待几年。”他愣了愣，然后笑了：“就你会说。”

有一天，他下班回来，从包里掏出一盒草莓，红艳艳的，像小灯笼。他说：“尝尝。生态园里摘的。”我拿了一个放进嘴里，甜，带点酸。我说：“好吃。”他看着我，说：“我想让小航和沈琳夏天回来，咱们一家去生态园玩。”我说：“好。”他说：“我想在生态园旁边，租个小摊位，卖咱们自己家院子里种的菜。你觉得咋样？”我说：“只要你不累，怎么都行。”他笑了，眼角起了深深的鱼尾纹。

如今，芦花村南边那片地，塑料大棚又立起来了。不过，这回的不一样。透明的玻璃在太阳下反着光，里面种着草莓、水果黄瓜、圣女果。周军每天在里面穿梭，穿得干干净净。他再也不用在热得喘不过气的土棚里打药了。他说：“这里面，有空调，有滴灌，连杀虫都用熏蒸法，药基本不用。”我听了，心里说不出的滋味。从前那些人受的罪，现在的人不用受了。可从前那些人，已经没了。

郝大涛的坟在村西的荒坡上。每年清明，我跟周军去上坟。他摆上两样东西，一样是白酒，一样是刚摘的黄瓜。他说：“大涛哥，现在种菜，不用打药了。你尝尝，放心吃。”我站在他身后，风吹过来，带着青草香。我抬头看天，蓝得透亮。

我如今四十九了。周军五十五。我们还在村南那片地上，只不过方式变了。他在玻璃房子里种菜，我在外面摆个小摊，卖些自家院里的时令菜。日子没有大富大贵，可越来越踏实。小航去年毕业，在省城找了份工作。他跟沈琳准备明年结婚。我们商量着，把家里的楼房再收拾一下，给他们做新房。周军说：“这回，我一定把日子过得热热闹闹的。”

我信他。这么多年，他说过的话，基本都算数。唯一没算数的，是那年站在地头说的“不出三年，盖小楼”。其实楼也盖了，只是我们都没想到，会走那么一条曲里拐弯的路。那条路上，有塑料布的白，有农药的雾，有郝大涛枯瘦的手，有马有福肚子上挂的袋子，也有馒头铺里的热气，有泥土里新翻出来的青草香。

我跟周军结婚二十六年了。我们有过好日子，也有过怕日子。可到头来，还在一起。还在一块地上，等日出，收晚风，种一些普普通通的菜，过一份普普通通的日子。

这世上的人，都在找那个能安心的地方。有人找到城里，有人找到海边。我找到的，是村南那几亩地，是土里长出来的菜，是身边这个曾经在大棚里弯了半辈子腰的男人。

如今，地还活着。人，也还活着。

这就够了。

生态园建起来那年，周军五十六岁，我整五十。

他每天骑着一辆旧电动车去上班，蓝色工装洗得发白，胸牌上的照片还是刚入职时拍的。照片里他咧着嘴笑，皱纹从眼角一直蔓延到鬓角。我笑他：“你那张照片，像去领奖的。”他说：“能有个班上，可不就跟领奖一样。”

他在生态园做技术管理，手底下管着五六个年轻人。那些孩子都管他叫周师傅。周师傅说什么，他们都听。周军当了半辈子农民，头一回有了“手下”。他回家跟我说起来，语气里藏不住的得意。我说：“你可得把肚里那点本事都教给人家。”他说：“那自然。现在的年轻人聪明，比我当年强。就是吃不了苦。”我说：“你还想吃多少苦才算够？”他就不说话了，低头侍弄院子里的两垄韭菜。

我们自家院子里的小菜园，一直没断过。春天种茼蒿、油菜，夏天种黄瓜、豆角，秋天种萝卜、白菜。不用药，不扣膜，有虫子就手捉，长了斑也不管。菜长得不如超市里的好看，但味道足。周军每天下班回来，先到菜园里转一圈。他那个习惯，跟从前在大棚里一样。只不过现在，他腰不弯那么低了，步子也不那么急了。

我在生态园门口摆了个小摊，卖自家院子里富余的菜。也卖些自己做的酱菜、腌萝卜。游客从园里出来，看见我摊上那些水灵灵的菜，都愿意带点走。有个城里来的老太太，每周末都来，专买我的小白菜。她说：“你这菜，有虫子眼。我信得过。”我笑着说：“虫子吃了没事，人吃了更没事。”她就笑，说我是个实在人。

沈琳和小航去年结了婚。婚礼在县城一家酒店办的，不算排场，但热闹。周军那天穿着我给他买的新衬衫，坐在主位上，背挺得笔直。他其实不会说话，敬酒的时候憋了半天，只挤出一句：“以后，你们好好过。”小航红着眼圈点了头。我在旁边站着，忽然觉得，这些年吃的苦，流的汗，都值了。

小航结婚后，沈琳在省城一家设计公司上班。小航也还在那个厂里。小两口租了个小房子，不算宽敞，可收拾得干净。他们隔一段时间回来一趟。每次回来，沈琳都抢着帮我做饭，小航跟着他爸下地。我说：“你们城里住得好好的，回来干啥？”沈琳说：“城里待久了，闷得慌。还是回来舒服。”我听了，心里像被温水泡着。

周军到了这个年纪，身体开始出些零碎毛病。腰不用说了，天阴下雨就酸疼。还有血压，忽高忽低。大夫让他少盐少油，他嘴上答应，吃饭时筷子还是往咸菜碟子里伸。我不让他吃，他就说：“吃一口，能咋的。”我拿他没办法。

有一回，他蹲在院子里拔草，站起来时腿一软，差点栽到韭菜地里。我吓坏了，跑过去扶他。他摆摆手说没事，就是起猛了。我却不放心，非拉着他去镇上量血压。一量，高压一百七。大夫说：“降压药必须天天吃，不能断。”他“嗯”了一声，拿着药回家。路上，他骑电动车，我坐后头。风把他的头发吹起来，我看见他后颈上有了老人斑。我鼻子一酸，赶紧别过脸去。

从那天起，我每天早起给他倒好温水，把药片放在一个小杯子里，盯着他吃下去。他不爱吃药，说：“这玩意儿，吃上了就撇不下。”我说：“撇不下就吃着。你得好好的，我还指望你给我做饭呢。”他嘿嘿笑了。

秋天，生态园里的葡萄熟了。一嘟噜一嘟噜挂在架子上，紫得发黑，像玛瑙。周军跟负责人商量，在园子边上划了一小块地，搞了个“菜地认领”项目。城里人可以交几百块钱，认领一块十五平方米的小菜地，平时由生态园代管，周末自己来摘。周军负责教人家怎么种。他跟我说：“现在城里人，爱这个。”我笑他：“你不就是个种菜的，还教人家。”他说：“种菜怎么了？你看那些城里的孩子，连韭菜麦苗都分不清。我就是要把这门手艺传下去。”

他教得认真。有对年轻夫妻，带着个五岁的小姑娘来，孩子蹲在地头看蚂蚁，一看看半天。周军走过去，教她摘豆角。小姑娘小手笨，半天掰不下一根。周军不催，就蹲在旁边，跟她说：“你顺着这缝儿，轻轻一掰，哎，对，就这么着。”那孩子终于掰下一根，举得高高的，冲她爸妈喊：“我会摘菜啦！”周军看着，笑得眼睛眯成一条缝。

回家的路上，他跟我说：“那孩子，像小航小时候。”我说：“小航可没下过几回地。”他说：“是啊。那时候我忙着大棚，没空教他。现在想想，挺不是滋味的。”我说：“现在教别人家孩子，也算补上了。”他点点头，没再说话。

日子就这么一天一天过去。地里收什么，我们吃什么。卖菜的收入不算高，但加上周军的工资，足够我们花。我给家里添了台空调，装在卧室里。周军说：“咱这平房，装个空调，多费电。”我说：“夏天热得睡不着，你就舍得让我热着？”他就不吭声了。其实我知道，他是心疼钱。他们那代人，穷怕了。

今年开春，沈琳有了身孕。小航打电话回来，声音都变了，又紧张又高兴。周军接完电话，在院子里转了好几圈。他一会儿说要多种些青菜，一会儿说要去抓几只老母鸡。我看他那个样子，像自己又要当爹似的。我笑他：“你消停会儿，孩子还没出来呢。”他说：“我得早点准备。咱家的菜，不打药，给儿媳妇坐月子吃，正好。”我眼眶一热，说：“好，准备。”

为了迎接孙子或孙女，周军把院子西边那块地整出来，专门种了菠菜、油麦菜，还搭了个小拱棚，怕倒春寒。我说：“你不是不搭棚了吗？”他说：“这么点小棚，不为种菜，就为给儿媳妇一口新鲜菜。”我看着他弓着腰在地里忙活，忽然想起许多年前，他刚从学校里回来，站在地头跟我说要盖大棚时的样子。那时候的他，心里装的是发家。现在的他，心里装的是家人的一口吃的。

人老了，念想就小了。可这念想，比什么都重。

夏天，小航把沈琳送回村里来养胎。沈琳肚子已经显了，走路慢悠悠的。我每天变着法儿给她做饭。周军下班回来，先去菜园里摘一把最嫩的菜，用清水冲得干干净净，再送到厨房。沈琳说：“妈，你们种菜真辛苦。”我说：“不辛苦。你爸就爱这个。”沈琳说：“我爸说了，等孩子会走了，也要带他来认菜。”我笑了：“好。让他教。他有一肚子种菜的学问呢。”

有天傍晚，我跟沈琳在院子里乘凉。夕阳一点一点沉下去，天边红得像灶膛里的火。周军坐在马扎上，手里拿个蒲扇，慢慢摇着。沈琳问他：“爸，你种了一辈子地，烦不烦？”周军想了想，说：“年轻的时候，烦。觉得种地没出息。现在不烦了。地不亏人。你把它种好了，它啥都给你。”沈琳点点头，说：“以后让您的孙子也跟您学种地。”周军笑了：“他要是愿意，我教他。”

我看着他们，心里很静。多少年没有过这样的静。窗台上的虫子叫个不停，远处生态园里的灯一盏一盏亮起来，像把星星从天上引到了地上。空气里混着泥土味、青草味，还有厨房里飘出来的米汤香。这就是我们要过的日子。

孩子出生的时候，是个男孩。周军蹲在医院产房外，紧张得直搓手。护士出来报喜，他“腾”地站起来，腿一软，差点摔了。我扶住他，笑骂：“你这当爷爷的，比当爹还慌。”他嘿嘿笑，说：“我这是高兴的。”小航从产房里出来，眼睛红红的，说：“爸，妈，沈琳平安。孩子六斤八两。”周军一个劲说：“好，好。”他那个“好”字，拖了老长，像从胸腔深处掏出来的。

孩子取名叫周念安。小航说，念着平安。周军听了，点点头，说：“这名字好。咱们一家，平平安安。”出院那天，周军把孩子抱在怀里，胳膊托得稳稳的。他脸上那种认真劲儿，跟我年轻时候第一回见他抱小航一模一样。只是那时他更瘦，更黑，更年轻。现在他肩背有些塌了，但怀抱还是暖的。

念安满月后，沈琳带着孩子回了省城。走那天，周军把院子里能摘的菜全摘了，装了两大箱。又去镇上买了十斤土鸡蛋、两只宰好的老母鸡。我说：“后备箱装不下了。”他说：“装得下。孩子的营养不能缺。”小航在旁边笑：“爸，城里啥都有。”周军说：“城里的菜，没咱家的味儿。”小航不说话了。他知道，这是父亲的心意，推不得。

车开出去老远，周军还站在门口看。我拉了拉他袖子，说：“回吧。”他“嗯”了一声，转身进了院子。他走到西边那块菜地旁，蹲下来，拔掉一根杂草。动作很慢，像在跟这块地商量什么。我站在他身后，忽然觉得，这个男人的一生，都种在了这几畦地里。无论外面的世界怎么变，他只要还有一把土，几颗种子，就觉得日子能过下去。

念安会走路了。周军天天盼着他们回来。他给念安做了把小铲子，木头柄，磨得光溜溜的。他说：“等孩子回来，我教他挖土。”我说：“他才一岁多，哪会用铲子。”他说：“不会就学。我年轻时候，三岁就会薅草了。”我笑他，他也笑。

去年，生态园扩大了。村南那片地，又往里圈了一些。原来我们种过的那些垄，早就没了痕迹。玻璃温室一栋挨着一栋，整整齐齐。周军下班回来，跟我说：“现在种菜，真省劲。电脑控制温度、湿度，连放风都是自动的。”我说：“那你还愁什么？”他说：“我没愁。我就是觉得，这变化太快了。我还没老透，就快跟不上趟了。”我说：“你慢慢学。学到老，活到老。”他点头：“对。活到老，学到老。”

今年秋天，周军办了退休。生态园给他开了个欢送会，送了面锦旗，写着“扎根土地，情系乡邻”。他拿着旗子回来，挂在了堂屋正中央。我婆婆看见了，说：“俺家军儿出息了。”周军笑着说：“妈，我这辈子，就落了个种菜的名声。”我婆婆说：“种菜的名声，不丢人。”

周军不上班了，却比上班还忙。他在院子里搞了个小暖棚，专门冬天种叶菜。我说：“你不是不弄大棚了吗？”他说：“这个不一样。这个就三十个平方，我自己搭的。冬天给咱家自己吃。”我看着他，心里想，他到底还是没离开大棚。只是现在的大棚，不再是压在命上的东西了。它成了他晚年的一个伴儿。

入冬以后，天冷得厉害。有一天夜里，外头起了北风，塑料布被吹得噼里啪啦响。我躺在床上，睡得迷迷糊糊。周军披着棉袄起来了。我问他干啥去。他说：“我去看看暖棚。别让风吹坏了。”我说：“黑灯瞎火的，明天再看。”他说：“不行。里头有小苗，冻坏了可惜。”说着就往外走。我没再拦，只坐起来，披了件衣服跟出去。

院子里很冷，风像小刀子。他弯着腰，打着手电，把松动的塑料布重新压好。我站在旁边，冻得直跺脚。他回头看见我，说：“你出来干啥？快进屋去。”我说：“我陪你。”他就笑了。风把他的花白头发吹得乱七八糟。他用手电照了照我，说：“你这个傻媳妇。”我一下子想起二十五岁那年冬天，也是这么冷，我蹲在大棚里陪他摘黄瓜。那时候他说：“你放下吧，我自己来。”我没放。这么多年，他一直没放下。我也没放下。

我们俩在风里站了好一会儿。谁也没说话。等他把最后一角压实了，直起腰来，拉着我的手往回走。他的手粗得厉害，凉得像铁。可我心里烫得很。

回到屋里，他在炉子上坐了一壶水，倒了两碗。我们一人端一碗，坐在被窝里。他喝了一口水，说：“晓霞，你说咱俩这一辈子，苦不苦？”我想了想，说：“苦。可也甜。”他点头：“我也是这么想。别人看咱们，觉得不容易。可咱自己知道，日子里有多少滋味。”我看着他，说：“周军，下辈子，你还种菜吗？”他笑了，眼睛亮晶晶的：“种。怎么不种。下辈子，我还娶你，咱还一起种。”我把头靠在他肩膀上，那上面有股子洗不掉的泥土味。我闭上眼睛，心里很稳。

年根底下，小航带着沈琳和念安回来了。念安已经会跑，一进院子就喊：“爷爷！爷爷！”周军从暖棚里钻出来，手上还沾着泥。他一把抱住孙子，举得高高的。念安咯咯笑。沈琳在一旁说：“爸，您慢点，腰。”周军说：“没事。看见孙子，腰就好了。”一家人笑成一团。

除夕夜，我包了饺子。周军在院子里放了一挂鞭。鞭炮声在村里此起彼伏地响起来。我站在门口，看着暗下来的天，远处的村南，生态园的灯亮成一片。我想起很多年前的三十晚上，周军蹬着三轮车去批发市场，我在大棚门口看他消失在雾里。那些日子，像做了场大梦。如今梦醒了，一切都还在。地还在。他还在。

年夜饭桌上，小航举杯，说：“爸，妈，新年好。”周军也举杯，说：“都好。咱们一家，都好好的。”念安学着大人的样，端着空杯子碰了一下，奶声奶气地说：“都好好的。”我们都笑了。

开春以后，周军的暖棚里小苗发了芽。他每天都要钻进去看两回。我跟在后面，笑他：“比看孙子还亲。”他说：“这是给你种的菜。你得多吃。”我笑着点头。他腰又弯下一些，头发又白了一些。可他的手还是稳的。他捏起一棵苗，轻轻抖掉根上的土，对我说：“你看这根，多壮。”我说：“嗯。跟你一样。”他抬头看我，眼里有光。那光穿过塑料布，和春天一起，落在我们身上。

芦花村的南边，早已不是当年的模样。可我知道，那块土地还在，它收留过三个男人的汗水，也埋葬过两个男人的命。它给过我们贫穷，也给过我们温饱。它逼着人往前跑，也教会人慢慢活。

我和周军站在地头。风从南边吹来，暖融融的。地里的小麦刚返青，绿得铺天盖地。我挽住他的胳膊。他低头看我，说：“走吧，回家。”我说：“好。”

我们沿着田埂往家走。两个影子，一个长，一个短，在刚刚解冻的土地上，缓缓地移。远处，有人放起了风筝。一只红色的蜻蜓，在风里摇摇晃晃，越飞越高。

我抬头看。天蓝得干净。像被水洗过一样。

这些年，我明白了一个理儿。人这一辈子，就是在土里刨食。有的刨出金子，有的刨出石头。可无论刨出什么，只要身边那个人还在，只要那口锅还是热的，只要脚下的地还能长出绿苗来，这日子，就还有奔头。

周军走在前头。他的棉袄袖子上，还沾着暖棚里的塑料碎屑。风一吹，簌簌地掉下来。他没有回头。我也没叫他。

我们慢慢往前走。一直走进春天里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