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以无神论支撑近七十年的超级大国，在走向解体的最后几个月里，为了挽救这个民族滑向深渊的道德，向美国基督教会发出邀请函。
美国作家杨腓力的著作《克里姆林宫的钟声》第一章，收录了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写给美国教会的这封邀请函，这本书也详细描述美国教会受邀访问莫斯科的经过。
苏维埃在俄罗斯及附庸国掌握政权后，宗教信仰被宣布违法，教会土地、房产被没收，神职人员遭到逮捕、流放和处决。所有学校、工厂、集体农庄开展无神论教育，有宗教信仰的工人、农民会面临失去工作、被剥夺公民权利的惩罚。
60多年后，当这个最大的乌托邦帝国走向解体之前，整个民族的道德体系已经支离破碎。
特权阶层不再相信革命理想，只追求保住自身财富权力。普通民众为了维持生活不择手段，不再分辨善恶是非。在这个国家，金钱和物质已经成为最高价值。
为了麻醉空虚的灵魂，三分之一的成年人常年烂醉如泥，年轻姑娘不再视卖淫为羞耻。
当革命理想不能拯救道德沦丧，苏联高层想到宗教信仰。
1990年，苏联政府颁布了《关于良心自由和宗教组织法》，允许教会创办学校，允许父母对子女进行宗教教育，甚至部队官兵可以参加宗教仪式，神父可以去监狱向犯人传教。同时，政府不可以资助任何宣传无神论的组织和活动。
苏联政府派人去美国，考察基督信仰与道德水准的关系。随后，最高苏维埃主席团向美国基督教会发出邀请函：
当我国在经历这段艰难、痛苦的过渡时期，拥有正确的灵性和道德的观念，对确保我们能面对挑战、处理民事冲突，防止道德基础的崩溃，和防止道德标准的降低十分重要。
美国教会遵循伟大的教导：“信心若没有行为是死的。”我们知道你们的角色：你们可以帮助国家、社会的发展，并与其他国家、包括苏联，建立友好关系。
因为这样的了解，我们写这封充满兄弟情谊和合作精神的信。我们深信，苏联人民和美国人民一样，都有着相同的追求：我们都追求人道，清除腐化，并追求我们两国人民及世界各国人民之间的彼此相爱......
我们希望建立道德观念，发展慈善机构和公民组织。我们愿意协助美国教会代表团与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的领导人---戈尔巴乔夫总统、叶利钦总统，及苏联其他加盟共和国领袖们见面。所有这些领导都致力于发展基督教道德观念......
1991年十月下旬，美国教会友好使团取道法兰克福机场，抵达莫斯科。他们访问了最高苏维埃主席团、克格勃总部、《真理报》社、社会科学院，与戈尔巴乔夫总统见面会谈。而五年前，几乎所有的福音派活动在这里都是非法的。
在克里姆林宫，最高苏维埃主席团的代表与美国教会友好使团的代表面对面会谈，会议室的墙上悬挂着列宁演讲的巨幅画像。
一名负责国家安全的高级官员说：“在过去几个星期，我参与核武器裁减谈判，与美方官员有多次会议。我相信我们所做的武器裁减决议一定会让这个世界更安全。但我必须说明的是，为了国家和民族长期安全，今天与你们基督徒在这里的会议，比与那些国家元首在一起开‘核武器裁减会议’更重要。对人民而言，伟大信仰对我们的安全有更大贡献。”
最高苏维埃主席团主席卢本成柯（Konstantin Lubenchenko）则急切地问：“我们非常需要圣经，有什么方法可以免费让更多人得到？”
会谈结束时，最高苏维埃主席团的代表与美国基督徒友好使团的代表一同起立，为苏联境内各民族的未来祷告。
克格勃是苏联时期臭名昭著的恐怖机构。斯大林时代，约有四万二千个东正教神父被迫害致死，百分之九十八的东正教会被关闭。
当美国教会友好使团到访的时候，负责克格勃人事的副主席斯托亚洛夫(Nikolai Stolyarov)将军说：“我是有二十年党龄的老党员，我们的教育告诉我们：宗教分裂人民。但是现在我看到的恰恰相反：只有爱上帝才能团结统一。”
斯托亚洛夫将军承认他们曾利用神父作为内探，又在重要的教会职位上安插克格勃人员。他说：“政府太滥用宪法，而不是好好地保护宪法。”
当斯托亚洛夫将军为过去的行为悔改，并表示绝不再用武力来镇压人民的时候，美国教会友好使团成员之一---因为遭受逼迫而逃离白俄罗斯家乡六十二年的李昂诺维奇上前拥抱他。
这个曾让千千万万人胆战心寒的恐怖机构头子在李昂诺维奇的耳边轻轻说：“我一生只哭过两次，一次是在埋葬我们母亲的时候，另一次就是今晚。”
戈尔巴乔夫接见友好使团的时候，坦率地说：“我可以坦白地告诉你们---我是个无神论者，但我必须承认，长期以来，那本古老圣书给了我很大的安慰。忽视宗教信仰是社会的一大损失。我也必须承认，对我们现在所面对的重大问题的处理，基督徒比我们的政治领袖做的好得多。”
在苏联社会科学院，一位哲学教授激愤地对友好使团说：“为何需要上帝来维持道德？我们不需要上帝，马克思主义还没有失败......”
友好使团的代表希尔耐心地听他表达自己的观点，随后诚恳地谈起了自己的心路历程，他提起了大家都很熟悉的陀思妥耶夫斯的名著《卡拉马佐夫兄弟》：
我曾被伊凡的不可知论所吸引，甚至信仰动摇，但最终却发现伊凡的论证虽很有力量，然而他没有爱，他创造不出要实现他的思想所必需的爱。而我在基督里面找到了这爱的源头。
为了这份爱，希尔决定留在莫斯科，像牧人照料群羊一样，服侍那些痛苦而迷茫的人。他知道，友好使团一个星期或一个月的访问，不可能给这个国家带来持久改变，“但正是一群甘心奉献的人，情愿分担这个国家的困难与动荡，愿意站在人挤人的长队里购买面包，也许他们才能像盐一样来调和、改变整个社会。”
美国教会友好使团回国后，上万名美国宣教士进入前苏联，建立医院、学校、救济中心等机构，这些机构在苏联解体之际，为维护社会稳定和安慰人心，起到重要作用。
美国教会给苏联带来的不是政治方案，而是久违的爱与希望之光。在这明亮光辉下，在那一片冻土上沉睡已久的灵魂，开始悄悄的苏醒。
戈尔巴乔夫宗教自由政策以及美国教会为之付出的努力，虽然没有阻止苏联解体，却在这个气血耗尽的庞大帝国从高空坠落时起到缓冲作用，避免了一场难以想象的巨大灾难。
本文初稿写于2019年2月，修改于2026年8月，根据《克里姆林宫的钟声》等相关资料，回顾1991年苏联解体前夕的一段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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