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瞿定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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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0年11月,刘伯承出任军事学院院长,后兼政治委员。图为刘伯承院长(右)在军事学院成立典礼上致词。左为中央军委代表陈毅

新中国成立后,人民解放军建设进入一个新的历史发展时期,即由单一的陆军逐步向包括海军、空军和其他技术兵种在内的合成军队发展时期。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一所培养造就合成军队高级指挥员和高级参谋人员的最高军事学府——人民解放军军事学院在南京诞生了。学院成立初期,教员极度缺乏。为解燃眉之急,经中央军委批准,院长兼政治委员刘伯承以特有的胆略和气魄,聘用一批原国民党旧军官担任军事教员。他们大多数是解放战争时期起义、投诚和被俘的,其中不少将领是经过黄埔军校培养、抗战有功的优秀军事人才。笔者当年在军事学院工作多年,见证了这一历史过程。

由于“旧军官教员”的称谓带有某些贬义,不利于团结,后经规范,书面多以“非党教员”称之。本文为便于叙述历史情节,两者兼而用之。

刘伯承从1950年10月下旬接受组建军事学院的任务后便马不停蹄四处奔波,协调各方,力争尽早开学。他常说,办好一所学院,在领导上做好精确的教学计划基础上,一要有好教员,二要有好教材,正如开好医院需要高医和良药一样。然而,当时的情况是,解放军的干部大多数是工农出身,打仗勇敢,作战经验丰富,但文化程度和军事理论水平低,一时难以抽调合适人选承担高等军事学府的教学任务。经中央军委批准,在刘伯承的运筹下,经与各战略区积极协作,“不拘一格降人才”,很快一批又一批的原国民党军官到学院来报到了。

军事学院是1951年1月15日正式宣告成立的,实际上1950年底就已经开学了。当时高级速成科、上级速成科、基本科和情报科(后“科”改称“系”)第一期业已组建完成,报到学员758名,并于1951年1月8日开始上课。这时全院调来的军事教员已有231名,其中党员教员只有3名,其余228名均系原国民党军官出身,占比达98.7%。他们中除一部分是原国民党陆军大学的教官外,大多数是国民党军队的指挥官及较高级别的幕僚人员,其中少将军阶以上的就有100多人。他们是在华北、华东、西南等军区的军政大学进行短期学习与训练后,被选调来的。

军事学院聘用原国民党军官任教,高峰时达到589人。这就是后来一般概略说600人的由来。其中,1950年从各个“解放军官团”调来399名,1951年从西南军区调来80名,1952年从新疆等地调来110名。他们多数是解放战争后期在战场上被俘的,部分是和平接管的,少数是战场起义的。调到学院以后,被分配担任军事教员的有434人,其余的任文化教员和在机关工作。

1956年军事学院成立5周年之时,依据1955年12月的统计,“非党教员”还有391人,其中原国民党少将以上高阶将领107名,占27%;校官203名,占52%。到1958年春分建6所军兵种学院时,留用的“非党教员”还有166名,其中146名被授予从上尉至大校的军衔。

经过多年的教学实践锻炼和政治教育熏陶,这些“非党教员”接受党的领导,遵守共同纲领,认真改造思想,积极努力工作,业已融入军事学院这个特殊的群体之中。他们与所有教员一样,遵循刘伯承提出的“共同学习政治,各自钻研业务”指导思想,发扬“三更灯火五更鸡”精神,圆满完成所承担的教学科研任务。他们编写与翻译了大量的军事教材,参与组织实施多次规模较大的实兵演习与现地作业。例如,炮兵教授会5年中编成的357种教材,除20多种集团军教材外,军以下教材都是由他们编写的。合同战术教授会1954年的授课时数,90%是由他们完成的。营、团、师的战术和技术课目中,他们承担了一半以上的授课任务。先后在战史、司令部工作教授会任教的杭鸿志,原为国民党陆军大学中将教务处处长,起义将领,编写了《司令部工作概则》等讲义,并向学院图书馆捐赠了6大箱军事著作,是第一批被授予优秀教员称号的“旧军官教员”。历史充分表明,这些“非党教员”,为军事学院教学和人民军队建设作出了重大贡献。

刘伯承深知原国民党军官是一个特殊群体,必须予以特殊对待。在选调过程中,刘伯承及时给予指导,强调在这支人数较多的队伍中,一定要唯才是举,不计前嫌,做好择优选优工作。对于凡是调来任教报到的人员,他总是满腔热情地亲自接待,召开座谈会,听取意见,举行便宴,推心置腹地提出要求,明确交代任务,受到了这些特殊人士的热烈欢迎。

对于一些特殊人物,刘伯承更是费尽心血,做足工作。例如,对原国民党第70军中将军长陈颐鼎,刘伯承就上演了“三顾茅庐”的故事。陈是黄埔军校三期生,参加过北伐战争以及抗日战争的诸多大会战,1947年被俘,新中国成立后被释放回南京。刘伯承十分赞赏陈的军事才能,在第三次拜访时特地引用唐代诗人刘禹锡的诗句劝慰说:“百胜难虑敌,三折乃良医。人生不失意,焉能慕知己。”并联系陈在南京保卫战中抗击日寇的英勇表现,提出:“回首往事,是否可以总结出几点教训呢?”陈颐鼎深受感动,最后接受了刘伯承的聘请。

刘伯承认为,对这批来当教员的原国民党军官,首先要做好思想教育工作。经过调查摸底,了解到他们对调到军事学院工作,能在赫赫有名的军事家刘伯承领导下当教员,是深感幸运的。但思想上也有不少顾虑,特别是一种“阶下囚”的自卑心理,深深地影响着他们。他们有“三怕”:怕提起过去,怕不被信任,怕做不好工作。针对他们的思想顾虑,军事学院党委和刘伯承及时地加强对他们的教育疏导,帮助他们克服旧思想、旧观念,把立足点转到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一边,融入军事学院这个大集体之中。

刘伯承以极大的热情关心和支持他们,与他们互动交流,风趣而又诚恳地对他们说:“你们来,我们非常欢迎。不管是请上梁山的,逼上梁山的,还是捆上梁山的,过去走错了路不要紧,改过来就行了嘛!”叮嘱他们千万不要背过去的“历史包袱”,勉励他们遵守共同纲领,认真转变立场,好好为人民服务,共同把学院办好。刘伯承的思想工作产生了积极效应,这些“非党教员”听了以后非常感动,纷纷表示要努力工作,完成组织上赋予的教学任务。

在20世纪50年代初期,部队实行的是供给制。刘伯承特别注重对“非党教员”的量才使用,待遇合理。不管他们过去旧军阶高低,按其当时军事学术能力与政治思想进步程度分配任务。经实践考验,根据各自介绍学术的能力、工作态度与思想表现,分别评定教师技术等级,按照等级给予工资待遇。在加强思想引导的基础上,注意帮助解决他们的实际问题。如为每人颁发了革命军人家属优待证,为本人及其家庭确立了政治与荣誉地位,他们十分重视与感激。帮助他们的家属就业、子女上学,对其中少数人口多、负担重、生活确有困难者,予以特殊补助。在没有改变供给制期间,让他们享受当时团以上干部才有的中、小灶生活待遇。

经过多年的思想教育改造,这些“旧军官教员”进步很快,有的还立功受奖,仅1953年、1954年两年中,因授课良好而获奖的就有87名。有的还光荣地加入了共产党,从“非党教员”成为“党员教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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