儿子移居澳洲26年没来电，我72岁取养老金，发现2200万转账和留言|丫丫|养老金|广州|李秀兰|林超|澳洲

楔子

李秀兰72岁，丈夫走了十五年，独生子陈宇航在澳洲待了二十六年。这些年，除了每年春节一条群发式短信，儿子再没有主动来过电话。她靠每月两千八百块养老金，独居在县城老棉纺厂家属楼里。那天她去银行取钱，柜员盯着屏幕愣了半天，抬头小声说：“李阿姨，您账户里刚转进来一笔钱，两千两百万，还有一条留言。”李秀兰的拐杖“啪”地倒在银行大理石地面上，声音脆得像骨头断了。

第1章 “你儿子给你转了2200万”

“李阿姨，李阿姨您没事吧？”

银行柜员小周的脑袋从防弹玻璃后面探出来半截，眼睛瞪得溜圆。旁边一个大堂经理模样的姑娘已经小跑过来，要扶我。我摆摆手，自己扶着柜台慢慢弯下腰，去捡那根拐杖。拐杖把儿是橡胶的，落在地上滚了半圈，沾了点灰。

“你把那话再说一遍。”我直起腰，脸贴着玻璃，呼出的气在防弹玻璃上结了一层白雾。

小周咽了口唾沫，把电脑屏幕往我这边转了转。那上面的数字我数了三遍。2，2，0，0，后面四个零。两千两百万。

“留言，”我的声音哑得不像自己的了，“什么留言？”

小周看了看旁边的大堂经理，那姑娘点点头。小周又敲了几下键盘，然后把屏幕往我面前又凑近了一点。那上面是转账附言，只有一行字，二十六个字，我一个一个在心里念：

“妈，这些钱您放心用。我回不去了，对不起。”

我又把这句话看了三遍。每一个字都认识，连在一起却像天书。柜台的日光灯“嗡嗡”地响着，我脑子里也嗡嗡地响。身后有两个等着办业务的人在嘀咕，我管不了那么多了。

“他人呢？”我的脸还贴在玻璃上，声音又飘又急，“陈宇航呢？他知不知道？”

小周摇了摇头，脸上带着点为难：“李阿姨，这钱是从境外汇过来的，留言就这么一句。您看……要不要先给您办理取款？取多少？这个数目太大了，我们得提前预约，要报上级行审批……”

我根本没听进去她在说什么。我满脑子只听见那句话：“我回不去了，对不起。”什么叫“回不去了”？是回不了国，还是……我腿一软，要不是大堂经理扶着，我可能真就出溜到地上了。

从银行出来的时候，外面正下着雨。五月的天，雨丝又细又密。我撑着拐杖站在门口，怀里的取款凭条和身份证用塑料袋裹着，像裹着什么怕湿了的东西。街上的水洼映着灰蒙蒙的天，一辆出租车驶过，溅起一片水花。

我叫李秀兰，今年七十二。原来在县棉纺厂做挡车工，做了三十二年，退休后一直住在家属楼里。老伴叫陈德明，十五年前肺气肿走了，那年我五十七。儿子陈宇航，十八岁考出去，在广州上的大学，毕业没两年就去了澳洲。那年是一九九七年，他二十三。此后二十六年，他再没有回来过。电话从一年几个，变成一年一个，再变成一年一个短信。短信也大多是春节的时候发，四个字：“妈，新年好。”有时候连标点都懒得加。

我每个月养老金两千八百块，在县城过日子勉强够。房子是厂里的老房改房，四十多平米，厨房和厕所挨着，卧室窗户朝北，冬天冷得能把水管冻裂。我没什么念想，就指着一件事：等儿子回来。

可二十六年，他没回来。现在忽然转来两千两百万，还留了句“回不去了”。这算什么？买断我这个当妈的下半辈子？

我蹲在银行门口的台阶上，伞也没撑。雨打在头发上，顺着脸颊往下流，分不清哪是雨哪是泪。路过的行人都绕着我走。一个卖烤红薯的大爷过来问我：“老嫂子，你没事吧？”我抬头看他，嘴张了张，什么也说不出来。

等我回到家属楼，已经快中午了。楼道里还是那股熟悉的霉味儿，墙皮又剥落了几块。住在对门的刘桂香正在门口择菜，看见我一身水地回来，惊得一把甩了菜篮子：“李姐！你这是咋了？掉水里了？”

我没说话，掏出钥匙开门。手抖得厉害，钥匙在锁眼里捣了半天。刘桂香过来帮我开了门，又扶我进屋。我坐在那张旧沙发上，像被抽了骨头。刘桂香倒了一杯热水塞我手里，问东问西。我抬眼看她，嘴唇哆嗦了好一会儿，才憋出一句：“我儿子……他给我打了两千两百万。”

刘桂香手里的茶杯“砰”地掉在了水泥地上，摔成三瓣。

“多少？！”

“两千两百万。”

刘桂香张大了嘴，半天合不拢，然后一拍大腿：“那可是两千多万！李姐，你发了！你儿子在澳洲发达了，这是孝敬你的！”

我摇摇头。她不懂。一个当妈的，等了儿子二十六年，等来的不是人，不是电话，是一堆冷冰冰的数字和一句“对不起”。我宁可没有这钱。我宁可陈宇航在澳洲吃糠咽菜，也好过这种连面都不露的“孝心”。

刘桂香还在耳边聒噪，说这钱该怎么怎么花。我一句也听不进去。我站起来，走到五斗橱前，拉开最上面那层抽屉。里面有一个铁盒子，是陈宇航十八岁那年装笔用的。盒子里全是他的东西：一张高中毕业照，一张去广州时的火车票，一封他刚去澳洲时写回来的信。那封信我翻来覆去看过无数遍，信纸折痕处都快烂了，还拿透明胶粘着。我拿起来，展开。他当年的字很工整，说：“妈，澳洲这边挺好，等我站稳了，就接你过来。”落款日期，一九九八年三月。那之后，再也没有信了。

我的眼泪终于落下来，一滴一滴，砸在那封泛黄的信纸上，把已经糊掉的圆珠笔字又洇开了一团。

“陈宇航，”我对着空气说，“你到底在哪儿？”

窗外，雨还在下。

第2章二十六年，从一天三个电话到一年一条短信

我是在陈宇航去澳洲后的第三年发现不对劲的。

头一年，他还经常打电话。国际长途贵，他就打那种电话卡，信号不好，说话总有半秒延迟。但再不好，他也会隔三差五打一个，问问厂里的事，问问我的身体，说说他在那边刷盘子、送报纸的苦。我在这头听着，又心疼又骄傲，觉得我儿子有出息，能吃苦。

第二年，电话少了一些，变成一个月一个。他说他换了个工作，在一家华人餐厅做帮厨，活儿忙，从早站到晚。我说忙好，忙说明有奔头。

第三年，电话更少了。我有时候想他，就自己去邮局打国际长途。一次要二三十块，我那时候一个月工资才六百多。打过去，他接起来，声音总是很急：“妈，我这边有事，回头再说。”然后“啪”挂了。我拿着话筒，听着里面的忙音，好半天才把话筒放回去。

后来有了手机，陈宇航给我也买了一个。联想的翻盖机，白底的，上面还有个小小的彩色屏幕。他教会我怎么充电、怎么解锁。我那时候觉得新鲜，天天揣在围裙口袋里。可那个手机，从买来那天起，就很少响过。再后来，他连电话也不打了，只发短信。短信从几十个字变成十几个字，最后变成四个字。

“妈，新年好。”

这四个字，我每年都存着，一条都不删。有时候夜里睡不着，就翻出来看。那翻盖手机早坏了，后来换了个智能机，我专门请隔壁刘桂香的孙子帮我把短信导过来。那孩子捣鼓了一下午，说：“李奶奶，您这些短信加起来也没多少，一会儿就导完了。”我听了，心里像被人捏了一把。二十六年啊，一共才四十来条。

我不是没有想过去找他。前几年我还跟人打听过怎么办护照、怎么买机票。厂里一个老姐妹的儿子在旅行社上班，听说我想去澳洲，直摇头，说：“阿姨，探亲签证不好办，你儿子得给你发邀请函，还得有担保。”我打电话问陈宇航，他说：“妈，我这边租的房子小，你来了没地方住。等我买房子了，再接你。”

这一等，又等了六年。

六年后我再问，他又说：“妈，我最近工作调动，去悉尼了。等稳定了再接你。”

再问，就说：“妈，我在这边结婚了，她家里有些事，忙过这阵子再说。”

然后，就没有然后了。他在澳洲结了婚，有了家，这消息我还是从他一个叔叔嘴里听说的。我连我儿媳妇长什么样都不知道。有时候我坐在阳台上，看着家属楼里那些抱着孙子的老邻居，心里像被掏空了一个洞。那个洞越来越大，风一吹，就呼呼地响。

老伴陈德明走的时候，陈宇航没能回来。那天晚上，陈德明躺在县医院的抢救室里，浑身插着管子。我拿着手机躲到楼梯间给陈宇航打电话，一遍不通，两遍不通。打到第七遍，他终于接了。我哭着说：“宇航，你爸不行了，你能不能回来一趟？”电话那头沉默了很久，然后他说：“妈，我这边正办移民最关键的时候，走不了。我……”他的声音也抖了。然后他问了一句：“爸醒着吗？让我跟他说句话。”

我把手机拿回病房，贴在陈德明耳边。陈德明已经说不了话了，眼珠子转了转，嘴唇动了动，发出一点气音。陈宇航在电话那头喊了一声“爸”。我听见那声音，眼泪就崩了。没到天亮，陈德明咽了气。

陈宇航最终也没能回来。我独自操办了老伴的后事。厂里的老姐妹们帮忙，在县殡仪馆弄了个简单的告别仪式。陈宇航从澳洲汇了一万块钱回来，连一句多余的话都没有。那一万块，我添了几百块，给陈德明买了个双穴的公墓位。剩下的，都花了。

后来我听说，他到底是拿到身份了。再后来，又听说他在那边买了个小超市，做起了生意。可这些消息，全都是从别人嘴里漏出来的。他从不跟我说。我给他发短信，问他过得怎么样，他隔两三天才回一个：“还行，忙。”再问，就没下文了。

我有时候很恨他。恨他心硬，恨他连电话都不打一个。可每到春节前，我又会忍不住去超市买几样他小时候爱吃的东西，放在桌上。明知道他不会回来，可我还是会把菜摆好。有一年，我摆了两个碗，一副筷子是陈德明的，一副是他的。我就坐在那里，对着空荡荡的座位吃饭。吃了没几口就吃不下了，把菜都收进冰箱，足足吃了一个星期。

这几年，我身体越来越差。腰椎间盘突出，右腿走路不利索。去年冬天，我在厨房摔了一跤，半天没爬起来。最后靠自己挪到墙边，扶着灶台站起来了。那天晚上，我给陈宇航发了条短信，说：“宇航，妈老了。你要是有空，给妈回个电话。”短信发出去，第二天早上回过来四个字：“注意身体。”

我盯着那四个字，把手机往桌上一扔，再也没有发过短信。我想，我李秀兰这辈子，就当我没生过这个儿子。

可真的能当没生过吗？他转来两千两百万，还留了那么一句话。我这心里，比二十六年没来电更乱。

钱，我不想要。我得弄明白，陈宇航到底怎么了。

这事情，得有人去查。

第3章我找到了一个懂行的“孩子”

我开始往外跑。先去了中国银行县支行，问境外汇款的情况。柜员说只知道是通过合规渠道汇来的，对方账户在澳洲本地一家银行，户名是陈宇航的拼音。我问能不能查到地址或电话，人家摇头，说客户隐私不能透露。

我又去找了公安局出入境管理窗口。一个年轻女警问我有什么事。我说我想查我儿子的出境记录。她说直系亲属可以查，但只能查国内出入境时间。我查了。陈宇航的护照，二十六年来没有一次入境记录。这个我早就知道，可亲眼看见电脑屏幕上那个“无记录”三个字时，心还是往下沉了沉。

女警看我脸色不好，小声问：“老人家，您儿子是不是有什么情况？您别急，慢慢说。”我张了张嘴，不知道从哪儿说起。最后只说了句：“他在澳洲，二十六年没回来了。现在忽然给我汇了一大笔钱，还留了句没头没脑的话。”女警的表情变得凝重起来，说：“这种情况，建议您找律师咨询一下，或者通过外交部全球领事保护与服务应急热线试试。”

我记下了号码。走出派出所大门时，阳光晃眼。我站在路边，把那张写着号码的小纸条攥在手心里，攥出了汗。我活到七十二，从来没跟“领事保护”四个字沾过边。如今为了儿子，什么新词都碰上了。

当天下午，我去了县里唯一一家像样的律师事务所。接待我的是一个三十出头的女律师，姓沈，头发盘得整整齐齐，说话时习惯性地推一推眼镜。她听我讲完，在本子上画了几笔，说：“阿姨，跨国的案子，我们县里接不了。您现在最需要的是确认您儿子的具体位置和状态。建议您联系中国驻悉尼总领事馆，他们有义务协助。”

我点头，问：“怎么联系？”沈律师帮我查了号码，又教我怎么打国际长途便宜，还说：“您要是信得过，可以找找您儿子在澳洲的同学、朋友。人只要活在社会上，就一定会留下痕迹。”

从律师所出来，我在街边的石阶上坐了很久。陈宇航当年在县一中上学的时候，倒是有几个要好的同学。有一个叫林超的，跟他同班又同宿舍，后来考到了省城，又考了研，好像也出国了。另一个叫吴刚，大学毕业后在深圳混了几年，听说现在在县城开了个网吧。我决定先去找吴刚。

吴刚的网吧在老电影院后面，招牌褪了色，叫“极速空间”。我走进去，里面黑洞洞的，一股子方便面和烟味。吧台后头坐着一个大肚子男人，头发稀得厉害，正一边吃盒饭一边看电视剧。听到有人进来，他抬头眯眼看了看，突然站了起来：“李阿姨？您怎么来了？”

吴刚还认得我。他上高中时没少去我家吃饭。我看着他如今满脸横肉、下巴叠着三层的模样，心里说不出地感慨。他也不绕弯子，听我说明来意后，沉默了半晌，从抽屉里摸出一包烟，抽出一根点上，没抽，就夹着。

“阿姨，陈宇航……”他吸了口气，像下了很大决心，“我确实听说过一些。但不一定是真的。”

“你说。”我盯着他。

“前两年吧，有个在澳洲的华人回国，路过咱们县，跟以前同学喝酒。说陈宇航在那边做生意，一开始挺红火的，后来不知道沾了什么事，惹上了官司。再后来，听说身体也不行了。具体的，谁也不知道。陈宇航这个人，你也清楚，什么事都自己扛，出了事更不会跟家里说。”

我心里“咯噔”一下，眼前晃了晃，吴刚赶紧从吧台后面绕出来扶住我。“阿姨，您别急。这些说辞真假难辨。我看您最好还是找人去澳洲那边实地打听。”

我苦笑：“我这一把老骨头，连县城都快出不去了，还澳洲？”

吴刚低下头，过了几秒，说：“阿姨，我给您推个人。我表弟在墨尔本留学，学的就是法律。您要是信得过，我把您的情况跟他说说，让他帮忙查一查。”

我像抓住了一根稻草，连连点头。

回到家，我翻开那个铁盒子，从里面找出陈宇航当年的东西。除了高中毕业照和火车票，还有一本旧通讯录，蓝色塑料封皮，里面密密麻麻写满了名字和电话。我一页一页翻，翻到最后两页，找到了林超的电话。十几个数字，早就打不通了。可通讯录最下面还有一行小字，用圆珠笔写：“林超父亲：林国胜，县二中教数学。”

林国胜。这个名字我听说过，当年县二中确实有个教数学的林老师，现在应该早退休了。我决定去找找看。第二天一早，我换上那件干净的藏蓝色外套，把拐杖换成了一根老竹杖，坐公交去了县二中。

传达室的老头帮我问了半天，终于打听到林国胜住在城北的教师新村。我又倒了三趟车，才找到那个小区。小区不算新，但比我的家属楼强得多，有绿化，楼门口还有防盗门。我按了门铃，开门的是一位头发全白的老者，清瘦，戴着一副金丝边眼镜，身上有股淡淡的粉笔灰味儿。

“林老师吗？我是陈宇航的妈妈。”我站得端端正正，像多年前给儿子开家长会时那样。

林国胜愣了一下，随即点头：“陈宇航……我知道。他跟我家林超当年最要好。快进来坐。”

坐在林国胜家的客厅里，我喝着热茶，把二十六年的事慢慢说了。林国胜听着，眉头越皱越紧。等我说完，他摘了眼镜，用衣角擦了擦，说：“我家林超现在在布里斯班。他们俩后来还有些联系。去年林超回国，跟我说了一件事，我当时觉得不靠谱，就没往心里去。今天你来了，我觉得有必要告诉你。”

他顿住了。我看着他，心提到了嗓子眼。

“林超说，陈宇航在悉尼，得了重病。具体什么病不知道，但说情况不太好。”

我的手指抠着茶杯，指节发白。窗外有风吹来，把林老师家阳台上一盆文竹的影子吹得摇摇晃晃。过了好半天，我才找到自己的声音：“林超什么时候再回来？”

“这个不确定。但他每年都会给我打几次电话。”林国胜站起来，走到电话机旁，翻开一个小本子，“我记得他上次打的时候留了个澳洲的号码。”

他翻到一页，把本子转过来给我看。那上面是一串数字，前面写着“林超澳洲”。

“你要不要现在打个试试？”林国胜问。

我看着他，重重地点了点头。

第4章跨洋电话响了七声，一个陌生女人接的

林国胜帮我把电话拨了过去。听筒里先是一段“嘟嘟嘟”的长音，然后“咔嗒”一声，像接通了。一声，两声，三声……七声之后，有人接了。是个女人，声音沙哑，像刚睡醒。

“喂？”

我愣了一下，拿话筒的手微微发颤：“你好，我找林超。我是他父亲的朋友。”

对方沉默了两秒，然后说：“林超不住这里了。这号码是他以前留的。你是……中国打来的？”那女人的声音带着点南方口音，普通话不太标准。

“对，我是林超父亲的朋友，有急事想找林超。请问你有他的新电话吗？”我的声音尽量稳着，可膝盖还是控制不住地抖。

女人报了一串数字。我连忙冲林国胜比划，他递过笔和本子，我记下了。挂电话时，我连声说谢谢。那女人没说什么，直接挂了。我握着话筒，掌心全是汗。

等了大半天，到了晚上，林超的新号码终于拨通了。接电话的是个男人，说话很快，带着一股子多年在外的干脆劲儿：“喂，哪位？”

“林超吗？我是陈宇航的妈妈，李秀兰。”

电话那头顿了两三秒，然后我听见他深吸了一口气：“李阿姨？您怎么有我电话？”

我把事情简单说了一遍。林超听完，沉默了很久。他再开口时，声音明显低了下去：“李阿姨，陈宇航他……他挺难的。我本来想过联系您，可他不让。”

“他到底怎么了？”我几乎是喊出来的，连声音都劈了。林国胜坐在旁边，轻轻按了按我的手，示意我别急。

林超说：“陈宇航在悉尼。他前些年在那边做生意，跟人合伙开了家物流公司，开始还不错，后来合伙人把公司资产掏空了，还背上了一笔债。陈宇航卖了房子和超市还债，之后身体就垮了。医生说是肝上的问题，已经有些严重了。他不让跟您说，怕您担心，也怕您看见他现在的样子。”

我的眼泪“哗”地就下来了，一点征兆都没有。原来不是他不想回来，是他回不来了。原来那些冷冰冰的短信，那些不接的电话，都是一个在外头受了难的儿子，把自己的所有难堪都堵在了嘴里。我捂住话筒，哭得说不出话。过了好久，我才压着嗓子说：“林超，你把阿姨的微信加上。你告诉陈宇航，妈不嫌他。他就是要饭了、瘫了，也是我儿子。你让他给妈回个电话。”

林超在那头也哽咽了：“阿姨，我上次见他是三个月前。他状态不太好，但还能走路。他不让我跟您说，我劝过他好几次，他都急眼。今天既然您找到我了，我一定把话带到。您等我消息。”

挂断电话，我瘫坐在沙发上，眼泪流干了，只剩下一声接一声的叹气。

三天后，我的手机响了。屏幕上的号码很长，前面有个“+61”。我看着那串数字，心里翻江倒海。我按了接听键，把手机贴在耳边。

“妈。”那一声，隔了二十六年。陈宇航的声音又轻又虚，像一片被风撕破的纸。我张了张嘴，喉咙像被棉花堵住了。等我终于喊出那声“宇航”时，电话里已经传来他压抑的哭声。

“妈，对不起。”他反反复复，就这一句。

我攥着手机，老泪纵横。窗外的天已经黑透了，家属楼里亮着零星的灯。我坐在黑暗中，跟远在八千公里之外的儿子，隔着一根看不见的线，哭了半宿。

陈宇航说，他一直不敢给我电话，觉得亏欠太多。他说他这辈子最对不起的人就是我。他说他偷偷攒下那些钱，是这几年打官司追回来的一部分资产，加上一点生意清算的钱。他说他怕自己时间不多了，想着把能留的都留给我。他说：“妈，我不是不想你。我是没脸见你。”

我一边听一边骂他：“你傻不傻？你当妈的会嫌你没脸？你小时候拉了我一身的屎尿，我嫌过你没有？”

他哭，我也哭。我问他身体到底怎么样。他说还在治，但需要时间。我说：“你把地址给妈。妈想过去。”他说：“妈，您这么大年纪了，路太远，我安排一下，看看能不能……”他顿住了，没说下去。我知道，他是怕自己回不来，也怕我来不了。

可我心里已经有了主意。我李秀兰这辈子在工厂里踩了三十年机器，最不缺的就是倔。二十六年都等了，还差这最后一程？

我一定要去澳洲，亲眼看看我的儿子。

第5章整个县城都知道我“发了”

“李姐，出国的手续可不好办，你这么大岁数，折腾什么？依我看，你把钱拿好，把老房子卖了，搬到市区买套新房，享福去。”

刘桂香一边剥蒜，一边絮叨。我把阳台上晒好的被子翻了个面，没接她的话。

自从那笔钱的事传出去以后，我就像被放到了放大镜底下。对门刘桂香还算好的，也就劝我花钱。楼道里其他几户人家的眼神才叫厉害。以前在楼梯上碰见，顶多点个头。现在一个个都热络得不行，李姐李姐地叫，还主动帮我扔垃圾。我活到这把年纪，头一次这么清楚地看见人心是什么颜色。

最夸张的是厂里以前的一个同事，叫王彩凤，得十来年没联系了。不知道从哪儿打听到我的事，提着一箱牛奶就上门了。进门先抹眼泪，说她家老头得了糖尿病，儿子又不成器，日子过不下去。我当时还没回过神，她忽然“扑通”一声就跪下了，吓得我差点把拐棍甩出去。

“李姐！求你看在当年一起挡车的份上，借我二十万！我家那口子再不住院，命就没了！”

我赶紧拉她起来。她不肯，死沉死沉地跪在地上。我看着她花白的头发和因为常年劳作而变形的手指，心里发酸。可我更明白，这钱是陈宇航用命换回来的，我不能不明不白就往外撒。我问她有没有住院单子，她说有，就是不够。我让她把单子拿来。她又支支吾吾，说单子在老家，改天拿过来。

后来我才从别人嘴里知道，她家老头根本没病，是她儿子在外头欠了赌债，讨债的逼上了门。她不好意思直说，就编了这么一出。我嘴上没说破，心里却像吞了口凉水。这钱还没捂热，各路牛鬼蛇神就都来了。

侄女陈小燕也来看过我几次。她是我弟弟家的女儿，在县城开美容店，日子还算过得去。以前一年到头也不来一趟，最近几乎每个周末都来，又买水果又买按摩仪。有一天她支开旁人，凑到我耳边，说：“大姑，您这么大岁数了，拿着那些钱也不安全。不如交给我帮您理财，我们店最近跟人合伙搞项目，一年最少十个点。”

我看了她一眼，说：“小燕，钱不是我的。是你表哥的。我不能乱动。”

她撇了撇嘴：“表哥人在澳洲，钱给您了就是您的。再说，您辛辛苦苦把他拉扯大，用他点钱怎么了？”我没接话。她见我不松口，脸色变了变，没再提，但走的时候明显没有来的时候高兴了。

最让我难受的，是厂里那些老姐妹。她们倒不是来借钱的，就是开始对我客气得过分。以前大家一起在树荫底下打牌、晒太阳，啥都聊。现在我一过去，她们就停下话头，看着我笑，笑得我浑身不自在。有次我听见背后有人小声说：“李秀兰现在是富婆了，跟咱不是一路人了。”我拿着蒲扇站在那儿，进也不是退也不是。

钱这个东西，有时候真是照妖镜。

我把大部分钱转进了一个新的账户，只留了五万块备用。存折和卡都锁在五斗橱的铁盒子里。然后我开始办护照。大半个月，我来来回回往县里、市里跑了七八趟。护照办下来那天，我举着那个深红色的小本子，在出入境大厅门口站了好久。风吹过来，本子里的纸页“哗哗”响。我想，我终于要去看我儿子了。

接下来是签证。我什么也不懂，就去找了沈律师。沈律师挺热心的，帮我联系了市里一家办签证的中介。中介说要担保、要资产证明、要健康证明，还要陈宇航在澳洲的邀请函。我跟陈宇航说了，他说他找人发。没过多久，一封邀请函就从悉尼发过来了。上面有他的签名，还有他住的地址。我把地址抄下来，一笔一画地写在纸上。

沈律师帮我准备材料的时候，看到那个地址，说：“这个区在悉尼西边，不算富人区，但也不差。”我点点头，心里却想，我管他富不富、穷不穷，那是我儿子的窝，再破也是家。

九月中旬，我把签证材料交齐了。中介说探亲签证通过率还可以，让我耐心等。我回到家属楼，每天起来第一件事就是看手机。我怕错过中介的电话，也怕错过陈宇航的消息。他后来每隔两三天会给我打一个电话，每次都打不了几分钟，说几句就喘。我催他找医生，他说在治。我问什么病，他只说“肝不好”。我再问，他就打岔。

十月初，中介打来电话，说签证下来了。我坐在缝纫机前，手里还拿着一条没缝完的旧裤子。我放下针线，把那个消息在脑子里转了三遍，然后给陈宇航发了条短信：“儿子，妈拿到签证了。你等着妈。”

他没有回。往常他回得再晚，隔天也会回。那天没有。第二天也没有。第三天，我接到一个从澳洲打来的电话。是林超。他声音哑得厉害，像刚刚哭过。

“李阿姨。”他说，“陈宇航住院了。情况……不太好。他让我跟您说，别过来了。”

我站在七楼阳台边，两条腿像被钉住了。楼下有小孩在跑，有人在喊。我什么都听不见了。我听见自己的声音说：“我过去。”

那声音不像我的，像从很深的地底下冒上来的。

“林超，我过去。”我又说了一遍，每个字都咬得死死的。

挂了电话，我走进卧室，把已经收拾好的小行李箱打开，把护照、签证、机票预订单和那本蓝皮通讯录，一样一样地放进去。

我活到七十二，从没有坐过飞机。可我这回，非去不可。

第6章飞机起飞时，我手里攥着他的照片

机票是沈律师帮我订的。从武汉天河机场飞悉尼，中转广州。票价七千多，我付了，眼睛都没眨。沈律师给我写了一张行程单，上面用大号字写着几点到哪个口、怎么转机、到了澳洲怎么填入境卡。她说：“阿姨，到了那边，您就找会说中文的工作人员，别慌。”我点头，把那张纸折好，放在贴身的衣服口袋里。

出发前一天，我去了陈德明的墓前。公墓在县城北边的山坳里，松柏长得很高。我坐在墓碑前，把一束菊花放下，又拿抹布蘸着水把碑擦了一遍。

“德明，儿子有消息了。”我对着碑说，“就是不太好。我要去澳洲了。这辈子没出过远门，没想到第一回出远门，是为了找儿子。你在地底下，保佑我们母子见上一面。”

山风把菊花的叶片吹得微微颤动。我仿佛听见陈德明在风里叹了口气。我站起身，拍了拍膝盖上的土，慢慢往山下走。

第二天凌晨四点，天还没亮，我坐上了去武汉的网约车。车是沈律师叫的，司机是个四十来岁的小伙子，看我年纪大，又提了个箱子，赶紧下来帮我搬。路上开了三个半小时，他时不时问我晕不晕车。我摆摆手说没事，怀里一直抱着那个帆布包，里面装着护照、签证和一张陈宇航十八岁时的照片。那是我从他高中毕业照上剪下来的，小小的一寸照，穿蓝白校服，眉眼清秀。我拿塑料薄膜包着，放在最贴身的夹层里。

武汉天河机场大得让我发懵。我顺着沈律师写的指示牌，一步一问，终于办好了登机牌。安检的时候，工作人员让我把拐杖也放上传送带。我听话照做，等拐杖从机器里出来，我又稳稳抓在手里，像抓住一根定海神针。

飞机上人很多，我的座位靠窗。安全带怎么系都系不上，旁边的年轻姑娘帮我系好，说：“奶奶，您第一次坐飞机吧？别怕，一会儿飞起来的时候耳朵会有点堵，您嚼个口香糖就好了。”我点头，从口袋里摸出一块奶糖放进嘴里。糖是刘桂香临走前塞给我的，她说：“李姐，带着，路上甜口。”

飞机开始滑行，轰鸣声越来越大，身子往后一仰，人像被一只大手按在了座位上。我闭上眼睛，右手伸进怀里，攥着那张一寸照片。陈宇航十八岁的脸，隔着塑料膜，贴在我的手心里。

儿子，妈来了。

飞机落地悉尼的时候，是当地时间的下午。我被人流裹着下了飞机，脚踩在陌生的土地上，耳朵里满是听不懂的外国话。我沿着通道慢慢走，心里默念着沈律师教我的流程。入境卡是一个年轻中国小伙帮我填的。他问我到澳洲做什么，我说看儿子。他笑着说：“您一个人出这么远的门，真不容易。”我笑了一下，眼角有点湿。

出了海关，我一眼就看见一个瘦高男人举着一块纸牌，上面写着“李秀兰”三个字。我走过去，那男人看见我，喊了一声：“李阿姨！”是林超。他比陈宇航大一岁，可看起来比实际年龄苍老很多，眼角的纹很深，嘴角起了干皮。他接过我的箱子，扶着我往外走。

“林超，宇航怎么样了？”我急着问。

他避开了我的眼睛，说：“在圣乔治医院。我们先把东西放下，我再带您去。”

我拽住他的胳膊，停下来：“你先告诉我，他到底什么病。我是他妈，不能什么都不知道。”

林超沉默了几秒，终于开口：“肝癌，去年确诊的。之前一直保守治疗，前阵子恶化，住院了。他死活不让我告诉您。汇钱给您的那个账号，是他把店清掉之后存的。他说……这辈子还不了您的债了。”

我的身子晃了一下。林超赶紧扶住我。我没哭，只是站在原地，狠狠地吸了几口气。悉尼的空气里有股海水的咸湿味。我抬头看了看天，天很蓝，蓝得没心没肺。

“带我去。”我说。

林超点了点头。

医院很大，走廊很长。我的拐杖在光滑的地板上敲出“笃、笃、笃”的声音。我们坐电梯上到六楼，穿过一道自动门，走到一间病房前。林超停住脚步，转过头看着我：“阿姨，他最近瘦了很多。您……有个准备。”

我点点头，然后推开了门。

病房里有淡淡的消毒水味。窗帘半拉着，阳光从缝里漏进来，正照在病床上。床上的人背对着门，蜷缩着，像一片被揉皱的纸。

“宇航。”我叫了一声。

他的身体明显一震，然后慢慢转过身来。那张脸，我已经不认识了。双颊凹陷，颧骨高高突起，皮肤黄得发黑，眼窝陷成两个坑。只有那双眼睛，还跟从前一样，又黑又亮。他看着我的那一刻，我确信，那眼神里有惊讶，有羞愧，有想念，有说不出口的千言万语。

“妈……”他的嘴唇哆嗦着，声音像从嗓子里挤出来的，“您怎么来了……”

我走过去，走到他床边。拐杖没撑住，我整个人扑在床沿上，两只手抓住他的手。那手瘦得只剩下骨头，我握在手里，像握着一把冰冷的竹枝。我看着他，眼泪一颗一颗地往下掉，可嘴角却咧着。

“我来看我儿子。”我说，“二十六年了，你不回去，妈来看你。”

陈宇航终于崩溃了。他别过头，肩膀剧烈地抽动，哭声从喉咙里溢出来，像一头被困了太久的野兽。我抱住他，抱住这个已经瘦得没个人形的儿子，像抱着他刚出生时那软软的一小团。

“别哭，妈在这儿。妈哪儿也不去了。”我拍着他的背，越拍越轻。

窗外，悉尼的阳光正慢慢斜下去。我知道，我们母子的时间，可能不多了。可不管还剩多少，我都得陪着他，一步也不离开。

第7章妈不走了，妈陪着你

在医院的第一夜，我睡在陈宇航病床边的折叠床上。林超给我租了张陪护床，说：“阿姨，医院规定晚上只能留一个人，您将就一下。”我摆摆手：“我一个老太婆，什么地方没睡过。你回去歇着，明天再来。”

林超走后，病房里就剩我们母子。陈宇航睡得很浅，每隔一会儿就皱一下眉，嘴里发出细微的哼哼声。我坐在他床边，借着走廊里漏进来的一点光，仔仔细细地看他。看他的眉毛，看他的鼻梁，看他下巴上冒出来的花白胡茬。我有多久没有这样看过他了？二十六年。当年他离家时，胡子还是软的，脸还是饱满的。现在他躺在这里，头发灰了大半，整个人轻得像一片枯叶。

后半夜他醒了。他转过头，看见我，愣了几秒，然后说：“妈，您睡会儿吧。我没事。”我摇摇头，把保温杯递过去，里面是温水。他接过去，喝了两口，手抖得厉害，水顺着嘴角流下来。我拿毛巾轻轻擦。

“宇航，你给妈说说，这些年，你到底怎么过的。”我把毛巾放下，声音很轻，像怕惊着谁。

他沉默了很久，久到我以为他又睡着了。然后他开口，声音断断续续，像在翻一本旧账：“刚到澳洲那几年，什么都干。刷盘子、搬货、送报纸，一天打三份工。后来攒了点钱，跟人合伙开物流公司，赔了。那几年每天就睡四个小时，吃饭也没个点儿。再后来，遇到一个华人，把一个小超市盘给我。我经营了几年，生意慢慢好起来，又贷款买了个房子。后来他妈……我离了，房子给老婆孩子了。再后来，身体就不行了。”

他说到“老婆孩子”时顿了一下。我心头一紧：“你有孩子？我当奶奶了？”

他望着天花板，眼里闪过一丝复杂的光：“一个女儿，今年八岁。跟她妈在墨尔本。我们离婚后，她妈不让我见。我也……没脸见。”

我的心脏像被什么猛地撞了一下。原来我早就是奶奶了，可这么多年，我什么都不知道。陈宇航瞒得我好苦。可我不怪他。一个在外头漂着的人，连自己都顾不好，哪还有力气把什么事都告诉家里。

“那孩子……叫什么？”我问。

“陈欣妍。”他慢慢说出这三个字，嘴角浮起一点极淡的笑意，转瞬即逝，“小名丫丫。长得很白，像她妈。”

我没有再追问。夜太深了，病房里静得能听见吊针滴答的声响。过了好一会儿，陈宇航又开口：“妈，那笔钱，你收到了吧？留着自己用。我没别的能给你了。”

我握住他的手，说：“钱在。妈不要。等你好起来，咱俩一起回去。把陈欣妍也带回去。妈给你们做饭吃。”

他听了，眼眶又红了。他别过脸去，不再说话。

就这样，我在悉尼住了下来。林超给我联系了医院附近的一间短租公寓，走路到医院只要七八分钟。我每天一大早就起来，去附近超市买新鲜的鱼、蛋、青菜。虽然澳洲的菜跟国内不一样，我还是尽量变着法子给他做点吃的。可他吃不进去，医生说肝功能太差了，胃口自然不行。我就把米熬得稀烂，一口一口地喂他。

同病房有个中国老大爷，姓吴，也是来投靠儿子，结果生病住院的。我们俩熟了之后，常坐在走廊长椅上说话。吴大爷说：“老嫂子，你这身子骨还天天往医院跑，不容易啊。”我笑：“只要能看见儿子，跑死也值。”

陈宇航的主治医生是个华裔，姓江，会说一点普通话。他把我叫到办公室，拿着一张CT片子，对我说：“阿姨，您要有心理准备。您儿子的病情，已经到了晚期。我们现在的治疗，主要是减轻痛苦、延长生命。”我听着，心里像被刀捅了，可脸上还得绷着。我问他还有多长时间，他说：“不好说，这个要看个人情况。也许几个月，也许更短。”我点点头，说：“大夫，您该怎么治怎么治，钱我们花得起。”江医生点点头，目光里有种说不出的东西。

那笔两千两百万，账户里我一分没动。可到了医院，我才知道治病有多烧钱。我没有犹豫，把卡里的钱一笔一笔往外转。我这一辈子都没花过这么多钱，可花在儿子身上，我连眼都不眨。陈宇航知道后，急了，要拔针头。我按住他，说：“你人都这样了，还把钱看得比命重？钱没了妈再挣！你没了，你让妈怎么活？”他看着我，嘴张了张，到底没再说什么。

十一月的悉尼，渐渐热了起来。医院窗外的蓝花楹开了，一树一树的紫，像把整个天空都染了色。我常推着轮椅带陈宇航到院子里晒太阳。他裹着毯子，瘦得只剩一把骨架。我坐在他旁边，给他念手机里存的短信，就是这些年他发给我的“妈，新年好”。他听着听着就笑了，笑完了又哭。

“妈，这些破短信，你留着干嘛？”他说。

“我留着，就为了有一天能当着你的面念。让你知道，你妈这二十六年，就是靠这几个字活过来的。”我望着远处，语气平静得不像在说自己的事。

他伸出手，握住我的手。那手很凉，可这一次，他没有再抽开。

日子一天天过。陈宇航的精神时好时坏。好的时候能坐起来跟我说半小时话，说澳洲的风，说女儿小时候的事。坏的时候一整天不睁眼，只有心电监护仪的“滴滴”声证明他还活着。我几乎不敢合眼，怕一闭眼，再睁开，人就没了。

林超隔三差五来看我们。他有时带水果，有时带中餐外卖。有一天，他突然跟我说：“李阿姨，我去墨尔本跑了一趟，找到丫丫她妈了。我把陈宇航的情况跟她说了。她……她同意让丫丫跟陈宇航视频。”

那天下午，我拿着手机，看着屏幕里那个扎着马尾辫的小姑娘。她睁着一双黑溜溜的眼睛，怯生生地喊了一声：“爸爸。”陈宇航的眼泪“唰”地就下来了。他笑着，又哭得不成样子。我站在一边，眼泪也止不住。我的小孙女，我头一回见，竟然是在手机里。

陈欣妍说，她妈同意过段时间带她来悉尼。陈宇航连声说好。挂了电话，他靠在床头，眼睛亮晶晶的，像忽然有了光。

“妈，我想活。”他忽然说，“我想多活一天，多看她一眼。”

我攥着他的手，用力点头。窗外，蓝花楹的花瓣被风吹进来，落在雪白的床单上，像一枚小小的紫色印章。

第8章陈欣妍来了，病房里开出了一朵花

十二月初的一天，陈欣妍跟着她妈妈林慧来了悉尼。

林慧是个三十五六岁的女人，个子不高，清瘦，皮肤很白。她站在病房门口，有些局促。我赶紧站起来，说：“快进来，快进来。”她点点头，推了推身边的小女孩：“叫奶奶。”陈欣妍仰起脸，又脆又亮地叫了一声：“奶奶。”我蹲下身去，想抱她，又怕自己一身的医院味。她却主动扑过来，搂住了我的脖子。

我的眼眶一热，赶紧别过头擦了擦。

陈宇航靠在床头，嘴哆嗦着，眼睛从林慧看到陈欣妍，又从陈欣妍看到林慧。他喊了一声：“慧……”就再也说不出话。林慧走过去，在床边坐下，沉默了一会儿，说：“你现在什么也不用想，治病最要紧。丫丫不能没有爸爸。”陈宇航闭上眼，眼泪从眼角滑下来。

那天下午，病房里难得地热闹。陈欣妍在陈宇航的床边跳来跳去，给他看自己画的画。画上是一个歪歪扭扭的小房子，天空涂成蓝色，太阳画得比房子还大。她指着画说：“这是爸爸和妈妈，这是我和奶奶。”陈宇航拿着那张画，看了又看，像看一件稀世珍宝。

我看着这一幕，转身走到窗边。阳光正暖，楼下的蓝花楹已经谢了不少，地上铺了一层紫色的毯子。我忽然想起陈宇航十八岁那年，也是这样喜欢画画。他在课本扉页上画过一个房子，说以后要给我买一个带院子的房子，种满花。那时候他笑得那么好看，跟眼前的陈欣妍一个模子。

林慧只在悉尼待了两天，她还要回去上班。临走前，她跟我单独谈了一次。我们坐在医院楼下的咖啡馆里，她给我点了杯热巧克力。她跟我说，和陈宇航离婚，不是因为他不好，是因为他总把什么都扛着，扛着扛着，家就散了。她说：“他这几年其实一直很愧疚。觉得对不起您，也对不起我和丫丫。他不敢联系您，是怕您看到他一事无成的样子。”我听着，没说话，只把热巧克力一口一口喝下去，甜得发苦。

“阿姨，那笔钱……是他的全部了。”林慧抬起头看我，眼里有泪光，“他早知道自己病了，把能卖的都卖了。他说，不能陪您养老，至少给您留点钱。他求我别告诉您，说您年纪大了，受不了刺激。”

我的手一抖，杯子里剩下的热巧克力晃了晃。我放下杯子，对林慧说：“他是我儿子。不管他做什么，我都受得住。我现在唯一求的，就是他别把我当外人。我是他妈，不是外人。”

林慧低下头，没再说话。过了一会儿，她起身，说：“阿姨，等我安顿好，我会带丫丫再来看他。您保重。”

我点头。目送她走出咖啡馆，汇入悉尼街头的人流里。

十二月的悉尼，热得人发昏。可病房里的空调总开得太足，我不得不给陈宇航盖两床毯子。他的病情时好时坏。有一次，他半夜发起高烧，浑身抽搐。我吓得魂都没了，拼命按呼叫铃。医生护士冲进来，把我推到走廊上。我隔着玻璃门，看着他被推进抢救室，心像被人从胸腔里挖了出来。

林超接到电话后赶了过来，陪着我坐在抢救室外面的长椅上。我双手合十，嘴里不停地念：“德明，你在天有灵，保佑儿子挺过去……”林超在旁边，什么话也说不出来，只一遍遍拍我的背。

三个小时后，医生出来了，说情况暂时稳住了，但要转进重症监护室。我腿一软，差点跪下去。林超一把扶住我。

重症监护室一天只能探视一次，一次十五分钟。我每天就等那十五分钟。陈宇航插着呼吸机，全身浮肿，眼角总有擦不完的泪。我进去时，他没法说话，只能微微转动眼珠。我凑到他耳边，轻声说：“宇航，妈在。丫丫也在等你。你别怕。”他的手指动了动，像是想握我的手。我用力握住，恨不能把自己的命匀一半给他。

那些天，我几乎把这辈子的眼泪都流干了。可眼睛干了，心不能干。我逼着自己吃饭，吃不下就喝汤，喝不下就喝水。我得活着，我得站着。我要是倒下了，陈宇航怎么办？我的孙女怎么办？

陈欣妍给我打过一次电话。她问我：“奶奶，爸爸好了吗？我想他了。”我拿着手机，笑着说：“快了。爸爸很快就好了。等好了，奶奶带你吃好吃的。”挂完电话，我一个人站在医院走廊尽头的窗户前，哭得直不起腰。

可人生这东西，总在你想不到的时候，给你一点光。

转进ICU的第七天，陈宇航的指标开始慢慢好转。医生说他意志力很强，求生欲特别旺盛。我听了，又哭又笑。我知道，他舍不得丫丫。一个男人，当了父亲，就再也舍不得死了。

半个月后，他转回了普通病房。那天我给他擦脸，他忽然开口，嗓子像破锣：“妈，我想吃您包的饺子。”我愣了一下，然后连声说：“妈这就去包！这就去包！”

我跑遍了公寓附近的超市，终于买到一袋中筋面粉和一盒猪肉馅。没有擀面杖，就用玻璃杯凑合。没有韭菜，就用白菜加香菇。我站在异国他乡的小厨房里，和面、擀皮、包馅，手忙脚乱，满身满头都是面粉。可我心里是从未有过的踏实。我儿子想吃饺子了。他想吃饭了。

那锅饺子煮熟的时候，我捞了满满一碗，装进保温盒里，一路小跑着去了医院。陈宇航靠在床头，看着我打开保温盒，热气腾起来。他的眼睛红红的，嘴角却翘着。他拿起筷子，夹了一个，慢慢放进嘴里。嚼着嚼着，他的眼泪掉进了碗里。

“妈，好吃。”他说。

我站在床边，笑了，笑得眼泪直流。

第9章他给我看了手机里最后的留言

陈宇航的身体在慢慢好转。虽然还是瘦得脱相，但气色比之前好了不少，精神也一天比一天好。他开始能下床了，拄着拐杖在病房里慢慢挪步。我每天陪他走几圈，从床头走到门口，再从门口走回床头。病房里的病友和护士都认识了我们母子，管他叫“那个中国大哥”，管我叫“中国妈妈”。

有一天晚上，他忽然对我说：“妈，你把我的手机拿过来。”他手机在床头柜的抽屉里，已经很久没开过机了。我充上电，开了机，递给他。他靠在床头，手指在屏幕上划着，速度很慢。我在旁边看着，没说话。过了好一会儿，他把手机转过来，给我看一个备忘录。

那里面密密麻麻写满了字。我凑过去看，是一个个日期，每一行都写着同样一句话：“今天对不起妈。”他划给我看，从去年生病到现在，几乎每一天都有。他说：“妈，我每天都会写一句。我怕哪天突然走了，这些话就烂在肚子里了。现在你来了，我就把手机给你看。你看了，就当我把这二十六年的对不起都补上了。”

我拿着手机，屏幕上的字模糊起来。那些日期和句子像潮水一样涌过来，淹得我喘不过气。我抬手擦了把眼睛，把手机还给他，说：“妈不要你的对不起。妈要你好好的。等你出了院，跟我回老家。咱们把院子收拾出来，给你种点花，给丫丫留个房间。”

陈宇航咧开嘴笑了。那笑容很轻，像久阴的天终于透出的一点光。他说：“好。”

可老天爷有时候就是见不得人好。

一月中旬的一天，陈宇航突然又发起了高烧。医生说是感染引起的并发症，情况比较复杂。那天晚上，他躺在病床上，浑身发抖，嘴唇发紫。我守在他旁边，抓着他的手，眼泪已经流不出来了。他反反复复地叫“妈”，一会儿清醒，一会儿糊涂。我答应着，喉咙里像火烧一样。

下半夜，高烧退了。他醒过来，看见我坐在旁边，轻轻说：“妈，你睡会儿。我保证我不走。”我摇摇头，把他额头上的汗擦了。他看着我，忽然说：“妈，如果我真的……您要把丫丫接过去。她妈一个人带孩子不容易。您别怪她。还有，那些钱您一定自己留着。我在澳洲没什么财产了，只有那份保险。受益人我改了，是您和丫丫。”我听了，心像被一只大手攥住，越攥越紧。

“我不听这些。”我打断他，声音硬邦邦的，“你给妈好好活着。什么保险不保险的，你把你自个儿赔给妈就行了。”

他笑了笑，不再说那些。窗外的天慢慢亮了，悉尼的晨光透过百叶窗照进来，一条一条地落在他的病号服上。

那天上午，林超来看他。他们聊了几句，林超出来时眼圈是红的。他塞给我一个信封，说：“李阿姨，这是陈宇航让我帮他把澳洲这边的事处理完之后剩下的钱。存的是澳币。他让我交给您。”我没有接，只问：“他到底还瞒了我多少？”林超低下头，说：“他其实这些年没少给您攒钱。只是以前过得不好，拿不出手。后来生了大病，他就想把所有东西都变现给您。他总说，您这辈子没过上一天好日子，他不能给您好日子，至少别让您老了没着落。”

我站在病房外，手里捏着那个信封。里面的钱我根本不在乎。我在乎的是，我儿子这二十六年，到底是怎么一天天熬过来的。他一个人，在那么远的地方，病了没人管，累了自己扛。我这个当妈的，什么都不知道。

我走回病房，陈宇航正闭着眼休息。我坐回他床边，忽然说：“陈宇航，你听好了。你妈这辈子最大的好日子，就是你出生的那天。你活一天，妈的好日子就多一天。你听见没有？”

他睁开眼，看着我，眼里有光在闪。他点点头，嘴唇动了动：“听见了。”

我把他的手贴在我脸上。他手心的温度，比外面的悉尼阳光还要暖。

从那天之后，陈宇航的病情反反复复。有时好得能下地走一圈，有时又虚得连水都端不稳。可不管怎么反复，他再也没让我一个人守过夜。他总是赶着让我回去睡觉，说“妈，您不能垮”。我不肯，他就装睡。我看着他微微颤动的睫毛，心里跟明镜似的。这孩子，从来都是这样，宁愿自己难受，也不愿让别人多担待。

有一天下午，我推着他去医院楼下的花园晒太阳。他忽然指着远处一棵开满紫色花的树，说：“妈，那棵蓝花楹，谢了又开。我在澳洲这些年，每次想家，就找一棵这样的树，在底下坐一会儿。看着那些紫花落下来，就想起咱们老家院子里那棵泡桐。小时候您给我做糖饼，我就在泡桐树底下吃，吃得满嘴都是糖渣。”

我的喉咙一紧，眼泪差点又上来。我稳住声音说：“等回去了，妈再给你做糖饼。给你做一大锅，管够。”

他笑了。眼睛眯起来，像二十多年前那个坐在泡桐树下的少年。

第10章结局

二零一九年二月，陈宇航出院了。

他的身体还没有完全恢复，医生建议继续在澳洲休养一段时间。我在悉尼租的公寓续了两个月。林超帮忙联系了复健中心，每周三次，我陪着去。林慧也带着陈欣妍又来了一趟悉尼。那几天，我们一家人住在短租公寓里。房子不大，两张床，客厅里放了一张折叠餐桌。陈欣妍在地上铺开画纸，用彩笔画了一个大房子，房子前面有树，树下有四个小人。她说：“这是我们在澳洲的家。等爸爸好了，我们回中国再画一个。”陈宇航坐在轮椅上，看着女儿，笑得特别安静。

三月的一天，我推着陈宇航去海边。他第一次出院后主动让我带他出门。海风吹得很大，空气里全是咸味。他望着远处的海平面，忽然问我：“妈，您后悔生我这个儿子吗？”

我愣了一下，然后一巴掌拍在他后脑勺上，不轻不重。他“哎哟”一声。

“以后再说这种混账话，我还打。”我瞪他。

他揉着后脑勺，嘿嘿笑了。

我知道，他心里那个结，已经松了不少。至少，他开始相信，他活着，对我是有意义的。

四月，陈宇航的复查结果出来了。医生说病情控制得不错，肿瘤没有继续扩散。虽然不能说治愈，但已经比预想的好很多。江医生跟我说：“您儿子的求生欲，是医学解释不了的东西。”我心想，他那哪是求生欲，他是终于肯让家里人拉他一把了。

五月初，我带着陈宇航回国。飞机起飞时，我坐在他旁边。他侧过头，看着窗外渐渐变小的悉尼，眼神很安静。我问他：“还回来吗？”他说：“等复查的时候回来。以后，我想在国内多待待。丫丫也想回国读书。”我点头，心里踏实极了。

回到县城的家属楼，还是那间四十多平米的小房子。陈宇航一进门，眼眶就红了。他站在客厅里，看了看墙角那台老缝纫机，又看了看五斗橱上他爸的遗像，忽然弯下腰，深深地鞠了一躬。然后他走到陈德明遗像前，点了一炷香。

“爸，我回来了。”他说。

我站在门口，阳光从身后涌进来，把他的影子拉得老长。他转过身，张开手，说：“妈，抱一下。”我笑着骂他：“都多大了，还抱。”可我还是走了过去，把他搂在怀里。他瘦归瘦，肩膀却比我想象的宽。我这才发现，我儿子，真的是个大人了。一个在外面闯了二十六年、伤痕累累的大人。

那天晚上，我做了很多菜。刘桂香听说陈宇航回来了，也端了一盘糖醋排骨过来。吴刚提了一箱啤酒。陈宇航不能喝酒，就以茶代酒，跟他们碰杯。小小的客厅里坐满了人，热热闹闹的，我反倒插不上话。我站在厨房门口，看着他们。陈宇航坐在沙发正中间，刘桂香问东问西，吴刚在一旁插科打诨。陈宇航也不烦，笑着说这说那。我看着他，看着看着就笑了。笑着笑着，眼角又湿了。

等人都散了，陈宇航拿出手机，给我转了一笔钱。我手机“叮”地一响。我打开一看，是一万块。他笑着说：“妈，这是今年的压岁钱，提前给。”我假装生气：“你妈我都是七十多岁的人了，还收什么压岁钱。”可他执意要给。我只好收了，说：“行，等你以后挣了大钱，再多给点。”他点头，笑得像个孩子。

六月初，陈宇航说想回老家看看。我们坐上了回乡的班车。老家那间老屋还在，院子里的泡桐树也还在。正是开花的季节，满树淡紫色的花，风一吹就往下落。陈宇航站在树下，仰起头，看了很久。

“妈，就是这个味道。”他说，“小时候的味道。”

我走过去，跟他并肩站在树下。落花飘在我们头顶，落在他瘦削的肩上。我伸手替他拂去，说：“以后每年，都回来看看。”

他点头，紧紧握住了我的手。

我们母子俩，在泡桐树下站了很久，久到暮色从山那边漫过来，把整个村子都染成了金色。

我抬头看看他，又看看满树的繁花，心里头那口憋了二十多年的气，终于彻底吐了出来。

陈宇航说：“妈，过完这个夏天，我想把丫丫接回来，让她看看奶奶长大的地方。”

我说：“好。你们什么时候回来，奶奶什么时候给你们做糖饼。”

风吹过来，泡桐花又落了一地。我们踩着满地的花，慢慢往回走。夕阳把我们的影子，拉得很长很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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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事写到这里，我心里其实挺沉的。一个母亲用二十六年等来了一个真相，哪怕那个真相是残忍的，至少比活在猜疑里强。李秀兰说“钱不要紧，人在就行”，这八个字，在如今这个什么都拿钱衡量的年头，真是重得让人想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